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集》与袁宏道的文学和人生

摘 要:袁宏道于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谒选授吴县县令.然而任职不足两年,他便上书辞官,并于万历二十五年春(1597)离职.自春徂夏,他游历于吴、越之间,期间所作诗文结集为《解脱集》,本文欲从其反复古和“非儒非禅”的态度两个方面,窥探《解脱集》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和人生道路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 键 词:袁宏道;解脱集;复古;解脱

袁宏道天性“疏狂,不耐羁锁”,雅好“宾客山水”,辞官后很快就投入了寄意山水、悠游古的闲适生活.游赏途中,袁宏道“信心而出,信口而谈”,成诗二卷,游记文及杂著一卷,尺牍一卷,合为《解脱集》.今观是集风貌特异,值得寻味.

一、《解脱集》与反复古

“虽云旧山水,终是活丹青.”这句俗常浅率的诗,却可为中郎诗文画魂.

江盈科之言“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为其一;进而则知中郎跳脱陈言俗套,从自身主观视角出发,以今时今地之立场,重新审视山水,写得鲜活灵动,兼以情胜.

首先,中郎的率真性情可见一斑.如游记文《雨后游六桥记》,记述了一次饶有雅趣的赏花经历,寒食后雨,他心念桃花落尽,急与作别,偕友前去,果然“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又“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沐浴花雨中,以面上受花多寡做定夺,或歌啸,或饮酒,不输唐寅酒醉花下眠的风流,此绝非凡夫俗士之所为,中郎自醉其间,快意非常.

袁中郎喜好品题山水.与杭州人游湖偏爱午未申三时不同,中郎觉得,“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个中意趣惟有如他之人能够体味,俗常人只知随波逐流,凑个热闹罢了.

他尤喜独标奇绝之景,如《灵隐》一文首句便道,“灵隐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胜,门景尤好等是山之极胜处”;游记《莲花洞》“莲花洞之前,为居然亭,亭轩豁可望等净慈之绝胜处也”;还有“五泄水石俱奇绝”,天目山“七绝”之类评语,皆为他独具慧眼之论见,颇能新人耳目,读来倍觉爽朗.而性情爽直如他,对俗士破坏景致的行为甚为不满,他直言“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可厌耳”,对徽州人好题成风表示强烈厌恶;又在游记文《兰亭记》中讥刺腐儒拘守成规,迂腐地“择平地砌小渠”效颦古人曲水流觞.

无论是倾心沉醉,还是褒贬品评,中郎笔下的山水都浸透着浓烈的主观情感,人与山水并不合一,他自觉地站在物我对立的角度看待自然,因此,《解脱集》中摹绘的便不止是今时今地之“活丹青”,亦是中郎眼中、胸中之丹青.既为当今目前之“活”山水,而非古人诗文中凝固的“死”山水,则历经世境变迁,“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世间万物皆非居常不变,文学同理,因而“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中郎以写今时今日为贵,警醒文人不要规模前人;他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力图从思想根基上撼动复古派的因循守旧.

此外,《解脱集》的尺牍中留下不少中郎与人谈诗论文的痕迹,透露出他为排击复古潮流所做的有目的的苦心经营.他推尊晚明文学思潮先驱者徐渭,鄙弃“后七子”派的领袖人物李攀龙和王世贞.对自己的诗歌,他如是说:“弟游览诗章,近亦成帙,其中非惊人语,则嗔人语,嗔人者为人所嗔也”;“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意图力挽狂澜的袁中郎自知必遭攻击,还坚持要作“惊人语”“嗔人语”,并对此颇为自得,皆因其出自性灵,字字逼真,远远胜过那些空洞的“假文章”.

他写给张幼于的信中,论及老子、庄生、荀卿之言自古不废,认为真正不朽的言论不会由于世人的讥讽而改色,他自己的诗“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他在文坛的复古大潮中逆流勇进,自觉抵制因袭模拟的时弊,坚持己见,在与士林之人的往来中,也反复宣扬“性灵”文学,其中当存有联合士人的影响共同扫除复古阴霾的主观意图.

二、“非儒非禅”与宦海出入

《解脱集》写于袁中郎暂脱尘网、逍遥度日的时期,他在诗歌创作上狂飙突进,奋勇革除蹈袭模拟之弊,向晚明文坛送入一股强劲活泼的新风.不过,中郎将文学从规范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那么他自身是否也真正解脱了呢?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郎在杭州写下一组杂体诗《别石篑》,其九末句曰:“即佛即圣,非儒非禅.”这似乎反映了一种生存状态,有待探究.

袁中郎受兄长宗道影响,中举前已在读经习禅,一直不曾间断,后来结交李贽,修习愈加用力,辞却县令小官后,他有充盈的时间继续修禅,然据其自述,则“石篑间一为诗,弟无日不诗;石篑无日不禅,弟间一禅”,可见其于诗上用功更多,那么,他对于佛禅到底持何态度呢?

袁宏道推崇唐代禅门居士庞蕴,二人不止居士身份相同,而且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一致,简言之,即为习禅任运的作风.从《解脱集》来看,中郎参禅不拘宗派,而是“南北宗乘参取尽”,颇能游刃有余,与其自适态度契合;他反对束缚,屡屡戏言“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显然,他不愿皈依佛门戒规,以其不啻为另一种束缚,算不得真正解脱.他并不抛却尘世声娱,在诗文中亦不讳言,且与习禅并行不悖.这一点,他于万历二十五年,在无锡时写给徐卿的书信可资为证,“仆少时曾于小中立基,枯寂不堪.后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门户,始得自在度日,逢场作戏矣”;又劝告徐说,“公欲求定,当识其大者,不然灿烂名园,粉黛歌儿,俱成剩物矣.”袁中郎力行此道,过得逍遥自在,观其诗文,他对苏轼甚为仰慕,而世所皆知,苏轼乃出入儒、释、道三门之人,中郎行止除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焉知非出其效法子瞻之心乎?习禅指引中郎通达自在的生存境界,也影响着他对“儒”“官”的态度.中郎辞去吴县县令,原因诸多,但主要还是俗务繁重,官场混杂,不得自在处世.诗作《徽谣戏柬陈正甫》以调侃的口气描述了吴县为官的生活,其中有言曰:“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爷好.谁知大夫心,厌之如粪草.本是隽男儿,扮作酸寒老”.中郎自嘲县令之职为“酸寒老”;时过境迁,他以“野人”自居,对“官”、“儒”的调侃不少,“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尘”;“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穷腹”;“每笑儒生禅,颠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这些戏语实非虚语,中郎入仕虽短,但对官场及儒生之不良风气早已耳闻目睹,他在县令任上勤廉为民,无奈官小势单,兼济天下的理想实现无望,反被繁琐的公务束缚手脚,这令他原本就不甚强烈的入世之心愈加淡漠,因他性情放达,便故作荒唐言.


袁宏道不居禅,不居儒,尝言“官者为利缚,隐者为名囚”,他最怕受到束缚,深以为“异类犹知自适,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则亦可嗤之甚矣”.可见,自适是他至高无上的人生哲学,是决定他人生选择的重要标尺.虽则如是,他一生却先后三次出入宦海,实在叫人不解.其实,从《解脱集》中可以发现些许端机.

中郎羡慕妻梅子鹤的林和靖,赞其乃“世间第一种便宜人”,而如他之辈“ 482;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可他自知难以做到了无牵挂,盖“所以不脱然,为身非我有.恩爱毒其躬,父母掣其肘”.上有高堂,下有妻小,他要忠孝兼顾,何尝不是束缚?

况且,他行游于名山大川之间,虽则逍遥快活,终非长久之计,尚处而立之年,为家庭责任、科举出身,亦为将来人生考量,他都只能再寄希望于仕途.当然,他主观上也并未彻底断绝仕宦念头,在写给大同巡抚梅客生的信中,他说:“知县可舍,开府不可舍也.何也?开府无簿书牛马之累,终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妨饮酒,又不妨,又不妨参禅.”依他的心性,倘若能够自在度日,何必计较为官为隐?此外,《解脱集》中有些关心民生的篇什,如《逋赋谣》及其他一些零星之言,为数虽少,亦可证他的入世之心不曾完全泯灭,综合种种因素,袁中郎徘徊于自适与入世之间,无法真正超脱,《解脱集》所折射出的矛盾倾向如同这一出与入循环的原点,从开始便兆示着他的人生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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