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世纪以来,文艺学学科的教材建设风起云涌,有力推动了中国文论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涉足教材这一领域,尝试着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融会进教科书这一形态中去.毋庸置疑,这些教材体现出了敞开文论教材建设可能性视阈的一种努力.一方面,在内容编排、撰述体例上,突破了旧有的文学理论教材体系,营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框架结构,吸收了诸多理论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思路与学术水准；但另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清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对文学对象的实存经验和感受、研究者的心态立场,以及由此所构筑的理论体系之知识模式这三者间是否形成自洽自融的问题.笔者以为,这是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构筑能否适合于中国文论重建发展的标杆.
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当下诸多教材所选择的经验材料、心态立场及运思方式做一番思考,以期对当下文论教材建设所获之成就与所遇之障碍取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开放研究与“非中国化”
不可否认的是,当下诸多文论教材对时下广泛流行于西方学界的诸种热点理论作了融会贯通的努力.在一种“开放研究”心态中,这些教材以话语理论为视角,以文学形式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线,统摄了诸如“再现”、“文本”、“作者”、“文类”、“修辞”、“媒介”、“经典”、“性别”等一群现代的西方学术关 键 词 ,建构出了一套较之以往教材显得焕然一新的体系架构,从而为我们认识文学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野.
但问题是,无论是话语分析理论还是意识形态祛蔽,都并非是从中国文学现状或历史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是直接横向移植了20世纪以降西方文论流派争论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入思一开始所面对的并非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学或文论经验,而是全盘跟进西方时尚话题所做出的“理论前瞻”.在此,中国古代文论经验处于被压抑的次级地位.
这里呈现出了一种学术话语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以西方价值观为自我价值观,以西方学术经验为自我学术经验,并且它所接受的这套价值和经验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西方,而仅仅是启蒙以来以英法美文论为主的西方,尤其是结构、后结构思潮兴起以来的西方.显然,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首先并非是理论的适用性之争,而是如何处理作为理论构筑基础的实存经验差异.是径取西方历史发展之结果的当论作为今日中国理论构筑的普遍标准,还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披沙拣金自创新思呢这是当下中国学术自主创新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也是当下诸多著述所展现在文论领域的一种倾心西方的镜像：“非中国化”.
这些教材所涉众多关 键 词 如“文学形式”、“话语分析”、“意识形态”等都是在一种验证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验证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而非为了在其基础上有所突破,就更不用提中国理论自身的发明创见.
这些教材远离自身的文学传统与学术传统,如对“文学”定义的理解,一种代表性的做法是提倡回到历史语境,不再对文学的定义作本体论的理解,从形而上学的界定转而为历史性地描述.的确,这是极具前沿创新性的观点,按此思路理应能对文学的认识做出更深的开掘.遗憾的是,它们在“回到历史”的途中,却将起点误置在了别人的航线上,这些著述纵论作为literature的“文学”之历史,回到的仅仅是西方理论的历史,而对中国前现代、现代时段有关“文”与“文学”的概念溯源却丝毫无涉,仅通过泛泛列举了如《红楼梦》、《阿Q正传》这样一些中国文学史实来简单验证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在这种理论认识与实践论证断裂现象的背后,潜藏着对西方理论的“一边倒”,从而完全漠视了自身文化所可能拥有资源的文化合理性与历史合法性.
(二)学科批判与“非价值化”
时下文论教材中的另一个现象是借助西方后现代知识谱系理论、文化资本理论以及学科批判话语对传统文艺学学科与教育体制进行简单的批判.它们彰显的是向既有学科开火,试图依靠对旧有学科体制的批判来达成对文艺学学科的重建.应当看到,凭借诸种话语对旧有学术体制作出批判,并对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作出理论把握,依此使得塔尖的学问与大众民生的新问题形成有效链接,这种具有政治性意味的介入在主观上的积极意义还是不能为学术史所忽视的.
但问题是,这类努力既不是从活生生的文学实践经验出发来构筑理论基石,也并非直接从西方学术逻辑演绎中发挥出来一套文论体系,而是针对旧有的中国文艺学学科状况作出激烈抨击,主要对象就是所谓“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盲目的普遍性规律的建构,从而从西方理论思潮中借鉴来“地方化”和“历史化”的理论武器进行批判,企图重构整个文艺学的学科景象.可以说,这类著作的问题意识是相当中国化的,其直接针对目标就是现有的文艺学学科体制,从内在知识构成上对文学创作论、文学类型论、文学欣赏论的反思,到外在体制运作上对考试方式、评估方式、学科规训的批判.
它们的问题意识固然令人击掌称道,但这种“问题反思”背后的某种暧昧趋向又值得警惕.它们所倡“历史性”与“地方性”解决方法,同源于后现代思潮.其共同点在于对“差异”的关注,自然这也是当下最时髦的“文化研究”的主导思路.因此其重建思路可视为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兴起的“文化研究”思路对“文艺学”学科的疆域拓殖实践.这类著作将意识形态批评与身份认同话语这类“文化研究”的基本思维范型引入文学基本理论之中,表面上贯穿了“文化研究”之思想宗旨与批判精神,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到微观的性别、民族都作出了细致的思想清场.但事情真是这样吗
从经验角度来看,它们确实有着一种对当下文化经验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内里却是有失偏狭的：其文化经验仅仅定位在1990年代来以所谓的“新媒介人”(如艺术经纪人、图书商人、各种游走于、大众与市场之间的编辑记者等)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一层面,所以才会猛烈抨击旧有僵化意识形态及其制度,要求区别性别、民族的身份及其文学差异.至此,此类批判话语背后露出了一道无意识的裂缝,文化精英自由颜面之下却是对更广大底层民众文化生存现状的漠视.
此类批判话语崇尚谈论身份认同,尤其是文学与性别身份、文学与民族身份,但是不是少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所惯用的视角有三个：性别、种族、阶级.鲍尔德温的《文化研究导论》对此有详细介绍,但诸多教材在对文学基本理论进行“文化研究”引入的同时,却遗漏了对于“文学与阶级身份”的介绍,这又是为何呢或许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敏感度,但作为介绍文学理论基本概况的教材,面对的是本科生,目的且不说一定要积极参与和回应现实,那么至少也应该全面客观地介绍这些研究的基本概况吧但显然时下的一些教 材论著把这一点给遗忘了.
这种明里对问题意识的言之凿凿和暗里对真实问题回避退缩间形成的反衬,展示出当前文学研究界一种危险趋势,即文学研究深层价值旨归上的虚无主义：“非价值化”.
(三)感性体验与“非本质化”
在文论教材建设中的第三种现象是重新弘扬文学本真的阅读体验,这一类教材撰述风格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它们没有设置传统教材中常见的哲学化概念起点,也不像前两类现象从国外或国内的文论界状况开始讨论,而是径直引导读者从感性体验层面进入对文学理论的深层学理思索.可以说谈理论而不脱离文学的感性化、经验化是此类著作的特色.
同样,此类著作也介入文学理论界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问题.它们多依据后结构主义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分析和推测”、“对常识的批评”和“具有自反性”.此类著述和前述第二种现象呈现出一个相似点来：“反本质主义”思维.但二者差异在于,前述现象是在与传统理论思维方式抗衡的意义上提出的,并以诸多西方反本质主义学者的理论言说为支撑；而此类著述则是从文学文本解读中生发的,尽管也引用后结构主义理论为资源,但又不仅仅凭此论断,而是进一步结合文学内蕴的人生体验与外显的语言表达多样化形态作为实存经验支撑,由于理论体系与文学经验的结合而更显融洽.这个问题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知识形态上,西方反本质主义是在其特有学术脉络下自然生发出来的,它有着其自身的特殊适用语境,如果我们贯彻了福柯的“历史化”和吉尔兹的“地方性”理论的话,那么显然,“反本质主义”这个提法本身应被视为西方学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种特定时空中的特定表现.而中国文论教材,无论前一类还是此类,似乎都在反对以往独断论学术思维的同时,把反本质主义当作了一剂万能良药,却恰恰忘记了“文学理论没有固定的围栏”,首先在理论的元选择上就应该没有围栏.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谬误”(formalistic fallacy),即“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自己的口号”.因此,把反本质主义当作一种普遍性真理的视角,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运用,自然会呈现出种种不适应症状,因为反本质主义思想本身就不是一种普遍性理论.
第二,在文学经验和心态立场上,虽然它们一面强调对文本的体验与感悟,尤其是中国文本体验,显示出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但另一面又强调在建构文论框架时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摒弃对惟一文学本质的寻求,这是对西方前沿学术理念的力挺.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西方的学术潮流就一定是正确的吗退一步说,即算它们正确,但是难道一定就完全适用于中国吗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印证西方的反本质主义的正确性是为了跟上西方的理论潮流还是为了重建中国自己在当下时代的文化信心与文化认同呢感性体验与反本质化的悖论式撰述正是此问题的症候凸现,其中对于文学的本土经验阐释与西方理论指导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张力,到底是彻底跟随西方,还是建构自我的文学理论
第三,反本质主义在根本上就反对理论体系建构,但是这一类教材采用的框架恰恰还是传统文论教材的体系性建构,所以会与其自倡的反本质主义立场相抵触.其实看看美国学者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和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就可知道,它并没有贯穿全书的核心逻辑概念,它是片断式的问题介绍或者流派纷呈的演绎,而国内诸多教材明显是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建构.这里并不是说体系性建构不好,而是说西方的反本质主义不能全盘挪移进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原因就在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它当下文化以解构为特征,而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决定中国学术建设必然与此有所差异.借鉴西方理论,最重要的不是学习他们种种的具体说法,而是学习他们如何面对属于自身社会问题的那种态度和精神.由此,这类现象所凸现的不彻底“反本质主义”,或可名之为“非本质化”.
至此,这些现象折射出了当下文论基础研究中的三类趋势：“非中国化”、“非价值化”、“非本质化”.于此,首先应承认理论家们都是怀着一种严肃态度来从事教材体系建构的,或想拓展开放研究、引进最新西方潮流,或想回到历史地方、反抗僵化学科体制,或想弘扬文学本位、拆除设置的固定围栏,其理论微观部分处处充满洞见,但是一旦我们从宏观的“文学经验――心态立场――理论体系”层面去时,就发现其间充满种种理想与现实的抵牾,这或可视为当下中国文学理论重建时代的一个征兆.
文学理论的旧时代正在结束,重建时代已然悄悄来临.在新世纪的时空位置上,其实不止文学理论领域正在发生热烈讨论,其它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在发生“危机”、“转型”或者新变.它昭示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一个自我意识苏醒的转型时代,尽管危机重重、批判不断,但是“危机”何尝不能成为转机呢中国文论究竟何去何从呢在古与今之间,在中与西之间,在知识与价值之间,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中国文学理论像一个幽灵正在茫然徘徊.或许,这些洞见与盲目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出了文学理论学科内在的种种困窘与重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