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立足于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文本本身,围绕沈从文立足文学为本的批评立场,从中看出其文论具有审美、严肃及作家作品风格评论的特征.
关 键 词 ：沈从文文论,审美,严肃,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广为众人所熟悉,可能小说家的名声太大,把他作为文论家的身份给淹没了.相比对他小说的研究成绩,有关他文论研究的资料少之又少.事实上,沈从文在文论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他的文论文章很有特色,文论思想显明深刻.沈从文的评论最有特色且具有代表性的是《沫沫集》,此外《序跋集》、《废邮存底》、《续废邮存底》等都有一些能彰显沈从文文论思想观念的评论.
纵观沈从文的文论集,会有一个总体印象：沈从文自由、坦诚地言说自己,以最虔敬的态度信仰着文学、建造着心中希腊的小庙,希腊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因此他的评论文章带有丰富的创作经验.
一、审美评论
在文学评论越来越走出文学,文学研究越来越失却“文学性”的主流声音之外,沈从文更执著于追求文学的审美和道德本身.
沈从文笔重审美化的评论恰如一碧小溪.这里不妨略举一例：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农村寂静的美等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1］
虽然沈从文的文论偏重审美印象式体悟,但却不空洞,在审美感受中也注重理性化批评.这里不妨略举几例：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等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一点另外的东西.”［2］
“不过实在说来,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也很有过,如像在最近一个长篇《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3］
二、严肃评论
沈从文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要写作时,他的回答更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严肃”作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理想：“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等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4］他在1934年1月10日和2月21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分别发表了《论“海派”》、《关于海派》两篇文章,揭示海派风气作祟妨害文学健康发展,歪曲文学的意义.沈从文的观念是“新的文学要它有新意,且容许包含一个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对国家未来的憧憬,等写作品,即超越商业习惯上的成功,完全如一个老式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品的虔敬倾心来处理,来安排”［5］.
因此,沈从文在评论海派代表人物穆时英的作品时就一贯着他的批评观,说及穆时英“作者不只努力制造文学,还想制造人事,因此作品近于传奇.适宜于写画报上作品,写装饰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6］.穆时英的短篇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其中的情爱故事带上了更多轻飘飘、甜腻腻的洋味,他对这本小说集的评论恰切：“对于恋爱,在各种形势下的恋爱,无理解力,无描写力.作者所长,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浮而不实文字任意涂抹”［7］.
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作家》里的一番话可以看作是对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思想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8］
三、风格评论
沈从文文论的特色还在于对许多作家进行了一种偏重作家风格的评论.沈从文往往在论及某一位作家的文章开头,用寥寥数语,对这个作家的总体风格特征加以勾勒感悟.这一特色主要集中在他的评论集《沫沫集》里.这里不妨略举几例：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等是周作人先生.”［9］
“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波,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10］
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传达出沈从文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珍视.此外,沈从文在对作家风格进行描述时,常常会和作家的人格、习气融合.如沈从文指出废名用字方面,“最能在节制中见出可以说是悭吝文字的习气的”［11］,而在《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成不庄重的放肆情形,指出是一个失败之作,因为和废名用一支笔把境界纤细画出的性情、习气相去甚远.正是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上寻找契合点,使沈从文在对作家的感性关照中把握了批评对象的丰富.
沈从文的文论批评所贯穿的思想和彰显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文学性”的回归与反思具有指导性的价值.这样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无疑是一种独具个性的研究姿态.
注释：
［1］［3］［9］［11］《沈从文文集〈论冯文炳〉》（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97页、第98页、第96页、第98页；
［2］沈从文：《沫沫集•,〈论郭沫若〉》,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4月版,第14页；
［4］《沈从文文集〈「篱下集」题记〉》（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4页；
［5］《沈从文文集〈短篇小说〉》（第十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23页；
［6］［7］《沈从文文集〈论穆时英〉》（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203―204页、205页；
［8］《沈从文文集〈新文人与新文学〉》（第十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69页；
［10］《沈从文文集〈论朱湘的诗〉》（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