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你打开了自己,什么都会发生,每个人都是有才能的.” 中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场文化盛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集结了四十位两岸三地最活跃的文化人,陈丹青在沙龙中谈到了自己倾心的民国时代,也谈到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陈丹青表示,他希望这样的场合越多越好：“现在大家对这种形式这么热衷,是因为年轻人没有地方去,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贡布里希《通俗艺术史》的第一句话称,没有艺术这件事情,只有艺术家.陈丹青认为,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话,说尽了整个艺术.“天才论是对也好、错也好,我们存而不论.但打个比方,200多年的京剧史,其实就是角的历史,不能想象没有谭鑫培、梅兰芳是什么样子.你听谁的,就说明出你的趣味来了.” 面对陈丹青,离得远时会感觉得到他的严肃,距离一近,才发觉那严肃的神情和语风都是外衣,对面的人只剩下“真”.他的愤怒、不屑与耐心都是真实的,看得出,他在努力剥开语言为真理铺设的重重障碍.陈丹青坦言,每个人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有多少才能你有多少性格“艺术里是有这回事的,会有那么一个时期,因为一个人,他真的让整个艺术史忽然旧了,一个新的艺术出来了.”陈丹青比较强调观看,他曾指出,对印刷品的观看得到的是“伪经验”,但自己也是从伪经验里走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是因为我想看真东西.伪经验也谈不上好坏,比如我们小时候都吃过一些假的高粱、大米和牛奶,但总比没有米吃要好,只要有吃的就行.” 他年轻时没上过艺术学院,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艺术教育经常说一些不恭敬的话,因为艺术教育本身让他不舒服.“最不舒服的就是回国这10年,现在越来越不舒服.我们的艺术教育,或者任何教育,充斥教条.”而现在的艺术创作环境也令人堪忧,“美术界其实很小,比手机还小的一个圈子.进入权力中心的人当了院长、副院长,他的画卖的就不一样.官员送礼要靠一大帮画家才能送出水平,春节卡都要刷爆了.求爷爷告奶奶地,你的山水画卖给我吧.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其实就是流寇,年轻人偶尔找我发泄一下.” 不乏有人夸陈丹青的书写得好,他却说：“我从头到尾不相信理论的词语,我有时候涉嫌在谈论理论,但是我非常不信任讲理论词语的人,我实际上还是一个画画的人,讲得漂亮一点,就是我搞创作的,不是搞理论的.”陈丹青向来对空泛的问题和词语十分不满,比如“价值观”、“创意”.至于为什么,竞还要追溯到做教师的时候填表,表上有一栏问,你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不是扯淡吗?我是创作者,我怎么可以说我的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行政词语,可是又要跟艺术沾边,这是羞死人.没有一张英文表格要毕加索填个表,问您的创意是什么?而所有学术论文、所有的创作都一再要求,你们要拿出原创性的东西,你们要有创意.一个很高的要求放在你头上,吓坏人的事情.艺术是几千年的东西,没有几个人称得上是原创的.” 陈丹青认为,真正让人创新,让人做出跟前人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取决于自由.“但是自由这句话又被我们说坏掉了,一说自由我们会想到一个政治概念,啊、自由啊,反抗这些,我自己在写作几乎不用这个词,也很少用到自由这个词.为什么?我知道很多词在中国的语境当中都被用坏了,要不高度政治化,要不非政治化,我都不喜欢.” Q＆A 京华周刊：今天沙龙的举办地点(前门23号天安时间)旁边就是百达翡丽的专卖店,很有意思,奢侈的西方时尚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汇集一堂.陈丹青：中国的西化是非常奇怪的,明明是从欧美学来的一套,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比如你看当代艺术走得这么快,在中国一下子就进入了时尚.在西方这一块是很谨慎的,它不会一下子都交给时尚杂志去做.而中国艺术杂志就是一个又功利的集团,它比不过时尚王国有钱,于是就卖封面.艺术界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15万、20万上一个封面.艺术杂志现在完全烂掉了,什么人都可以出现在封面上,只要出钱就行.展览也是一样.所以说现在露脸十分容易,但已经没有第一流、第二流、权威的学术上的判断了. 问：沙龙也是西方来的东西,你年轻的时候经常参 加沙龙,那时是单纯的文化沙龙吗 陈丹青：八十年代我们几乎天天都是沙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做,没有媒体,没有电视,就是三五好友天天在一起昏天黑地地聊,聊聊法国小说.那时候反而不谈政治,只谈艺术.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非政府化的. 问：你很怀念当时的沙龙风气 陈丹青：八十年代有几个很重要的人,金冠超、李泽厚、杨小凯等他们是老大学生和老知青,这么一批人年龄在35到45之间,在一些类似沙龙的场合里说出了经济、人文领域的改革理念.这个时候很让人怀念.现在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出国,要么就蔫了没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公知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谁也不理你. 问：很多年轻人都专门来听你的演讲,喜欢你的“民国范”,你发现他们和你们当时有多大不同 陈丹青：我希望你们帮我纠正一点,有人说“民国范”这个词是去年我发明的,这绝对不是我发明的,“范儿”这个词是北方话,我是上海人.通常只要是年轻人的活动,我安排得过来就会去,但现在也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一个原因是蛮花时间的,还有一个是,我发现大家其实并不真的在听我说话.每次我都会准备很多,尽量把问题讲得通俗,但是一沟通就发现,其实这真的是蛮散的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注一些问题,只是需要和你度过一个晚上,然后拍个照,告诉别人,我看见陈丹青了,这就完了.我的老师吴作人先生,我从来没和他拍过照,我们那个年代似乎不重视这样的东西. 问：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散”的情况下,现在的80、90后到了你这个年纪,你估计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陈丹青：恐怕和现在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然我说得可能有点武断,因为至少还要过三十年.你看看过去的三十年变化真的很大,可现在有一种趋势是社会的格局和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除非当中发生一些什么,我们也不希望有灾难. 问：《退步集》已经出了续编,再出书还要叫《退步集》吗,一直退步可否原地踏步. 陈丹青：也有在筹划这个事情,新书是这两年文章的集结.《踏步集》?(笑)可以考虑. 问：最近自己在读什么书 陈丹青：我今年到处跟人说我读的两本最好的书,第一本是《安持人物琐忆》,这是我看过关于民国细节最丰富的一本书,大家都应该看.还有一本是吴国桢的回忆录.他是二、三十年代的武汉市长,四十年代的重庆市长,和内战时期的上海市长.他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又当过台湾省省长.他是个海归派,比胡适更加进入权力中心.他有那一代的理想,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一些事情,虽然很多失败了,但他真的做了. 问：民国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渴望很热切. 陈丹青：李敖说过一句话,胡适、鲁迅是最后一代为政权奋斗的人,也就是说还想拥有它.最后一代了,以后就没有了. 问：你好像有点悲观? 陈丹青：我不悲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一些事情,现在会牛得一塌糊涂.我们和巴黎柏林是一样的,轮不到香港. 问：你对最近李双江儿子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没有怎么看,我能怎么看等 问：那你自己是怎么教育女儿的呢 陈丹青：我没有教育她,她已经大了.小的时候我也不教育她,她不教育我就不错了.我不太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就是对她讲有男朋友带到家里来,别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