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俗称“两院”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无疑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学术殿堂.“两院”院士的头衔,金光灿灿,深受社会尊重,以致不少地方有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规定.
可是,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颜晴川发表于《学术界》的《院士官员化倾向性分析》,却使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生出挥之不去的烦恼.倘若院士的官员化就这样“倾向”下去,那么“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别院院士究竟是学者还是官员
当下中国,院士做官,官做院士的现象很明显.一些院士虽然不在行政机关任职,或在企业,或在大学,或在医院,但这些企业、大学、医院都有行政级别,所以在这些单位任老总、校长、院长的院士,同时具有相应的官阶,如副部级、厅级、处级等,他们集官学于一身.至于一些行政官员当院士,则更是标准的官学一体化了.顾、颜两位对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的144位院士,以行政级别量化法作调查统计,得出的结果是:院士的官员度为5.1,平均官阶略高于厅级副职.
相比于欧美国家的院士,咱们或许又创下了一项纪录吧调查显示,官学一体化倾向严重,这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幸耶,抑或不幸耶
实话实说,我持后一种看法.院士官员化,官学一家亲,其弊害像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
它不利于学术的独立、自由发展.科学研究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学者要具备“哥本哈根精神”,即由玻尔创立形成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官本位的官学一家亲,行政权力因素的大量掺和、渗透进学术殿堂,对学术的独立、自由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学术更多的是遵奉官意,听命于权力支配,学术的活力、创造力不能不遭受戕害.
它也不利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本来,作为独立于权力体制之外的院士,他代表的是客观的科学和民间智囊,他不计较短期的社会功利,在某项行政决策需要科学论证或咨询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建议,甚至提出反对意见.这就大有益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吸纳不同意见,以避免错误.然而,官学一家亲、院士官员化,恰恰使院士的权力身份大大强化,他就要权衡种种利弊得失,这就使科学论证或咨询变味,要么是“自拉自唱”的独角戏,要么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痛不痒走过场.现今一些“听证会”上,屡屡出现专家、学者做权势的附庸、粉丝,惹得民众不满意,即为例证.
它还会滋生、助长学术腐败.由于院士具有官学双重身份,他的“权重”远远超过纯粹的学者,又由于学术机构的行政化管理,在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方面,官员化的院士是块“香饽饽”,手中握有很大的优先权、调配权,在目前权力监督薄弱、学术道德颓唐的社会背景下,极易滋生、助长学术腐败,坠入以权谋私、以权牟利的渊薮.媒体近期披露的一些院士、大学校长的论文抄袭、数据,为之做了诠释.学术一旦濒临腐败,科技创新、学术繁荣便是望梅止渴,缘木求鱼的徒劳！
做官与做学问,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个人,既能做好官,又能做学问的,也许会有,但铁定珍稀如大熊猫.“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韩愈《泷吏》诗)那种“权力通吃”,似乎一做官便什么都懂、都会,一通百通,学问见天长,其实是科举遗毒,在现实中是难以两全的幻想.官学一家亲、院士官员化,实为权力对学术自由空间的挤兑,不但是学术资源的空耗,而且是权力滥用乃至权力腐败的温床.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先生发表绝对不再任北大校长的著名《宣言》,足见其行事为人之风格.蔡先生留下的学术传统就是,学术要远离权力,才有独立、自由之发展.如今,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院士中,厅级以上官员占89%,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官俱乐部”.我想,这该是蔡先生首倡的现代学术优秀传统的倒退.
官学一家亲,蛀蚀学术根.由之我呐喊:院士亟待去官员化！
【紫陌红尘荐自《湘声报》200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