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整理照片时,看到一张1998年在美国和老友刘昶以及周勤的合影,于是想起许多往事.那时刘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周勤则在哈佛大学做她的博士论文.我从香港回美国休假,在波士顿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开车去缅因州吃龙虾.刘昶和周勤都是80年代上海青年史学家中的翘楚,80年代末先后出国留学.到了90年代初,我们又相遇在美国.
刘昶还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生的时候,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由此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他读完硕士后留校任教,“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人心中的历史》就是其最早的著作.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中最早出版的一本史学著作.我在市委宣传部组织中青年学者的“思想沙龙”,他作为史学界代表被邀参加,因此就熟悉起来. 1988年,我和刘昶一起发起筹建民间研究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但不久他就到美国UCLA攻读博士去了.
等到我和他成为UCLA黄宗智教授门下的师兄弟时,那已是1991年了.他帮我渡过了初到美国的那些艰辛日子,很多事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最难忘的是那年的9月30日.前一天,我搬入朋友帮忙找到的一个犹太老妇家,约定每月交200美元的租金,但只能在厨房打地铺,早晨要把铺盖卷起,不能煮饭,也不能洗澡.朋友借给我一辆旧自行车,说骑车到学校只要半小时.岂料她自己从来没有骑车走过这段路,而是根据里程数除以自行车时速推算出来的.我想想继续住在这里是不可能每天去上学的.但身上既无余钱,也无时间,可以再去寻找新的藏身之所,真是到了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地步.此时唯有向刘昶求助了,找到一家小店借打给他.刘昶立刻驾车赶来帮我搬家,但搬到哪里去呢?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和父母5人挤在一室一厅的学校宿舍里,显然是无法收留我的.他说,原先复旦中文系的陈建华也刚来UCLA读博士,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我和建华素不相识,但他接到马上一口答应.到了建华家才知道,他们的住处也不宽裕,但我总算能在客厅里打个地铺,解决了燃眉之急.陈建华后来转到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刘昶在美国几所大学教了十几年的书,2004年回到上海,现在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他俩都成为我的终生挚友.
周勤是我的老同学,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才女.她在大三时写了一篇研究墨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并被邀请出席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会.一个女大学生居然在此领域独辟蹊径,这在当时的学界是很轰动的.我们在一起读研究生,她专攻先秦思想史,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深圳大学任教.在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中,她也是个活跃人物,后来去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留了下来.我到美国后,刘昶帮我们恢复了联系,才知道她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此时已经否极泰来.经商成功的周勤毅然放下生意,重返校园,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所学横跨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3个领域,成为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最得意的女弟子.初进哈佛,教授对她说,你学我这门课,一天就只能睡两小时,但周勤一下子就选了4门课.哈佛有100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每张书桌下都有插头,可以插上电脑.周勤在哈佛5个图书馆签下归她用的书桌,可以想见她的勤奋.
暑假的一天,她打来要我在洛杉矶帮着购买一批货物出口到中国,让我赚了三千多美元.我还以为做贸易不难,后来自己试了几次,屡试屡败.这才明白过来,其实周勤根本不需要通过我去做这笔生意,而是知道我当时捉襟见肘,但又心高气傲,不会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就用了这个办法帮我解困.最初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周勤取得博士学位后,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了一年,此后就销声匿迹,和所有的朋友断绝了来往.我相信,她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默默耕耘,不愿浪费时间在社交应酬中.早先在哈佛访问过她的作家陈祖芬曾写道：“我相信周勤的知识号巨轮正在建起,而且一定会撞倒面前的重重冰山.”因为一个真正有雄心的学者是不屑于与世浮沉,在一个媚俗的时代抛头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