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7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20文化生态和作家心态”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全国等各科研院所与高校的8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教授主持,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梅新林教授、《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方发言.著名作家余华先生、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吴福辉教授、凌宇教授、刘勇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并对中国20文化生态和作家心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研讨会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作家的创作心态、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首先就中国20世纪的文学文化生态问题进行了探讨.随着生态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文学文化生态已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中国20文化生态的现状如何其样态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其存在与发展对文学创作和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认为,文化生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生态包括各方面因素,而狭义的文化生态则包括文本、作家、读者、文学机制等.当前,迫切要开展的是狭义文化生态的研究,要把上述四环节构成一个整体,突出文本状态的文化生态.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从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召唤力的角度探讨了中国20文化生态的缺失问题,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吸引力的缺乏和价值召唤力的偏颇反映出读者状态的虚弱无力,文学批评在直接参与文学的文化生态建设时,应充分关注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召唤力的孕蓄和开掘.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认为,中国百年来经历了从传统的农耕文化生态到科技文化生态的转型,经济形态影响制约着意识形态,并对文学形式、文化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山东大学孔范今教授则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对中国20世纪的文化生态进行了考察,认为以往历史、文化、文学的发展,都集中在一个角度上,但中国的历史文化生态具有复杂性、差异性,要重视文化空间的形成发展,这些都对作家的心态产生了影响,要深入到作家内心,在结构的对峙、制衡中追求一种历史意义.中国传媒大学张鸿声教授则从文化生态断裂的意义上阐释了“新上海”、“新中国”的表述方式对于作家及文学创作的意义,阐述了这些概念在国家政治意义上之于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意义.
其二,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和大众文化的繁荣,大众传媒影响力和辐射力日益凸显,媒介俨然成为构成文学存在场域的重要质素.在这样的语境下,大众传媒、市场等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市场是20世纪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是两个场之一,并以通俗文学为例,阐述了市场之于新文学的意义,他认为,在大众传媒的渗透下,“五四”时期文学作家从精英知识分子转向市场,较之新文学的崛起,旧文学并没有退出舞台,而是迅速改变写作方式,转向市场,到20年代末,新文学越走越难,也把目光转向市场,并与传统文学开始争夺市场.从“五四”到30年代,市场、媒体的争夺决定文学成败的关键.华中师范大学周晓明教授指出,媒介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它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分别从媒介的形式、媒介的体制、媒介的嬗变与文学形态更新的关系,探讨了媒介与中国20生态的关系.作家余华先生结合十年代文学市场变化中作家的反应,阐述了作家在市场冲击下的立场和选择.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从现代化角度,结合海派文学发展过程中城市、租界、传媒、意识形态、性别等因素的影响,阐述了文学的现代化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则从作者的笔名、匿名以及改名等角度,探讨了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化生态.吉林大学王学谦教授从无意识的角度阐述了时代状况和个人选择的关系,强调在处理进步与个人的关系时要注重个人意识.在市场的冲击下,大学之于文学的意义得以凸显.陈思和教授指出大学是与市场抗衡的文学生存的另一场域,如《新青年》到北大的发展,大学成为稳定纯文学的一个砥柱、一个比较严肃的阵地.大学这个“场”可以监督市场对文学的影响.
其三,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问题.古典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对古典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生态的联系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暨南大学朱寿桐教授提出了“人文主义生态的背谬”,他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等同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是逻辑上的背谬,是删除了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学的模仿和古典文学复兴的的信息,在人文主义概念和围绕人文主义建立的现代文化生态问题上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对保守文化思潮的偏见、对人文主义知识逻辑和认识逻辑上的背谬.厦门大学俞兆平教授认为应从“文化生态链”的断裂或文化生态困境的视角考察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萌生.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萌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生态链的断裂危机和世界范围内人文精神生态链断裂的危机所促成的,它对历史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觉、反思及批判、抗衡,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立体张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生态平衡.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则认为,古典文学是与现代文学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文学现象在30年代尤为明显.古典诗词无所谓新旧,“五四”后出现的一些白话诗人所创作的古典诗词,其成就可能比他们所作的白话诗更高,作为中国深厚的文学传统的延续,古典文学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其特殊的生命力.
其四,文化生态环境与作家心理.在不同的文学文化生态下,不同作家呈现各异的心态.王保生研究员分析了文学文化生态和作家心态研究对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重要意义,并回顾了新旧两个时期的文化生态和作家的创作心理,提出了“思”与“信”的两种主要的作家创作心态,指出良好的环境和“思”的创作心态对自我思索和创新思想的价值.浙江师范大学骆寒超教授以巴金、钱钟书、冯雪峰与冯至为例指出,即使面对相同的文化生态,不同作家的文化心态也是不一样的.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则对40年代沦陷区作家心态进行了探讨,指出沦陷区作家的心态极其复杂,因此,很多人采取了用笔名来发表作品的方式,这是作家复杂心态的一种反映.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中国文化生态的改变对作家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作家创作中的歌唱的普遍化、作家类型化现象都是作家心理的反映,20世纪文化生态和作家心路历程分不开.“西学东渐”不是文化危机,而缺少对自己的反思才是一种危机,而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正是来自于这种危机.苏州大学范培松教授则从文化生态的变化论述了孙犁散文创作观念的变化,认为在建国后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孙犁的创作是对当时的文化生态的一种叛逆,是对白洋淀创作经验的坚持和回归,孙犁用他的散文向世人证明,他活在真实的历史记忆中.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就20世纪文化生态的变化(从科举废除、“五四”文化危机到“”)与作家心态的关系考察了文化生态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就中国文学文化生态与作家心态的关系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发表看法,认为中国文学文化生态的变化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认为生态与心态不是孤立的,并从文化生态中作家聚散心态的角度论述了社团研究中应当注意血缘、地域、教育、经济、政治、审美取向等因素.
其五,底层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以及对价值的探讨.华中科技大学李俊国教授对底层文化写作心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90年代文学写作迅速转型以后,底层写作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作家在生存面前的退缩,创作走向贫瘠,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合流,作家放弃了原本应该有的姿态,底层作家忽视对当下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反映.安徽师范大学徐德明教授认为,城市与乡村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与不同的文化生态.进城的乡下人成为城市边缘群体,进入文学的表现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作家由于对“进城的乡下入”这一边缘文化群体的关注而进入了政治文化的言说中心.对此,湖南师范大学凌宇教授认为,作家在向大作家靠拢时,必须要有自己的思维模式.福建师范大学席扬教授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指出,90年代的作家们是进步的,但与以前的不同,是语境对创作主题的一种促动.针对这种状况,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五四”中断了传统,还是传统中断了“五四”认可多元与认可个体是否冲突中国过早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弄成“四不象”,多元化是否需要选择一种合理的价值
其六,对政治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探讨.政治与中国文学紧密相连,政治文化生态与文学的关系也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教授认为,研究界长期对中国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进行了单一化的处理,并以此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一些评判,这就形成对一些作品解读的偏颇.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的作家心态是复杂的,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是与文化生态相关的,不能单一地评价作家.汕头大学陈方竞教授以1933年左翼文学的发展为例,探讨了左翼作家在1933年复杂的文化生态下复杂的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指出这是当时的左翼文学所面临的困境.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教授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精英的角色,然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笔下,我们极少看到理论家所阐释的“特立独行”、“外圆内方”等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理论研究中,知识分子被崇高化、理想化了,而在文学的形象中,知识分子又被道德化、漫画化了.四川师范大学曹万生教授则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前后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状况,指出政治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逐渐被淡化,推崇文学创作的自由.绍兴文理学院王晓初教授则对鲁迅转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写作的心态进行了探讨,指出研究要回归历史本真.
与会者还对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南京大学马俊山教授探讨了隐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刘慧英研究员通过对《妇女杂志》生存境遇及发展状况的考察,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妇女问题进行了探讨.浙江师范大学王洪岳教授从审美与启蒙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基本上介于启蒙理想与审美理想之间,既想做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者、带点颓废色彩的唯美主义者,又不能全然放弃近乎天然的启蒙思想家身份,这就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的内在张力和丰富性所在.凌宇教授就文化生态和学术生态问题提出了己见,他认为一方面文化生态在现实的层面上得以改善,但同时文化生态又在恶化,表现为文化、学术的边缘化.如何适应目前文化生态的游戏规则同时保持学术的境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教授在闭幕式上发言,他指出,20文化生态与作家心态研究有着适时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意义,它打开了研究者的思路,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并且提出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应该“拿中国的材料,用综合了中西文化的方法与思路,真正谈中国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拿中国的材料,说外国的问题”是一种错误的趋势,而本次研讨会则在真正意义上切实而深刻地研究中国问题,颇为可喜.吴福辉教授最后指出,学术应当求同存异,而异的存在往往是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