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外表看,陆蓉之恐怕是策展人里最可爱的那一个,不仅仅是她的装扮,
还因为她的感性、坦率,不爱讲套话、大词.年过花甲的她做了30多年的策展人,去过很多地方、
认识很多人,惊心动魄的经验远多于平淡如水.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对自己还充满了无知”.
如果要以一句话来说明我此前一甲子的人生,那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很勤劳,因为我的兴趣很多、身体很好、意志力很坚强,最重要的是我热爱工作.我曾经开玩笑说过,我是一只非常认命的工蜂,因为工蜂的生存意义就是为了工作.我还特意为每天勤劳工作的这类人创造一个词：“Beeple”.
今年我已经62岁了,有4个孙,我的父母亲都健在,老爸92岁了还能跳探戈,妈妈82岁,我老公也76岁了.有人奇怪为什么一个老奶奶还喜欢装萌,其实我本来就很萌,不是装的.我把帽子拿掉以后,你会觉得我长得很像我喜欢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
我最近整理我的相片,自己都惊叹,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造型.与以前相比现在我实在是太正常了,染红发只是因为我有了一些白头发.年轻时我剪过朋克头,还有阴阳头,就是半边长发半边是完全剃掉的短发.有次家里聚会,都是长辈,吃饭时有个老先生坐在我一边,看到的是我的长发,吃完饭我给老人家奉茶,他看到我另外一边,老先生很惊讶地说,你们家什么时候有双胞胎姐妹?我把另一边转过来给他看,老人家差点昏倒.
我刚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策划“未来通行证”大型展览,是我告别策展生涯的终点.汇集了100多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刻意安排大量的绘画搭配雕塑塞满展场,想营造一个万花筒般的视觉效果.我知道艺坛会有人因此而诟病我,认为我不够严谨,不知抉择,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我只是不断为大家去发现去发掘,不想遗漏任何一个有机会可以展示的艺术家.我说不明白,我没有功利的选择原则.你可以看得到我是一个很个体的人,我把这样的展览作为一个告别,其实也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以后有一段新的艺术人生.
永远的上海南市人
我应该算是相当纯血统的上海人.母亲的郁家是昔日上海南市的老家族,在城隍庙边上有个四开门面的“郁良心堂”中药房.从我外公的祖父辈开始,郁家办了六所义务小学,后来又增办了一家义务中学.抗日期间,上海的法租界许多无名尸都无处掩埋,郁家捐出法华乡下的花园,成了公墓.从前城隍庙有一条小街叫“敦惠路”（如今改名叫幸福路）,就是以我外公的祖父名号命名的.
我外公是学法律的,毕业后如愿成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他生养了十七个儿女,其中有五个女儿在女画家李秋君的引荐下,都拜在张大千的门下,当时拜师事件还上了报纸,成为沪上艺坛的佳话.1946年,外公到台湾参加博览会推销郁良心堂的中药,只带了不会画画的我母亲和最小的儿子郁慕明（现在台湾担任“新党”党主席）,结果不久后两岸之间交通就阻隔了,直至辞世他都没机会再回故乡.
从小我是跟在外公身边长大的,他虽是一介布衣儒商,却坚持练书法,爱书成瘾.幼儿园时,一位老师认为我是天才小画家,激起外公的莫大希望,那之后他成了我的私塾老师,全心全力栽培我.很小我就开始画人体素描,经常给大人们“表演”当众挥毫.九岁时,外排我向海上文人画家刘雅农学习画山水.后来,外公听说张大千要来台湾了,格外兴奋,天天跑到古董店去寻找适当的拜师礼,终于通过友人约得与张大千相会了.那时爸妈与外公都盛装陪我去拜师,经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张大千收下了拜师帖,却表示他已经是我的五位姨妈的老师了,所以辈分不能搞乱,将我交给当时也在场的弟子匡时（仲英）来负责教导.
我13岁时,因为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公公的提携,我在台北植物园里的图书馆开了人生的第一个个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但在学校里反而成为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我记忆中,不但从小缺少同龄的玩伴,还天天与公公、婆婆一辈的老人在一起.
父亲对我的期待也不亚于外公.高中时有一年暑假,他安排我参加了台湾中部横贯公路的徒步旅游团,到了终点后又将我送到台湾电力公司谷关招待所闭门作画,整个暑假里我就以此经历画出一幅四十公尺的长卷.1971年,我刚满20岁那年,又被家里人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可以说懵懂无知的我是随着家人的安排起步的,当然这些步子走得很好很稳.
因为我是长女,所以得到了家里最好的资源.只要我愿意画画,就会得到赞美、得到奖励,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做了可爱的动作就有狗饼干吃.外公在我每次完成作品时,就带我出去吃江浙小点心或者看场电影.回忆起来,自己一直生活在备受疼爱与肯定的氛围里.
教育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我们家庭最重视的价值,为了让我们念最好的公立学校,父亲伤透脑筋,迁户口、转学校,最后还花了大钱送我们姐弟几个上私立学校.这其实是亚洲人共有的价值观,美国的亚裔家庭几乎都很重视儿女的教育,也很舍得将金钱、精力投在儿女教育方面.我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同时还把我所有家人都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家五姊弟的下一代,全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受教育,再下一代全都是混血儿了.
结缘台北故宫
我能进入艺术的天地,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是引领我的大贵人.我从小尊称他为“蒋公公”,他与我们一家三代都有交情.
当年我画完那幅徒步横贯台湾中部公路长卷图,抱去故宫请蒋公公指点,他看了之后大喜过望,让我把这幅长卷留在他的办公室,有机会便拿出来给人欣赏.蒋公公退休离开故宫时,因为我人在布鲁塞尔留学,画作也就在他的安排下捐赠给了故宫.
高中三年的寒暑假我也总到故宫当工读生,从服务台的导览训练,到书画处沏茶打杂,中午经常去蒋公公的宿舍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当时我很能体会蒋公公栽培我的用心,也很努力学习.就算后来有段时间我曾经弃艺从商,他也不减对我的信心.从1989年起,我经常回台,偶尔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讲,蒋公公都会光临捧场,坐在第一排为我鼓掌.那时我已经不画画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后现代的艺术现象》出版时,我特地将那本书献给外公与蒋公公. 我在比利时求学不到三年的时间,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吸收不是在学校,基本都是在旅游当中得来的.用学生票的优惠条件无目的到处漫游,看到火车窗外有大教堂的地方,就在那一站下车,参观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不分古今,逢馆必入.日后即使我移民美国、返台定居,或到大陆工作,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飞到欧洲,用欧游火车券无目的的漫游,这是我结合游览、学习与工作三合一的“秘方”.
这样的旅程也激起了我提笔写作的.从70年代初开始,我写了很多亲临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艺术评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艺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根本没有华人参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舞台,即使有些日本的艺术家像草间弥生等人突破了限制,但也往往只是单一的个别事件,根本无法形成亚洲的气候.那时亚洲人在欧美的艺坛不是零星的点缀,就是非常边缘化的处境.
初到欧洲和美国时,虽然感到新鲜和惊喜,但我也不觉得谁比谁了不起.我受中国教育影响很深,我一直觉得到西方学习是一种补充,而并不会觉得我是去朝拜的.
那时我继续在加州州立和城市大学系统里的艺术系进修绘画,先后一共念了十多间学校.原本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直到32岁那年,我赔掉了三年的积蓄,关闭了开在加州的画廊.那是1978年,我在橘郡（City of Orange）开办了“新一辑画廊”（Stage One Gallery）.我的策展路线除了支持观念艺术,就是力挺女性艺术家.70年代时,刚好是西方观念艺术崛起的时候,当时我的Stage One Gallery是很前卫的空间,每次开幕都非常热闹,有时我还会邀请New We的乐队,或举办行为艺术的表演.忙了两年,眼看Stage One经营得蒸蒸日上,画廊的租约到期后,房东却要涨5倍的房租,这让我根本无法存活.最后,我决定结束画廊的营运,改行进入房地产投资和买卖.
MOCA Lady
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生意?我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我呆呆坐在办公桌前,觉得打心底里我还是想回到艺术,回去做策展的工作.我不是那么爱财的人,这个世界有无数像我这样不够精明的生意人,也不缺我这一个.这之后,我决心努力写艺术评介的文章,努力争取做展览.我想要发掘有才华的艺术家,只要有机会策划展览,一个可以容纳5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邀请10个人；可以容纳20个人的展览空间,我会尽力挤进60个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多半时间都留在台湾,我和谢素贞（现为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策划了《复数元的视野》台湾当代艺术大展,集结了四十多位艺术家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至今仍是两岸交流最大规模的台湾当代艺术展.
2005年夏天,在上海一个饭局上,我与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主席龚明光相识,我以过去不存在于美术馆系统的“创意总监”名义,正式加入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团队,给他们当了六年的义工,帮龚馆长打造了中国第一间民营当代艺术馆.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白白做一件事情.我不拿钱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台北的实践大学是全职教授,合约注明了是不能兼任何副业的,但没有条款禁止担任义工,所以我坚持不接受工资.
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华人世界的MOCA Lady,因为此前在台北,我协助了龙应台局长成立了台北的MOCA；到了上海就忙着帮龚馆长打理他的上海MOCA；2007年底,我又被动员到北京月亮河,尝试为月亮河城堡的地产专案建立月亮河MOCA.我还担任过上海外滩18号创意中心艺术总监.我的中国当代艺术馆之旅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起步的那个时代,想做一个女性艺术家仍然很不容易,华人的艺术世界里,根本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想要当一名女性独立策展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从我做的第一个展览开始算,三十一年过去了,我认为“策展人”这个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云端时代,会有不同的角色可以帮助更多的艺术家.
让我再次想退出策展生涯的原因,还源于一次来自于我的学生的伤害.2009年,我着手准备“动漫美学双年展”,这次我将展览的规模扩大到北京今日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广东美术馆,跨海峡两岸联合举办.却因为我错误信任了自己一手提携的学生,她处心积虑的私心,破坏了这个合作计划,在开展之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毫无预警地被迫退居幕后.虽然展览最后还是在四个馆分别举办了,但却促使我下决心退出策展人这个行列.
原本是我将“Curator”翻译成“策展人”这个称谓,然而同时我却目睹了这个行业因为名声与金钱所带来的腐败,我非常痛心,想要告别这个我曾经衷心付出也热爱过的领域.
一起慢慢变老
我离过两次婚,和我家“老爷”傅申的婚姻是我的第三次婚姻,终于给了我温暖、宁静、稳定和幸福的生活.原因是我们都经历过巨大的婚姻变故,彼此更懂得宽容、感恩与知足.
傅申是我从小就仰慕的才子,但是年轻时无缘相识,两人各自经历了二次婚姻后,幸运之神才向我们伸了手.可是能结成夫妻,更多的是我的努力,我的女追男的成功故事,当年还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傅申与我都是蒋复璁公公最疼爱的晚辈,因为蒋公公,我对傅申耳熟能详,他经常说起傅申在故宫跟随他工作的种种回忆；而傅申对我则是全然陌生、一无所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分别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发展,年龄与时空的差距,并未在当时形成的交集.我和傅申第一次正式交谈,是他回台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特意通知他去探视病重的蒋公公.
当我在1995年听说傅申要订婚了时,我马上打给他,要求和他喝咖啡见面谈.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表明心迹.我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要订婚了,请你在结婚前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先和我交往,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因为只有我配得上你,我了解你的学问和历史地位.”
当时已年近六十岁的他听到我的告白当场就愣住了.为了追求他,我还辞掉远在台中东海大学的教职,拜托实践大学的教授帮忙推荐我到他们学校的台北校区教书.然后我又租了一间套房,干脆搬到他家的楼下,每天煮家乡菜请他下楼来吃,饭后就和他看电视、聊天.后来还借口帮他洗衣服,拿到了他家的钥匙,这样随时会出现在他家,他也就不方便邀请别的女性朋友来家里坐坐了.
这样还不够.在我们交往时,他的第一个生日,我写了一篇《生日快乐》的文章投稿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并请他们在傅申生日那天刊登.文章如期刊出,我欢天喜地把报纸拿给傅申看,没想到他看了后勃然大怒,怪我不该把私事昭告天下.我也没申辩,因为我真正的目的,是让其他竞争对手知道我已经进场.
我们结婚十几年,在同一楼层,各有各的书房与工作空间,夫妻间保持一种距离就不容易有摩擦.婚后有八年的时间,我经常在外工作,有朋友替他打抱不平,说我怎么可以追到了他却经常离家工作,把他抛在一边.傅申告诉他的朋友,因为我比他年轻很多,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他要让我尽情发挥所能,然后再一起慢慢变老,我以后才不会埋怨婚姻阻碍了自己实现梦想.
离开策展人这一行,是因为我想要更有效率、为更多爱好艺术的人群服务,而不只是艺术圈而已.我留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想在中国策划一个大型的草间弥生作品展,但最终都没做成.每次看到她的个展,都会有好多想象,她是我心目中的女巨人.还有一些心里的不舍,比如计划要在艺术馆做李安的展览,至今也还未实现,因为实在想不出如何做一个展出李安电影的展览,一个不用道具或相片的视觉展.
我家“老爷”知道我不再做展览了,非常开心,他说我当策展人就是当轿夫,每次忙着为别人抬轿子,别人还可能嫌你的轿子太破,装潢得不够漂亮,嫌你跑得太慢了.现在好了,从策展的领域退下来,这样就不必东奔西跑,不必经常离开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台湾照顾年迈的父母,也可以专为我家“老爷”抬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