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须沟》――生活到艺术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剧坛与银幕上,《龙须沟》堪称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以对比鲜明、真实质朴的手法,通过对生活于北京一条臭水沟旁的下层劳苦者解放前后生活巨大变化的成功描写,真实生动地揭示了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疾苦和人民群众真心真意拥护新政府的全新主题,为新社会高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颂歌.其作者老舍(1899一1966)是中国“五四”以来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建国后则着重致力于戏剧创作,《龙须沟》就是其力作之一.它从舞台到银幕,经历了颇不寻常的过程.

“热诚”促成“冒险”

《龙须沟》的创作契机,是1950年北京根据市委书记彭真的指示,确定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据此首先动工消灭“龙须沟”――位于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这里曾是解放前北京最脏最臭的地方,沿沟两岸密密麻麻地住满了卖力气、耍手艺等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使人恶心的臭气之中,饱受疾病、瘟疫的侵害以及地痞、流氓的欺凌.历来反动统治者非但从不过问,还要无休止地收捐征税,榨取他们的血汗.解放后头一年,人民政府财政经济虽很困难,却仍决定拨款整修这条沟,当年夏初即先修暗沟,后又再填明沟,秋天就告全部竣工.偏僻、肮脏的贫民窟由此焕然一新,两边的劳动人民真正开始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此举令不久前结束在美国讲学和写作回到北京定居、正密切关注新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老舍激动万分,他认为“在建设新北京的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秽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件做.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为它偏僻而忽视它.”正是从中看到了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老舍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情不自禁地慨然表示:“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因而当他完成归国后首部以北京曲艺艺人翻身解放为题材的话剧《方珍珠》,周恩来总理在庆贺宴请时热情希望他多为人民写作、写北京的变化时,他当即明确回答:“下一站――《龙须沟》.”

老舍把《龙须沟》的创作称之为“冒险”,此后还曾一再自谓是其写作经验中“最大的冒险”,虽是他为急切反映新事物而力图突破旧习惯的自谦之辞,却也反映了《龙须沟》作为其“速成”之作而具有的“新”与“快”的特点.

在解放前老舍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所描绘的多是在旧社会无边的黑暗中,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与寄生阶级的丑恶和腐朽,即使是以歌颂抗日英雄志士为主旨的作品,其展现的社会现实也是阴暗的,歌颂的只能是英雄的个人品质,而《龙须沟》所要歌颂的却是整个新的社会,以及由亲身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由衷发出的欢欣之情.

从以“暴露”为主转到“歌颂”为主,意味着从思想到艺术都必须随之具有根本变化,而且老舍深知“剧本不容易写”,“一个有修养的剧作家也许要用一年、二年,或者三年的时间,方能写成一部完整的剧作”.《龙须沟》从立意到脱稿前后不到两个月,几乎与实际整修同步展开,沟还未全面竣工,剧就已写了出来,所反映的又是整个变迁,老舍因患腿疾只实地到过现场一次,未能“满膛满馅”地了解龙须沟.所有这些都为它的创作带来了莫大的难度,让一向温厚、沉稳的老舍确实“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险”.当时就有一些同行表示反对,断定《龙须沟》是不会有出息的.但他却不但做到了写得新、写得快,而且写得好,归根结底还是老舍自己所说:“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正如周扬在评论该剧时所指出的:“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话剧排演幸免夭折

“冒险”创作成功的《龙须沟》,在搬上舞台过程中又曾再度触“险”.

其时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鸭绿江畔,刚刚诞生不到两周年的年轻共和国又面临战争的严重威胁,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恰逢此时《龙须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投入排练,当时该院还是拥有有400余人的综合性大剧院,除了进入剧组的人员之外,全都投入了配合抗美援朝的各种宣传活动,甚至连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起早带晚赶制棉手套、棉背心、棉鞋垫等物品支援前线.相形之下,唯有《龙须沟》剧组由当时还是业余导演身份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带领,在排练厅搭起了个小杂院的临时布景里,井井有条地体验、感觉、琢磨着龙须沟市民的寻常生活,看似与瞬息万变的抗美援朝战局、同仇敌忾的保家卫国氛围不相协调,理所当然地产生各种议论,进而出现了缓排或停排《龙须沟》的主张.其理由是一切人力、物力都应紧紧围绕一个宣传中心,才称得上尽到文艺战士的职责,否则就是“与世隔绝”、“与时代的强音不搭调”.

就在《龙须沟》的排练众说纷纭险遭夭折的关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李伯钊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执行配合抗美援朝中心宣传任务和剧院艺术建设两不误的方针,以罕见的魄力顶住各种下马的压力,一再明确表示,不能只消极地停留在“保”国之上,要积极进取加强年轻共和国的生命力,也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面临战火迫在眉睫的局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设的进程不能就此停缓,相反更应争分夺秒,充分利用志愿军在前方奋战御敌,为保卫祖国赢得的时间,加快建设速度.从这一角度看,《龙须沟》所揭示的城市建设中党的群众路线,是具有积极而现实意义的.

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正确的.1951年2月人民解放军入城两周年纪念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正式公演,出现了轰动京城的盛况,已兼任北京市长的彭真亲自为演出说明书题写剧名,主席、周恩来总理相继观看并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特别是随着它改编摄制成影片在全国各地普遍上映,无论在政治上或艺术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剧中表达的革命胜利后人民群众的翻身欢乐情绪,以及对新政权和党的利民政策的衷心拥护,通过感人的艺术形象和令人信服的情节逻辑,感动了千百万的观众,这对于当时巩固新建的人民政权,对于宣传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北京市人民政府特意授予了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上面写道:“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

写活了几个人

《龙须沟》之所以一举成功,而且至今观看还有吸引观众的魅力,主要在于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它们虽不是钢铁硬汉式的英雄,也不是众所仰慕的先进人物,而只是栖身于臭水沟边的城市下层劳动者,却个个都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老舍说:“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撑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

“那几个人”又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呢?虽然老舍在执笔前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不顾腿疾亲自去龙须沟作过观察,但只限于看了看杂院内的日常景象,问了问当地妇女们干活计维生的一些“琐事”,对龙须沟的了解毕竟不多,创作该剧委实存在不少困难.最初确也曾苦苦构思半月之久,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就连北京人艺为之配备收集材料的的助手也说:“尽管我知道先生是一位刻画人物的巨匠,是一位驾驭语言的大师,但我不能不为他担心.他究竟只到过龙须沟一次啊!”

还是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出发进行创作,帮助老舍找到了难题之道.在半个月构思无果的苦闷之中,他感到时时有一座小杂院呈现在眼前,这既是唯一龙须沟之行所见的一个小杂院触发:“屋子很小很低很破,窗前晒着湿漉漉的破衣与破被,有两三个妇女在院中工作”,也是自幼耳濡目染而深深烙印在心头的出生地的重现:那比龙须沟贫民窟好不了多少的“小羊圈胡同”8号,聚居着苦苦支撑、挣扎的卖苦力的等他由此灵机一动,抓住这个小杂院作为舞台,再安插上几个人,有了人就有了事,不就足以说明龙须沟的一切吗?虽然住在天桥龙须沟边的人不熟悉,但是心中储存着形形色色的“老相识”,在找到这些人与龙须沟的关系之后,不就能从容不迫地逐一搬进“龙须沟边的小杂院”吗?

于是,老舍开始想人物.首先来到心中的是女性们,这固然因为他了解到龙须沟一带的妇女有其特殊地位,都能做工挣钱帮助男人们过日子,追根溯源还在于所熟悉的贫民妇女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他靠着给人家当裁缝、洗衣袜挣钱来抚养儿女、有着“软而硬的性格”的母亲.对于这类下层市民女性甘于生活的磨难和贫穷的煎熬而仍能保持乐观和热心的高尚品质,他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自然渗透、融会于《龙须沟》中王大妈、程娘子、丁四嫂等形象的塑造.其中最先出场的寡妇王大妈,在没有老伴儿支撑全家的困境下,靠自己焊洋铁活儿和做针线活的双手,把两个女儿拉扯大,足以显示其有着坚毅顽强的生活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忍受精神.像许多劳动大妈一样,她有一副天生的爱管闲事的古道热肠,小杂院每一个成员的动向始终在她的视线之内和关怀之中.在她勤劳善良的性格中还有着保守落后、胆小怕事的一面,老舍特意为之安排了女儿二春,赋予这一老一少以守旧与进取不同特征.一个明知沟臭而安居乐业,一个知道沟臭就要冲出去,不仅母女之间形成冲突,而且还在全剧的进行中发生阻抵作用,该高兴的,王大妈怀疑;该庆贺的,她纳闷;该支持的,她反感,以近乎滑稽可笑的外表出现的“与众不同”,暴露所隐藏着的“受苦而不知其苦,受害而不知其害”的深刻悲剧.以其从怀疑变革到感激变革、从担心女儿到放心女儿的转变过程,充分揭示新社会的巨大力量,不仅改变了人民的生活,还改变了人民的思想.


紧跟着,老舍想出了程疯子.这个人物是听了助手见闻的汇报,与脑海里贮存的人物捏合在一起形成的.因为老舍腿疾很重,自那次实地踏访之后,就一直由助手每天上午往龙须沟跑,下午回来汇报耳闻目睹的情况.产生“程疯子”构想的那天,助手在龙须沟见到一位大嫂到派出所,请求准许她一家在旅馆多住些日子.原来龙须沟大雨那天,她家的房子也倒塌了,丈夫是位撂地的京剧艺人,正卧病不起,人民把他背到了旅馆,免费安顿下来,一家算是得了救.几天后别人家已经修好房子离开旅馆,只有她家没有劳动力房子没修.派出所告诉她安心住下去,房子会由公家帮她修,她才千恩万谢地走出去.当助手汇报了这件事,当即引起老舍的极大兴趣,深思着点了点头,慢慢地轻敲着桌子说:“好,好,咱们这个戏,得有这么个人物,让他增加一点音乐性.”助手知道老舍是京剧艺术的行家里手,不揣冒昧地问道:“您是想在这个戏里,穿插上几段西皮、二簧吧”“不,我倒很想来几段快板.”老舍仍然沉思着回答.

果然第二天助手再见到老舍,就听他谈起程疯子形象的设计,已是数着快板走进了“龙须沟”.助手曾作过请教:“程疯子究竟是唱什么的呢”老舍笑道:“他称老婆做娘子,似乎是出于京剧艺人的诙谐.爱数快板又像是曲艺艺人耳熏目染所形成,也许他两者都学过.也许他还真红过一阵子,由于‘倒仓’,也兴许遭人陷害,倒了霉,撂了地.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连踩死个蚂蚁都不忍.至于出身就烦导演去审查吧,咱们就甭管啦!”

后来实际完成的程疯子形象,在新旧两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概括出了一个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艺人的苦难和新生,被认为是老舍用最少的篇幅获得最大成功的一个典型创造,在剧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正如老舍自己所归纳的:“一、他是艺人,会唱.我可以利用他,把曲艺介绍到话剧中来,增多一点民族形式的气氛.二、他有疯病,因而他能说出平常人说不出的话,像他的预言:‘沟水清,国泰民安享太平’等等.三、他是个弱者,教他挨打,才更能引起同情,也足说明良善而软弱是要吃亏的.四、他之所以疯瘸,虽有许多缘故,但住在臭沟也是一因;这样,我便可以借着他教观众看见那条臭沟;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他必须是个艺人,否则只会疯闹,而毫无风趣,便未免可怕了.而且,有个受屈含冤的艺人住在龙须沟,也足以说明那里虽脏虽臭,可还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继王、程二家之外,老舍又想出了丁家,把男的丁四设计为蹬三轮车的.这一构想一提出,他的助手立即想起《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接着话茬说:“按辈分,他是祥子的下一代.”老舍莞尔笑道:“要是论资排辈,得这么说,不过他比祥子命好,不光是他赶上了解放.”老舍曾坦言,之所以让这个人物以蹬三轮为业,一来好教他给臭沟作注解,一下雨,路途泥烂,无法出车,就得挨饿;二来可以不费多少力气便能写出这个人物来,因为自己写过《骆驼祥子》.但剧中的丁四却比祥子复杂得多,老舍没有概念化、形式主义地把他简单写成一个最有觉悟的工人,而是依据对这类城市个体劳动者洞察肺腑的了解,抓住分散的、手工的、个体的小生产者往往看不到整体与长远,而往往是以个人暂时的利害得失来判断是非好坏的本质,赋予其忽冷忽热、飘忽不定的思想特征,三心二意、可好可坏的性格变化,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的行为表现.通过这个苦大仇深而又有诸多缺点的三轮车工人最终的转变和进步,突出新时代给人的精神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上述的三家之外,老舍觉得还需要有一个具有领导才能与身份的人,这是由他在龙须沟走访时见到过的一位积极分子而联想到的.原型是位70来岁以摆摊为业的治保委员,但老舍考虑这个人必须是个真正的工人,于是想来想去,就把“积极”与“委员”放在他身上,而把摊子交给程娘子,职业则选定为泥瓦工.这样他可以时常到各地去做活而见多识广,并且可以和挖修臭沟、添盖厕所有直接关系,从形象来说,一般的瓦匠都讲究干净利落.这样赵老头就出了世,在其身上突出的是对生活清醒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刚正不屈的斗争意志.

凑够了小杂院里的人,再加上“院外”的人物――类似《我这一辈子》中的刘巡长与小流氓冯狗子,老舍差不多是一口气写出了《龙须沟》.由此可见,老舍的这一“冒险”之作得以成功,固然受高度的政治热情驱使,也在于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作为支柱.是将早已在他心灵深处孕育成熟的人物形表,“移居”到龙须沟这一特定的环境.这正是该剧成功的奥秘所在.如他所说:“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

改编影片精诚合作

尽管《龙须沟》的舞台剧取得极大成功,但改编摄制影片并非一帆风顺,在演员的选择与使用上就曾遇到周折.起初决定以北影厂的演员为主,北京人艺的这台演员中只外请于是之与叶子分别继续担任程疯子、丁四嫂,可后来落实下来的只有叶子.因于是之此时刚在歌剧《长征》里扮演了的形象,很多人认为让演过伟大领袖的演员,转而饰演一个北京胡同里的疯子不太合适,这个弯子很难转过来.导演冼群左右为难,只好另外物色人选,先拟请黄宗江出演但被婉拒,据其后来自述理由虽是要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实际却是深感于是之已演“震”了、演“绝”了,倘若接演“势必难堪”.冼群遂又改找谢添,答应拍完《六号门》即上此戏.

谁知经过一段实拍,北影厂领导发现,由于演员语言缺少地道的北京昧,难以达到原剧效果,决定暂停拍摄.经再三研究,最后厂里决定演员还是以人艺原班人马为主,电影厂的演员留下张伐扮演丁四、于蓝扮演程娘子、封顺扮演冯狗子.就此而言,影片《龙须沟》堪称舞台演出精华的再现.

这一翻来覆去的变化,虽给影片的拍摄进程带来影响,但也促进了艺术质量的提高,从中体现了演艺界密切团结、互相合作的可贵精神.谢添在最初被选中扮演程疯子后,马上悉心研究老舍的剧本,感到这个人物好像见过,很快就脑子里勾画出了具体形象,觉得应为程疯子找一身儿得体的行头.因为天桥的人物他很熟悉,什么身份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印象,程疯子要穿一件既雅又破、沾满油污的大褂儿.为找到这么一件大褂儿,谢添到处转悠,天桥的估衣铺都转遍了,就是没看到一件与程疯子身份适合的衣裳.

直到有一天,谢添在西四牌楼那儿,偶然发现了一个遛鸟儿的老头儿,所穿的大褂就是想象中程疯子穿的那行头.谢添立马一边跟着他,一边想着怎么跟他说才能把大褂要过来.那个老头儿大概发现了有人跟着他,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干什么,就大街胡同地穿来穿去,就是不往自己家走.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停下来打量着一直紧随身后的谢添,很严肃地问是不是看上他的鸟儿了?谢添一看对方先主动跟自己说话了,就笑着说:“您这鸟是不错,可比不上您这身衣服好.”老头一听这么说还有点不高兴,以为是在拿他取笑,就不太客气地说:“您要瞅着好,掏钱,卖给你.”这话正中谢添的下怀,就把跟了他大半天的意图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老北京”就是热心肠,当场就要脱衣服,但马上被谢添劝住了,还是坚持按照老头儿的身材,买了一件新大褂儿专程给送了过去,换回那件旧大褂儿.

谢添喜出望外地赶了回来,按自己的想象对大褂儿进行了一番加工,找了些杂色布,在大褂上码了几块补丁,袖口、下摆上抽出一些布丝,又用蘸油的砂纸把大褂的前襟打磨得有点儿透亮,这样一件为程疯子“度身”的服装就算是有了.谢添没事就穿着它,一边钻研剧本,一边琢磨感觉.

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导演冼群正式告诉谢添,经再三研究,还是决定让于是之来演程疯子.谢添听后虽然感到挺别扭,可还是表示理解.第二天,谢添就跑到于是之家,把自己“经营”了好多日子的大褂交给了他.于是之高兴地说:“老谢,我这儿也正要找这么一件大褂儿呢!”说来也巧,于是之的身高体型和谢添差不多,穿上一试,长短肥瘦都挺合适.就这样于是之穿着它,又在银幕上成功地扮演了“程疯子”.

得益于“心象说”

对于担任程娘子这一角色,于蓝开始曾感到很为不安.因为北京人艺已在舞台上演出很多场,演员阵容整齐、搭档和谐,而且扮演话剧程娘子的韩冰,还是延安鲁艺的老战友,自幼生活在北京,语音纯正、京味十足,舞台表演经验也十分丰富,在延安所演《日出》中的翠喜,就曾倾倒无数观众,话剧《龙须沟》中的程娘子也十分出色,受到观众的称赞.而于蓝感到自己虽然中学时代在北京生活过几年,但当时根本没有接触过社会,后在根据地成长,对农村略知一二,对北京城里的劳动人民却是陌生的.加之又是东北人,在语言方面还达不到纯正的北京味,残留一些东北音调,自觉和韩冰相比有很大差距.但导演冼群却表示:“韩冰同志是演得很好,但她是另一种类型.我恰恰要你这样的,希望你能演出程娘子对丈夫的贤慧与体贴.”作为演员毕竟渴望有魅力的角色,在导演的一再鼓励下,于蓝接受了这一角色,决心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程娘子.

原舞台剧导演焦菊隐曾认为,程娘子是全剧中最难扮演的一个角色.旧社会使她不但精神痛苦,而且身体羸弱,但她还强打着精神,为生活去挣扎.如果过多地表现她的感情,过多地表现她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则劳动人民的顽强精神就容易被削弱;如果过多地表现她的顽强,又容易给人一种冷酷甚至泼辣的印象.原扮演者韩冰在创造这样一个中年劳动妇女形象时,在两者分寸的地把握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人物被恰当地表现出来.于蓝感到,舞台上韩冰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自己不能重复,更不能模仿,必须完成由自己去创造的程娘子,而自己在生活积累的记忆中,又没有留下现成的形象素材,只有到生活中去寻找角色形象的启迪.在起初筹拍阶段,她就不顾自己正在怀孕,专门赶到龙须沟去访问,还到天桥、德胜门、护国寺一带了解市场交易状况,接触做买卖的妇女,观察她们数票子、卖货、整理货摊子等动作,还发现了职业性的小道具,如香火和鸡毛掸子,后来用到戏中作为重要道具,香火供顾客点烟,鸡毛掸子则是主人公爱好清洁的标志.

这些准备工作虽然让于蓝获益不少,帮助找到了角色的某些自我感觉,但她觉得还只限于一些外在零碎的劳动或生活的动作,对程娘子形象的总体表现仍没有着落.当北京人艺的演员参加拍摄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形象已经在舞台上树立起来了,而自己的程娘子迟迟不能在头脑中活灵活现地出现,她的压力更大了.所幸的是,饰演程疯子的于是之给予她真诚而有益的帮助,建议她首先要让角色生活在自己意象之中.这一说法于蓝此前还未有所闻,颇有茫然与神秘之感.于是之便详作介绍,告诉她这是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在给北京人艺排演《龙须沟》时,指导演员塑造人物形象运用的方法:“你要想生活于角色,首先要叫角色生活于你自己.”具体途径是:以生活为出发点,在创作的开始就要考虑人物,让人物活在自己的心里,再用自己的形体逐步转化为舞台形象,最后呈现于观众面前,归纳起来就是生活、心象、形象三位一体.于是之等就是较早实践这一被称之为“心象说”方法,用自己的身心在《龙须沟》中成功塑造出程疯子等一系列动人的艺术形象.

在于是之的启发之下,于蓝再到生活中去,以宿舍门房的妻子苏嫂为重点体验对象,不仅通过串门谈心了解其身世、家事,而且留心观察其神态、举止,感受其特有的气魄、胆量和劲头,挑选其特殊鲜明的动作加以模仿,从中捕捉、琢磨内心情绪的所在.经过这样有意无意地坚持练习,于蓝逐渐把自己融进了角色之中.当她以北影厂演员身份在职工家属大会上动员安全、卫生工作时,一改平素文绉绉的语言,而用苏嫂的高嗓门讲话,还下意识地把平日练习苏嫂的几个动作,自然而然地运用起来,结果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家属们并不觉得她是一个演员,而感到是她们中间的一员.此时已经活跃在角色意象之中的于蓝,也顿悟到“我的程娘子诞生了”.随后她根据剧中的规定情景,通过内心和形体的动作,进一步把自己融进角色,终于顺利完成了角色的创造.于蓝认为自己演的程娘子虽不十分完满,但却是充满内在感情的.焦菊隐先生看过《龙须沟》的影片,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解放前,戏的开始,程娘子性格不够稳定,但对地痞流氓的斗争演得很好,解放后的娘子形象很丰满.”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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