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与时行的普遍具有宏大体系建构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比,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书写确实显得有些“另类”,或者借用他新近出版的《边缘识小》一书的“边缘”二字概括,可能更为精当.他说：“我所讨论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并非当下学界关注的具有理论深度的中心论题,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自以为有点意思甚至比较好玩的人、书、事,如此而已.”[1]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读书》杂志2009年第1期《假如没有“文学史”》一文中,对国人的“文学史”迷思做了深刻反省,他假设没有“文学史”之后可能出现的六种情况,正好就是陈子善先生的教学和著述风格.陈子善先生此书给我们的启示,并非不要文学史,而是文学史另一种写作的可能.
一、文学史构成要素的拓展
眼下的大多文学史,无非是由“文学思潮与社会背景”“主要作家作品分析”和“社团流派介绍”三大部分构成.这样的文学史,虽然线索连贯,层次分明,但却给人“有骨无肉”之感.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对作品生产过程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提升了文学史的审美品格和趣味.
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研究,非常注重编辑出版、书籍装帧、作家书画手迹和藏书家的研究.他说：“我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学路向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研究.”[2]
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最终是要落实到对一个个具体作家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的领悟.而每一部作品的写作、编辑出版和流传、和作家手迹,都是其艺术品生命的体现.所以,他在书绍了赵家璧、赵景深、黄源、唐、叶灵凤、宋春舫、周越然、程十发、曹辛之、陈世五等一大批编辑出版家、书籍装帧家和藏书家.他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现代文学辞典几乎不提编辑出版家和书籍装帧家,好像只有作家诗人才可入‘正册’,而编辑出版家和书籍装帧家是可有可无的,最多也只能入‘另册’.”[3]“我们往往对文学编辑家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不仅仅是忽略了黄源老.没有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学编辑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进程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4]文学作品和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不仅是文学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审美品格,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书籍的装帧,它本身就是文本美学的重要构成,也反映了作家或装帧家的美学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书籍的装帧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陈先生来说,他对书籍装帧的重视,还跟他个人的文人趣味有关,他认为称得上“好书”的条件之一就是“装帧与内容相匹配”：“我固执地认为,作为‘副文本’,书籍的装帧同样十分重要,内容虽好但装帧不佳,仍不能跻身‘好书’之列.”[5]作为一个“毛边党”,陈先生不遗余力地到处搜求,且多次撰文介绍“毛边本”：“真正的爱书人,真正对20世纪中国文学入迷的人,恐怕都会对毛边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倒不是‘物以稀为贵’,重要的是毛边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参差美、朴拙美和本色美；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的兴衰正与新文学的进程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新文学的曲折坎坷.”“爱读书的朋友,可能的话,找一部毛边本边裁边读,一定也能放松自己的情绪,舒展自己的思想.毕竟,夜深人静,清茗一杯,在灯下欣赏毛边本特殊的美感,从容裁读毛边本,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陶然的读书境界,别有情趣.”[6]
书籍的和流传,既然是文学生产和阅读过程的一个环节,那么对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可圈可点的藏书家的研究,就不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题外之义了.书籍的和流传,一方面反映了作品生产之后的阅读情况,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时代某些特殊个体的文学趣味和作家之间、作家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把握一个时代文学状况的点点滴滴.陈先生自己是一位藏书家,他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藏书家情有独钟,也对“书”有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他引用叶公超的话：“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感觉的朋友.”这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当然作为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他对淘书藏书的乐此不疲,是为了在尘封的历史中探寻前辈作家的心灵世界,用这些有生命的东西书写文学史.所以,当他偶有“”时的惊喜,“就仿佛前辈作家的心灵被我触摸到,被遮蔽的文学史的一页就在我手中‘定格’”.而像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的风云聚散,它本身不就是一部坎坷曲折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么?
二、“边缘”作家的重新发掘
文学史的写作,由于受到意识形态诸多因素的干扰,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甚至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政治运动,许多作家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甚者被一笔抹煞.在大陆治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当中,陈子善先生大概是比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身体力行,率先为长期以来受到冷遇和埋没的作家正名的学者.今天,像周作人、张爱玲、叶灵凤、张资平、梁实秋、叶公超等已经正常地进入了文学史,甚至他们当中的有些成了研究的热点,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好多作家还是研究的禁区和盲点时,陈子善先生就大力搜求他们的佚文遗作,编辑出版他们的作品和研究资料,为学术界对这些作家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不要说现在已成为显学且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研究,陈子善先生对其早期作品的发掘整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就以周作人在新时期以来重新进入文学史和受到学界的关注来说,陈先生对他的佚文的发掘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也是功不可没的.早在1987年,他在《知堂集外文》编后琐谈里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整个现代文化史上,无论就声望还是成就讲,周作人都是曾与鲁迅相颉颃的第一流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对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是摆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研究工作面前的严肃课题等即使是周作人敌伪时期的作品,仍有不少值得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为了知人论世,探究作者之所以落水的思想和历史渊源,从而正确评价作者‘全人’,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恐怕也有挖掘整理,使其与研究者见面的必要.”[7]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识见的.他说：“我历来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历来致力于文学史上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譬如,我关注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等作家时,他们还远未成为热点.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复杂的、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我所描述,所力求重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8]难怪连夏志清先生这样苛刻的批评家,在《说不尽的张爱玲序》中对这一论断给以高度评价和肯定.
当然,陈子善先生不仅仅关注文学史上一度被埋没的一流作家,他的视野要开阔的多.他对现代文学史上不大引人注意的甚至被遗忘的二三流作家作品,如钱歌川、周越然、赵清阁、彭芳草等,都花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和介绍.尤其对在地缘意义上处于边缘位置的温梓川、柳苏、乔志高、陈之藩、董桥、孙康宜、童元方等港台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的介绍,极大地的丰富和扩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外延,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异彩纷呈的20世纪中国文学景观.
三、作家生活行状的细节呈现和
心灵世界的探询
陈子善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往往从细节着手,给我们呈现出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的心灵世界和人格魅力,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作家身影.他说：“我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宁可自己去查阅原始的报刊书籍,至少也要把前者与后者加以对照,求得印证.唯其如此,才可能浸淫在当年具体的文学氛围中,设身处地的熟悉研究对象,从而实现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尽可能的贴近,进入与作家共同的感受与情怀的特定境界.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正确途径.”[9]他这里强调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贴近,其目的是要还原作家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这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大家都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神化”作家,二是“妖魔化”作家,严重地扭曲了作家的形象.陈先生通过对作家生活细节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他们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矛盾冲突的精神世界.如冰心回忆周作人讲课时的“木讷”,就是我们通过他的文字无法了解的另一面；俞平伯晚年拒绝写回忆周作人的文章,但他身处危难之际仍不忘设法打听其恩师的生活境况,这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动荡给那一代作家造成的心理创伤,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才是“大爱无言”,这段文字读来不免让人心酸；刘淑度为鲁迅治印这一件小事,使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微小的层面去理解鲁迅对艺术的挚爱和他文学之外的（书画）艺术追求；而黄源1986年祭拜巴人墓地时的“忽然号啕大哭”,更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破碎不堪的心灵世界和可歌可泣的真挚情怀等
总之,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较为完整的、有生命的作家.我想,陈先生所述及和冰心、赵家璧、叶圣陶、刘延陵、胡愈之、许钦文、俞平伯、夏衍、胡风、巴金、钱钟书等作家、文学活动家的书信往来、拜访请教,就是要在对作家和研究对象的“亲密接触”中感受、理解他们,这样获得的资料的真实性,除了我们一般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的“事实”的真实之外,还具有“情感”的真实性,它的意义当然是文字材料无法比拟的.难怪陈先生有“抢救史料”的说法,因为这样的史料是作家离世后无法得到的.
四、方法的自觉和文体的创新
我之所以说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书写是“边缘”的,不仅是指他“微观”的视角,更为重要和突出的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返璞归真和文体的自觉.他在谈到民间刊物的办刊方针时说：“不要轻易改变自己边缘的身份,不要轻易进入主流.”这也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研究的定位.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西方理论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积极的影响,但由此带来的削足适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先生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是最近数十年的事,期间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真是一言难尽.而今,随着形形色色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进,从结构到解构,从读者反应到女性主义,直至目前成为热点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无一不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形成冲击,促使其从观念到方法不断发生嬗变.至于台港和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众声喧哗,各呈异彩.然而,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只有当其与原始材料的尽可能全面的把握紧密结合在一起,得到材料世界的充分支援之后,才可能真正发挥力量,才会使人们期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新的突破成为现实等因此,抢救史料,填补空白,拨开迷雾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10]就是说,要把理论的提升建立在对材料的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唯西方现代新潮理论马首是瞻的今天,陈先生以中国传统的朴学为本,融会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实属不易.孰不知风水流转,在西方理论的发源地,像夏志清这样当年得风气之先的学者,早在1976年答复颜元叔的《劝学篇》中,对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过度科学化,深表不满：“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步尘自然科学前进,对人类的心灵活动、社会活动作无休止的调查统计,不断推出理论性的假定,这是二十世纪的怪现象,可能是文化的退步,而不是进步.”可见天底下并非什么都是新的好、旧的坏.他转而肯定传统的传记式研究：“文学家传记的主要目标当然不是批评,但在文学传记家和文学理论家各走极端的今日,我毋宁欣赏传记家.他们实事求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资料,比起各人自造空中楼阁,自编一套术语的理论家来,贡献要大得多.”[11]这些话用来评价陈子善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贡献,也是恰当不过了.
最近几十年,“现代文学史”或“20史”方面的著述可谓层出不穷,但真正可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除了内容的重复、识见的平庸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文体的呆板和文字的枯燥乏味.治现代文学的学者当中,陈平原先生大概是最为关注“述学文体”的学者.但学问如何表述,还未引起多数学人的重视.同样一种学问,用不同的文体和文字表达出来,效果会有很大差异.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书写,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概括而言,他的文学史书写是学术随笔式、书话式的：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多样；笔锋常带感情,富于情趣.和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唐的《晦庵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赵景深的《文坛忆旧》等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读陈先生的学术文章,给人轻松愉悦,情文并茂之感.当然,这既是他自觉的学术追求,也是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书话、诗话的结果,又需要以渊博的学识做基础,可谓“气盛言宜”.他说：“我一直念念不忘在文中尽可能地披露一点新的史料,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而全然不顾文章长短合适与否.我认为为文大可不必受文体的束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三不像’、‘四不像’又有何妨?除了要拿学位而不得不写有严格规范的有时甚至是虚张声势的学位论文之外,写其他文章只要尽性尽兴就行.”[12]
注释：
[1][2]陈子善：《边缘识小》第1、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4][5][7]陈子善：《这些人,这些书》第11、91、275、16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陈子善：《发现的愉悦》第107-10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9][10][12]陈子善：《陈子善序跋》第1、5、10-11、18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夏志清：《论文艺忆师友》第88、90页,[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