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每当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曾敏之先生.因为曾敏之先生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只春燕,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的播种者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史的展开,与曾敏之先生的先行实践和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一、
呼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是曾敏之在1978年率先发出的.
1978年,对我们国家,对曾敏之个人,都是不同寻常的.这一年,是继“”粉碎以后中国历史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党校校刊和《光明日报》相继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揭开了准确地、完整地学习、掌握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这一年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左倾路线的束缚,为全党确定了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将全党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年的转折,不仅关乎着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样关乎着千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其中就包括曾敏之.
曾敏之从参加抗日运动、追求进步到融入革命事业,书生报国,热情奋发.他吃过苦,坐过牢,作出过许多贡献.但在1957年,只为提了一条意见,就被错误地划为分子,从当时的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中国新闻社“三联办”主任的位子上撤下来,上山植树,劳动改造.此后虽然撤销了处分,到暨南大学执教,但在政治上并未获得彻底的解放,“”期间依然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是1978年,国家历史命运的转折,带给了他个人命运的彻底转变.这年的夏秋之交,港澳工委找他谈话,政治上给他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要他去香港接掌香港《文汇报》编务.“”中,香港《文汇报》跟香港《大公报》一样,在“”的影响下“左、左、左”了,失去了读者的信任.现在要改组领导班子,拨正航向,以期重振这个文化舆论阵地.这个任务,要落到曾敏之和他未来的同事身上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曾敏之回答“是”还是“不”呢
尽管曾敏之在政治生活中受过挫折和委曲,但他不计较.他也没有一朝被蛇咬,三午怕井绳的胆怯.他服从需要,欣然应命.因为,他与香港《文汇报》有历史渊缘.同时,政治上十分敏锐的他,此时已深深感到,在同志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国家将要沿着新的方向开始建设和发展了.作为一个胸怀报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他要为这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还想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敌人的封锁和自闭,国家与外部世界相当隔膜,香港当时是我们国家望世界的窗口,掌握舆论阵地,正确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促进文化交流,不仅涉及到国家形象,还涉及到加强与港、澳、台同胞的联系和沟通,增进他们对祖国的了解,为港、澳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做思想文化的铺垫.这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他义不容辞.
曾敏之就是怀着这样的认识到达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评论委员会主任(撰写社论),兼任《文艺》周刊主编和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虽然社务、编务千头万绪,但他考虑的一个重点则是内地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他亲自编辑《文艺》周刊,主持文汇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刊登和出版内地著名诗人、作家和香港青年作家的作品,使《文艺》周刊和文汇出版社成为内外文学交流的阵地.同时,他也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检视港、澳、台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他发现在香港这个华洋杂处、光怪陆离的世界,同样有具有文学精神的作家和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美学意义和认识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值得内地的文学界关注.
1978年底,正当他要寻找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广东省作家协会召开创作座谈会,他应邀出席.曾敏之觉得,在这个会议上,把问题提出来,可以说正当其时、正合其地.于是他认真准备,写了发言稿,做了题为“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发言,郑重呼吁关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他在分析港澳和东南亚汉语文学的基本情况后,着重阐述了三点：即要拨乱反正,文学交流最能见成效；要打通内外交流的管道,文学交流最容易被接受；港澳回归,台海统一,要从文学、文化交流着手.曾敏之这个思想超前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发言,如春雷轰鸣,语惊四座.然而对他的发言反映如何呢我们不妨在分析了座谈会的整爪情况后,再作结论.
二、
首先,这次创作座谈会虽然是广东省作协召开的,但它的影响远远超越广东省.因为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这些文学界的老领导都应邀到会,并发表了讲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以及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长春电影制片厂、《湘江文艺》、《江西文艺》、《贵阳文艺》、《杭州文艺》、《上海文艺》等杂志编辑部也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广东省老中青作家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十分热烈.广东省作协机关刊物《作品》(月刊),在1980年的第2－4期上,相继发表了周扬、林默涵的长篇讲活,发表了欧阳山、杜埃、陈残云、萧殷、于逢、韦丘的发言.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林默涵的《总结经验,奋勇前进》的讲话,以及欧阳山等人的发言,有对“”的批判、有对历史的回顾、有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展望新时期文学创作发展时,也有文艺政策方针的宣示.而这种宣示,无疑有引领全国的作用.所以这个创作座谈会无疑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座谈会.曾敏之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做了这样一个超前的打破教条主义意识形态障碍的发言,一方面引起了相当多的代表的热烈反应,同时由于认知的差距,也引来了警惕的目光.一位在广东和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老作家就说,曾敏之到香港后,满脑子都是资本主义文艺,要注意呢.他还对曾敏之作了善意的“警示”.也许是受制于这位老作家观点影响吧,《作品》没有刊登曾敏之的发言摘录.《作品》第5期刊登的、该刊记者采写的关于这次创作座谈会的长篇报道――《春风桃李灿若火》,涉及到了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和许多人的发言,但曾敏之提出的问题和发言,报道只字未提.这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滚滚向前,继《伤痕》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创作之花,正在冲破“”的思想毒害和文艺教条主义的风霜雨雪,绽放文坛；但是由于“”的流毒甚深和长期的文艺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文艺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仍相当激烈.1979年8月,广东省作协再次召开部分会员座谈会,批判所谓“解放思想过了头”、“百花齐放放糟了”、“歌德与缺德”、“向前看与向后看”等等左倾谬论,提出要“排除思潮干扰,乘胜前进”.这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文艺思想激 烈斗争的氛围里,在许多人对面向海外交流还存在着思想藩篱的环境中,曾敏之的“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发言,还是一枝春寒料峭中待放的花,可钦佩的是曾先生的卓识和勇气.
曾敏之当然没有因为春寒和好意的“警示”而退缩,而是率先展开对台、港和新、马、泰华文文坛和华文文学创作状况作介绍和评论.1979年1月,他写了《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以下简称《一瞥》),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花城》的创刊号上.开了“”以后中国大陆关注台、港、澳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先河.《一瞥》在介绍香港文学的时候,侧重介绍了吴其敏先生主编的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在武侠小说、商业消费文化、乃至垃圾充斥的香港,纯文学刊物是很难生存的；但是在吴其敏先生的热忱和坚持下,《海洋文艺》已出版了六卷,还出版了《海洋文艺丛书》.曾敏之为吴先生在艰难挣扎播种的文学精神所感动,亲自到编辑部拜访了吴先生.他赞赏吴先生“似一个哨台的战士,守望于南疆”,并赠诗一首：
高楼纵目对汪洋、此是平安旧战场.一自文星辉大泽,伫看汉德代搀.
曾敏之积极评价了《海洋文艺》的倾向.他写道：“《海洋文艺》刊登的小说作品多反映海外的社会现实生活,散文、诗歌也令人感受到海洋的气息；研究则遍及现代与当代的作家作品,特别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老作家很受重视.对古典文学,也有研究专文,唐诗、宋词颇为海外人所欣赏,研究专文也就偏重一些.”“《海洋文艺》在寂寞中逐步走向喧嚣的国际领域,已远销到东南亚各地去了.”
《一瞥》还介绍了适合中学生阅读、在寂寞中走过了十四个年头的《当代文艺》.曾敏之写道：“从《当代文艺》发表的散文中,却看到了怀念祖国的强烈感情.”在一篇《迟来的礼物》的散文中,作者写道：“‘v’的兴奋神情令我有些羡慕而且妒嫉等竟然高视阔步的走过罗湖桥,晴空万里的飞越楚泽秦岭,备受优容礼遇的欣赏故国山川.而我呢,我从那些地方来的,现在仍是一个思念故乡的人.老实说,去国三十年,离乡八千里等故乡的泥土气息仍然那么强烈的萦绕在脑海里.”
《一瞥》披露了香港文学作品出版的讯息.继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香港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出版了了《现代文艺丛书》,以及自“五四”至三十年代诸多作家的作品选集.香港大专院校,也选这些作品作为文学教材.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文艺的主要阵地.《一瞥》指出“南大师生组织了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了《北斗文艺》、《新生》纯文学月刊.新加坡大学也组织了中文学会,出版《激风》月刊”,研究方面则偏重于古典诗词和鲁迅的作品.曾敏之在读了谷雨的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后,作出了自己的批评：“对话连篇,自然主义的痕迹十分显露,这难怪他感到寂寞了.”对周颖南的杂文则有赞赏：“《迎春夜话》是他的杂文集,内容记叙的是与诗人、画家、书法家的交游,娓娓清谈,不拘一格,这也是新加坡文艺的一朵花吧！”
马来西亚,《一瞥》侧重介绍了《赤道诗刊》和《大学文艺》.它们“反映了当代(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的动态.前者出版过《鲁迅纪念专页》,也辟了《中国诗选》一栏,选载了贺敬之、袁鹰、严辰、梁上泉的诗”.《大学文艺》是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编辑的,发表马大学生的作品为主,研究侧重于鲁迅与“五四”时代的作家作品.
在介绍泰华文学时,《一瞥》从当时的《泰华文学》月刊上窥见了当时泰华文艺思想的动向.“在观念上接受祖国文学思潮所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它号召泰华文学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泰华文艺要“亲切地体会泰国民族的风俗习惯”.它满怀信心地宣布：泰华文学正在“播种”,“是三月的桃树――开花；是四月里的杨梅一结果；沙漠里的仙人掌一常青.”
曾敏之是1978年10月奉调到香港的,在短短三个月里,在报社社务和编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广泛阅读,于1979年1月,写成了这篇鸟瞰港澳和新、马、泰华文文学的《一瞥》.为多少年来完全隔膜于外部世界的大陆文坛,打开了一扇陈望天光行云的窗子,使大陆的读者,也能看到外部世界朝露滋润的朵朵鲜花.所以《一瞥》,在中国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和拓荒的意义.
三、
继《一瞥》之后,曾敏之又以《海外文情》为总题,连续写了《尊严与追求》(1979)、《新加坡汉语文学掠影》(1979.7)、《深刻、隽永、海洋风》(1980.3)、《海外文谈》(1980.7)、《海外文情(一)》(1980.8)、《海外文情(二)》(1980.8)等文章在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和广州《羊城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不仅进一步介绍了港台和东南亚华文学的现状和概况,而且对海辛、何达、舒巷城、张君默、吴羊壁、谢雨凝、李辉英、刘以鬯、胡菊人、司马长风等近二十位香港作家,和白先勇、於梨华等台湾作家,都作了点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同时,曾敏之又接受花城出版社的委托,连续编选出版了《香港作家散文选》(1980)和《香港作家小说选》(1982).他在为这两本选集写的序言中,继续阐述他“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主张.他动情地说：“能为沟通香港与内地文学交流略尽绵力,我是引为荣幸和愉快的.而花城出版社之重视文学交流,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他中肯地评论香港作家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成就：“其实香港这个海岛并非仙山,也非莽泽；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经历了人间各种的遭遇,自有其喜怒哀乐的情怀,他们对祖国更有一片赤子之心.这本选集是以散文这种形式反映了这里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作家们以敏锐的触角、人道主义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等从不同的感受、角度写出了香港社会的真实.”香港作家的小说集“多方面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生活,不论是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市的风情、下层劳动人民的遭遇等都在小说中等作了反映,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所呈现的众生相.”
在两篇序言中,曾敏之还对两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文学内容与文学技巧问题.他对长时间以来形成的、避谈文学技巧,偏重内容的偏向提出了批评.“其实,作家选定了题材之后,就必须寻找适合于表现题材的形式.内容固然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这种辩证关系是不可割裂的,愈重要的题材,愈要高超的表现形式.我们固然否定片面追求外在形式效果的创作倾向,但也不能忽略艺术形式.”他认为：“香港作家较少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因而他们在创作上的表现形式是有参考作用的.”
二是关于所谓的“文化沙漠”问题.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纯文学难以发展.对此他指 出,当时的香港“也有一批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耕耘的朋友,他们在艰苦中拓荒、播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可是时代毕竟向前,形势在变化,《香港作家小说选》的出版就可证明他们的耕耘、播种正在开花结果”,“向前看,我相信香港文学的前景有着灿烂的明天.”
曾敏之的这两篇序言,对内地读者正确认识香港文学,起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四、
曾敏之不仅率先发出“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呼吁,率先挥笔介绍港、澳、台和新、马、泰华文文学,编选《香港作家散文选》、《香港作家小说选》,他还积极地进行组织推动.他的组织推动,对促进中国大陆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且不说他利用处于香港特有的地位,不断邀请、接待内地文艺界人士访港交流所发挥的作用,且不说他与香港的朋友们创办了香港作联,促使内地与香港文学交流更组织化,更具规模,也不说他跟饶子教授等筹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只要看一看他在1979到1980年代初所做的几件工作,就足以说明他在组织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了.
第一,1979年春节回广州度假期间,在宴请秦牧(时任暨大中文系主任)、杨嘉(时任中文系副系主任)、陈芦荻和许翼心的饭桌上,他郑重建议暨大中文系展开台、港、澳华文文学的研究.他的建议获得了秦牧他们的支持,并当场确定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建立研究小组,中文系拨出经费,由曾敏之在香港收集资料.于是,在海关管制甚严的当时,曾敏之运用他的便利,陆续为暨大采购到了一批资料.除台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外,还有白先勇主编出版的《现代文学》杂志,以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丛书――台湾作家自选集等等.这为暨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的资料保证,也惠及了许多拓荒者.
第二,1980年4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曾敏之应邀在会上作关于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的报告.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学会决定筹建属下的港台文学研究会,学会建议将港台文学作为文学教学内容,列入大学教学计划.与此同时,曾敏之受聘暨南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组建并兼任中文系港台文学研究室主住,主持筹备开设《港台文学研究》课程.此时,暨大已经起步的港台文学研究,在曾敏之参与和带领下,已经形成了组织团队.1981年3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港台文学学会正式成立,曾敏之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自此,曾敏之以研究室主任和会长的双重身份组织推动港台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
第三,在这阶段,曾敏之组织推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1982年6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他和秦牧共同主持了这个会议,并且做了主题报告,深入分析了港台文学的现状,为港台文学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参考意见.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者的聚会.来自两岸三地三十多位代表中,有来自香港的曾敏之、彦火、梅子、陶然、海辛和萧铜等,有来自台湾旅美诗人秦松,这个会议又是内地的研究工作者、作家,与港台作家首次成规模交流的聚会.会议出版了论文集,首次体现了自1979年以来内地研究港台文学的成果.不过,这还不是这次研讨会召开的意义的全部.它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研究的开辟历史的起始阶段,这个会议在中国内地研究者散在的群体中,投入了一颗有磁性的内核,使这个群体逐渐聚合,且越聚越紧密,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以致于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和获得了今天的丰硕的成果.
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足迹,而这些已延伸得长长的足迹,却是从曾敏之先生那儿起步的等2005年9月,在杭州西湖为庆贺曾先生八十八岁米寿而召开的“曾敏之文学生涯七十年笔会”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子教授、在题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的发言中,曾对曾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作了准确的评价.这里就用饶教授的活,作为本文的结语：“回顾二十多年来曾敏之先生引领我们在这一领域不断拓展前进的历程,面对先生在这方面为文学界、学术界所创的业绩和贡献.我们从中领会到先生的那种开放、博大的文学精神,敏锐的学术意识和非凡的气度和凝聚力,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陆士清,男,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