本站原创“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花是土壤,我们会遭到嘲笑,因为我们混淆了花和土壤最起码的区别等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我们回答说酒是粮食,我们也会遭到嘲笑,因为粮食不是酒,这个回答没有触及粮食如何能转化为酒的奥秘.”① 孙绍振这段话发表于1985年,颇为形象地代表着当时批评界的焦虑：寻找“文学的本体”.
在焦灼的期待中,八十年代的“理论热”像失控的巨浪,冲击着“反映论”这濒于腐朽的理论藩篱.如几年后评论家所总结的,当时的情景“像洪水倒灌,半生不熟甚至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更是狂轰滥炸.”② “新批评”也被裹挟于其中,“凭借其强大冲击力充当了几乎所有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涌入当代中国的先驱.”③ 过于匆匆的相逢,近乎误会的盟誓,批评家们一度把“新批评”奉为圭臬,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意料之中,这一切迅速归于寂落,风云变幻之际,“主体论”的大旗迅速地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基于此,本文尝试回到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在“语境”更迭、转换的大前提下,以“新批评”参与、引发的“文学本体论”论争为中心,分析八十年代怎样“想象”以及如何“接受”“新批评”.在此基础上,切入“新批评”与“启蒙”文学观的内部,分析二者貌似亲密的关系下的对峙与紧张,以此为观照的视角,尝试梳理“新潮文论”从“本体论”到“主体论”这一过程中被遮蔽的演进逻辑.简言之,笔者将通过分析“理论”与“语境”之间纠结着诸多问题的“对话”,以此描述八十年代微妙的“知识立场”.
一“反映论”的衰落
八十年代“语境”的更迭,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本范式以及被指认为“反映论”④ 的理论规范的衰落.而这一整套“成规”,构成了以“本体论”、“主体论”为代表的“新潮文论”确立“自身”的“他者”,“新潮文论”正是在对其不断地反思与批驳中,一步步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论”的衰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当代文学史的描述中,似乎随着“”这一大的“神话系统”的崩溃,原来附着其上的“文学成规”自然土崩瓦解.然而,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嬗变轮换,原有的文学成规并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首先尝试着基于语境的变动做出新的调整.
高层领导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指明了原有 “成规”的调整方向：“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 ⑤
“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文学规范在八十年代的“再次出发”――在“伤痕文学”之后“去伤痕化”,通过塑造新的“典型形象”,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重新掌控文学发展的路径.恰如贺敬之所点明的,“我认为,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正是新时期文艺创作所面临的中心课题.”⑦ 在这样的文学规划中,“改革文学”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蒋子龙等作家所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这样的作品、人物形象被指认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如果这样的文学图景得以实现的话,或许之后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难以出现,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将统摄于“改革文学”,再次“一体化”.
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剧烈变动,以及如“朦胧诗”等表现“自我”的异质性的文学形态的挤压,“成规”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调整”的重中之重,就是与“”所树立的文学规范划清界限.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在当时各个刊物组织的相关讨论会上,与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相比,发言人往往首先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应该避免再次陷入“高、大、全”、“假、大、空”的创作模式,从“生活”而不是从“琐碎的‘新人’概念”出发.如《文艺报》组织的“座谈会”总结的,“不能把新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们必须进一步肃清所谓‘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之类的影响.”⑧因此,必然要求“摒弃‘三突出’的那一套,写出人物的血肉与个性.” ⑨然而,无论如何调整,都难以避免“旧瓶装新酒”的尴尬与紧张.如当时的批评家指出,“既要强调表现理想,又要防止违背生活逻辑的‘理想化’”⑩； 同时又反复强调,“我们强调对人物描写的历史真实性,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同时也必须强调表现革命理想的重要意义.” 这一过于灵活的“辩证法”,其实反映了“调整”的两难处境.
这样“两难”的“调整”,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毕竟,“反映论”始终联系着一系列阴暗的历史记忆与想象,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已然堵塞了它改进的空间.同时,新时期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无视这一套“规划”,从畸形的瓶颈中奔涌而出,正不断地走向“本体”,如当时批评家期待的,“如果说在创作上,我国当前已出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流派（就‘流派’的宽泛意义而言）,那么也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式的本体论批评流派.” 有的批评家就此认为,“本体论批评在我国的崛起并作为一个富于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由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的裂变决定的.” 既然“反映论”无论怎样调整,也不能放弃自身质的规定性,无法适应当时狂飙突进的批评界的要求,那么寻找“突破”与“发展”势必成为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共识.恰如刘心武所概括的,“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不但主要作家（其中主要是一批三十五岁左右的作家）以他们不同凡响的作品突破旧有的文学观念,构成了崭新的文学现象,而且,直接从理论上探讨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发展,也已成了一桩不仅必要而且迫切的事.”
当时的论者“探讨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发展”、构建“新潮文论”的矛头,很清楚地指向原来的“反映论”.他们文章的开篇,往往是充满挑战色彩的论战姿态,“不管现行的文艺理论体系讲了多少文艺的外部规律,讲了多少文艺的内部规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内部规律.因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艺术.”“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刘心武的观点更进一步,与以往的论者把批判的范围小心地局限在“庸俗的社会学研究”相比,他认为,“不但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和批评令人厌恶,就是不庸俗的单一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标准,也是使人厌烦并窒息着文学的发展.我们亟需向文学内部即文学自身挺进,去探索文学内部的规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去探索文学的本性.”
反映论的衰落、对“文学本性”的呼唤――这一“语境”的更迭,使得进入“当代”以来一直被打压为“文化逆流”的“新批评”,迎来了新的契机.
二回归“本体”
《文学评论》于1985年第4期推出“我的文学观”专栏,往往被认为是“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肇始.这一期鲁枢元、孙绍振、刘心武等发表多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把本体论作为一条自觉的思路”. 刘再复发表于同年第2期、第3期的《读书》上的一段话被反复引用,指出了当时“本体论”的理论方向：“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个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本体论”的呼唤,呼应了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的翻译、介绍“新批评”的潜流.“新批评”除了在三四十年代昙花一现外,一直处于受主流文论压制的状态,被批判为“从垄断资本的腐朽基础上产生并为之服务的文化逆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语境的更迭,对“新批评”的译介活动逐渐展开,渐成气候.袁可嘉、杨周翰、赵毅衡、张隆溪等学者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向学界介绍“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赵毅衡教授,他于八十年代中期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是国内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资料翔实,见地深刻,影响极大,在“本体论”论争中成为各家援引的理论来源.如同评论者的总结,“在其他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译介、研究论著中,就全面、翔实、深刻而论,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此外,一系列在八十年代炙手可热的译著,如《文学理论》、《“新批评”文集》、《中国现代小说史》等,都可以纳入“新批评”的知识谱系.
“新批评”的兴起与“本体论”的呼唤之间,维持着一种密切的互动.从刘再复等人的文章里,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受到《文学理论》等著作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倡导与呼唤进一步引发了“新批评”的热潮.恰如当时的评论家总结的,“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
为什么在众多西方流派中“新批评”被选为“理论武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批评”与原来的批评范式最为抵牾,正如后来的论者对此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 也就是说,“新批评”不在于“立”,而在于“破”,撕裂“反映论”的帘幕,为“新潮文论”的突围开辟道路.“反映论”阵营的批评家对此十分清醒,尽管他们带着可以想象的偏见,但是概括得不无道理：“文学本体论问题的提出,是某些论者进一步离异文艺反映论的需要”；“表现出某些论者的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理论倾向”；“是某些论者对文学‘回复到自身’的响应.”在此基础上,论者不无刻薄地指出,这些文章“制造气氛、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建设性的理论建树,而仅仅是“一种明确的理论导向”.
颇为有趣的是,在“新潮文论”的阵营,评论者的概括除了用语的褒贬不同之外,意思居然和对手十分相似.夏中义认为,和“纯粹”的理论建设相比,当时首先需要的是“清道夫”式的文论：“它的使命并不在于自我建树,而在于扰乱且动摇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怀疑或蔑视.它们是清道夫.”
故而,“新批评”的价值,在当时不是凭借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而是需要通过对“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当时的评论文章很喜欢在各个方面比较“反映论”与“本体论”：“反映论与本体论的确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文艺观.”在梳理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价值的标准等多个方面后,论者认定：“反映论注重文艺的认识作用,本体论则注重文艺的审美作用.” 在回归“本体”的氛围中,“反映论”与“本体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浮沉.基于此,由于“本体论”一直被认为是“新批评”一切批评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核心” ,故而“新批评派”受到了当时的评论家们热烈的赞美,被誉为“本世纪以来影响最大、历时最久、阵容最强和成就最高的一个批评流派.” 当时所想象的“本世纪”的“批评史”也颇为有趣,“充满了‘想象’那个‘西方知识谱系’的浪漫色彩和叙述成分.” 当时的评论家认为,“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新批评”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被想象成一个卓越的范导者,一个伟大的奠基人,其他的流派似乎仅仅是在“新批评”开拓的“金光大道”上胜利前进,“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
“本体论”与“新批评”这一历史性的“合谋”,契合于程光炜的分析,“‘西方知识谱系’为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提供的,不仅是用以表述自身状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表达方式,同时更是一个借重构‘西方’来重构本国‘学术文化’的理想化镜像.” 然而,在这一“重构”的过程之中,“新批评”理论本身的丰富、庞杂以及微妙的矛盾被压缩、化约、遮蔽.新批评对“文本”自在自足的态度、推崇“细读”的批评方法等与当时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且批判“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的指向已然溢出了“反映论”的疆界――这一切注定了二者之间的“亲密”是暂时的.
三“启蒙”：新秩序
八十年代的“新潮文论”意义上的“本体论”与“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之间的紧张,预示着“新批评”仅仅是一个“同路人”,这一“理论武器”不能以自身的理论展开为目标,而只能作为“武器”服务于“新潮文论”的“历史任务”.回溯当年的“本体论论争”,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本体论”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反映论”的打压,而是自身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本体论”指向“主体论”. 如当时评论者的概括,“刘再复《论文学主体性》的推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文学本体论的呼唤突然失去嗓音,消歇下来.”
正如后来的论者所发现的,“把视野扩大一点,我们会发现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内外之争’实际上是其后关于刘再复主体论理论论争的序曲.” 梳理“主体论”的理论脉络以及周边文本,对本文而言是一个过于庞杂的任务.刘再复被反复引用的一段话,或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文学主体论“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也就是说,“在文学活动中等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目的,为中心.” 以此反观刘再复对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呼唤,大致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刘再复念兹在兹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的区别,其标准其实不是“新批评”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充满了“八十年代”意味的“人”,“内部/外部”相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
“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与“主体论”在八十年代中期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部其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理论紧张.颇为近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不无荒诞的逻辑,正是在共同批判“反映论”的前提下,双方才勉强扭合在一起.夏中义的一个调和的看法颇为有趣,“主体论与本体论分道扬镳,心却息息相通：即别瞧它们火气削退,似乎皆沉湎于书斋的恬静,其实它们已沉潜到方法、观念和学科领域,正同流行文论展开了深层次较量.”
所谓“息息相通”,更接近于天真的一厢情愿,二者之间的张力,并不亚于与“反映论”的冲突.1985年提出的“文学本体论”,属于“以人为目的、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划的一部分,其意义被限定于“清道夫”,“硝烟弥散之后,虽不见有宏伟的新论崛起,但世袭领地上的传统建筑已开始土崩瓦解.” 对“新批评”的援引,并不是为了“新批评”自身理论谱系的展开,而是作为“扫清道路”的“理论武器”,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理论目标――“文学主体论”. 正如当时的评论家盛赞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新时期十年文学理论的最高形态.” “本体论”作为走向“最高形态”的一个阶段,必定要被扬弃和超越.
故而,当时的论者指出,其实存在两种“本体论”――“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和“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当时被称为“形式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 在“主体论”这一启蒙主义的文学规划与历史图景里,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善与超越.既然“人”才是真正的“本体”,那么“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也是一种“外部”的“本体论”,如当时的评论家宣布的,应当抛弃“把艺术等同于形式、文本、符号,即仅仅把艺术限制在‘文学的外部’的本体论.” 因此,“新批评”必然显得十分“狭义”,如刘再复批评的,“这派过于注重形式,显得精细有余而宏观不足.” 当时的评论家曾认为,“把艺术本体论等同于作品本体论,这是一种十分狭义的规定,它实质上将艺术本体论取消了.等艺术的真正本体只能是人类主体.” 因此,“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必然要求“首先是以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为出发点的本体论.”更直接地说,“只有抓住了人,才能真正抓到文学本体,抓住文学的根本.因为人不仅是宇宙的灵长,文化的造物,亦是文学艺术的太阳,是它的上帝.”
和“本体论”的“狭义”相比,“主体论”走向“宏观”,抹平“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碍手碍脚的界线,“旗帜鲜明”地隶属于启蒙主义“反封建、反专制”的“人道主义”的伟大进军.诚如何西来的概括,“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的提法.” 作为“人道主义”的“开路先锋”,“主体论”被当时的评论家赞誉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最首要特征和意义,便是高扬了人道主义.等民族精神和物质的现代文化,必然要与这被封建观念划定的理论禁区形成尖锐冲突.文学理论感应着民族时代的神经,率先地攻占下了这样的禁区,高扬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和“新批评”相悖,“主体论”热烈拥抱“现实社会”,强调批评家的“使命感”,“现实社会对这一理论的需要便构成了最深刻的原因.” 正如当时的评论家的理解,“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由于社会现实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中国文艺理论始终不能局限在纯粹的艺术范畴中,而须承担社会使命.”
程文超在九十年代初就此有一个清楚的概括,“作为批评家,他们要推动艺术变革,而推动艺术变革的最大潜台词是社会/历史变革,这是流动在他们血液中的‘使命意识’.”
由此,“主体论”与“本体论”或进一步说启蒙主义文学观与“新批评”在“人/文本”、“宏观/微观”、“社会使命/诗歌自身”等多个层面上密布分歧.彼此“知识立场”的分歧,“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艾伦退特在发表于四十年代的《诗人对谁负责》里就点得明白,“他们也许相信其他一些什么未尝不可取的东西,但他们不相信诗歌本身.迫使诗人不做诗人,而去做某种政治思想的宣传家,这才是不负责任的.”
回到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赵毅衡当时已然注意到了彼此的分歧,“我们的文学理论往往不注意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明证.而且我们始终着重在创作论上讨论文学特征,不像新批评派那样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讨论文学特征.实际上,作者-作品-读者这文学三环节,从作者文学过程找文学特异性是最不可靠的.” 其间的关节点,正如赵毅衡在日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如果说“新批评”也有“启蒙”的任务,那也是“形式批评”的启蒙,“是从形式到形式,不是从形式到内容,更不是从内容到内容.”“形式批评的启蒙工作,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是十分必要和相当重要的.” “形式批评”的启蒙,和刘再复等学者秉持的“启蒙”,毫无疑问是两条路径.从“本体论”到“主体论”的逻辑演进中,我们发现,隶属于“启蒙”的文学理念十分接近“文化革命”的思路,在各个学科中推崇哲学,迷信“思想/文化/精神”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巨大魔力.与“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相比,他们其实更接近“反映论”,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形式.就此问题,当时的评论家刘大枫的看法尖锐而透彻：“如果说传统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侧重于一般哲学原理的演绎而对文艺文本的特殊性揭示得很不充分,那么,以对人类本体、人生本体的研究来代替或削弱对文艺本体的研究,就应当说是同一弊端的另一种形式,是对‘对象的性质’与‘本质力量的性质’的混淆.”
诚如程光炜对八十年代两种“知识谱系”的梳理：对于启蒙主义语境中的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而言,“”对社会、文化、经济造成的全面灾难和深重危机,成为这种知识谱系之建立的主要历史思想依据.“包含了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境遇的同情性的思考”；那么对于“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而言,“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单为用于‘现实干预’的思想武器,而是内在人格培养的一种东西.上述表述,显然构成了对‘后’中国‘知识谱系’的批判性反思,与此同时意味着是对‘现代西方知识谱系’的另一种‘重构’.这种‘重构’的直接意义就是,使当代中国学术‘彻底’摆脱非学术因素的束缚和制约,从而使其获得‘纯粹’而‘自主’的地位.”
然而,在八十年代的“话语场”中,“前者”处于“强势”的地位,对“后者”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抑.“本体论”在八十年代昙花一现,被狂飙突进的时代所裹挟,跌跌撞撞地奔向了“主体论”的大旗.就这样,喧嚣不安的潮流此起彼伏,而阴云已然在时间的尽头积聚.具体到理论成果上,在喧哗与骚动后,令人遗憾地“寥寥无几”.如程文超所回顾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人们谈论了几年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法国结构主义,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从事着批评,但当人们回过头来‘清理战场’时却惊讶地发现,真正‘像’新批评或结构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在对形式主义的追寻中逃遁了.中国批评家既无法把作家也无法把中国历史从文本里砍去,他们重视形式分析,却不可能把文本作为孤立的‘客体’.”
启蒙主义文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的“秩序”：对于理论旅行而言,这是一处陌生而熟悉的“海关”.经过一系列凸显、强化、压抑、遮蔽,匆匆通过的文本被打上了启蒙主义色彩的“印章”.在八十年代的语境里,就这样预设下了启蒙主义文学观的“暴力”：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充满着神谕般的规划、含混的宣告、迷醉的抒情、流放者归来的控诉、悲剧英雄的自我期许,过于发烫的理想以及激动不安的叛逆.“人”的旗帜高高飘扬,喑恶叱咤的时代,容不下一个“精致的瓮”.
注释：
①
孙绍振：《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②[25][35][36] 夏中义：《历史不容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③[21][23][27][33]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43页、69页、72页、45页、48页、7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④ 在当时多位批评家的文章里,对原来的这套文学成规的命名含糊而混乱,大致有“反映论”、“庸俗社会学”、“社会历史研究”“文艺思想”、“认识论文学理论”等不同称谓.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搁置对这一系列命名的细微区别,一概称其为“反映论”.
⑤ 相关论述参见《历史不容避讳》.
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选自《文选（1975-1982）》,第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贺敬之：《总结经验 塑造新人――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
⑧孔周整理：《努力塑造光彩动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记本刊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文艺报》1981年第24期 .
⑨[11] 缪俊杰：《写好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1期.
⑩ 薛智：《一九八一年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6期.
[12][26] 赖干坚：《文艺本体论对反映论的碰撞与渗透》,《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13][30] 陈剑晖：《走向本体的批评》,《文艺争鸣》1989年第1期.
[14][17] 刘心武：《走向文学本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15][41] 彭富春、扬子江：《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
[16][19][40]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3期.
[20] 袁可嘉：《“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22] 熊元义：《论“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5期.
[24][32] 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选自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第811~812页、81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28][37][44][45][47] 宋耀良：《本体论批评与主体性理论的互补效应》,《作家天地》1987年第4期.
[29][31][53] 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34]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38] 严昭柱：《论“文学本体论”》,《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39][42] 陈剑晖：《文学本体：反思、建构与超越》,《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
[43] 转引自宋耀良《本体论批评与主体性理论的互补效应》.
[46] 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48][54] 程文超：《对“需要修补的世界”的独特言说――八十年代批评中现代主义话语回顾》,《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49] 艾伦退特：《诗人对谁负责》,牛杭生译.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50]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1]罗义华：《中国的形式批评与文化批评――赵毅衡先生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52] 刘大枫：《文学研究的哲学选择：本体论与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第11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