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苏辙汪洋澹泊之文为中国散文史增添了绚烂的一笔,其散传是他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记人艺术.其叙事艺术之独特,分别通过“以少总多”、“同人异传”以及“梦异迭出”等方式展现人物于其中,值得细细品味.
关 键 词 ：苏辙 散传 叙事艺术
所谓“散传”,是指“成部的纪传体史书和杂传类传以外的文学性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传状、碑铭、自序等”.[1]这种文学形式始于东汉末年,风格各异；到了唐代,文史逐渐分离,又随着韩柳掀起的古文运动,因而散传文学得到了发展.师承古文运动之风,苏辙也创作了大量的散传作品,都于《栾城集》中分散收录.据统计,苏辙的散传作品数目多达49篇：以“传”字为题的散传作品5篇,墓表1篇,墓志铭3篇,碑铭6篇,祭文34篇.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但却孕育着浓厚的文学气息,尤其是其叙事艺术,更值得我们去挖掘.
一、万取一收,以少总多
英国作家爱廉福斯特曾经说过：“人物引出事件,事件造就人物,两者紧密相连.”[2]叙事学理论认为：“作为更具体的连接方式,不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除了意识流以外,总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以人为中心,文本会描述有关这个人物生平的许许多多事迹,以反映人物性格,或者历史状态,这一切使整个文本构成了一个起因到最终结束的过程.”[3]记事是为了突出人物,须作艺术处理,绝非将素材进行简单的堆砌.苏辙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匠心独运,采用“万取一收,以少总多”的方法.刘勰曾言：“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也.”[4]即用少数字来概括复杂的情状,把情思和情状没有遗漏地描绘出来.苏辙抓取了传主身上关键因素,将其集合起来,用最简单的话语一笔带过,却不失整体感,如面其人,同时达到文约而事丰的效果.
《祭张宫保文》是苏辙散传作品中的一篇,全文只用寥寥数百字,分别从公之少年、公之为官、公老于世三个角度对张宫保这一形象进行描写：
“公之少年,坦然不羁.自放于酒,竹林是师.及其宦,精深粹密.礼家法士,莫见其隙.公之问学,初亦弗勤.泛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问,时罔弗达.礼则郑产,乐则吴札.公之行己,色温言厉.卒然相逢,忽若无意.其所与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贵莫淫.诡词削草,人亦弗知.虽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见于外.人之知公,兹亦其概.公性静深,灼见安危.遇物斯应,动获所宜.退而自养,湛然纯一.”[5]
此文囊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传主坦然不羁的性格、精深粹密的思维、艰苦求学的毅力、礼义皆有的品质、湛然纯一的心性等等,都在这一篇散传中展现出来,可谓“文以辨洁为能,不能繁缛为巧”.[4]这样的手法在苏辙其他的散传作品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如《逍遥聪禅师塔碑》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量,但是苏辙在写作方式上却是笔笔点出而又点到为止,忽隐忽现,看似散而不散.
苏辙散传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历史事实,传主的生平不可以被改动,要表现人物个性就要比虚构小说有困难,而苏辙“万取一收”,其“以少总多”的叙事方式运用得恰到好处.
二、同人异传,各出新意
一般而言,作者在刻画人物时通常采用一人一传,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刻画方法,从而完成丰满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了构建完整的人物形象,独创了“互见法”；韩愈旁出新意,写作《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其想法新颖独特,让人叹为观止.此外,韩愈的散传作品大都是碑志文,可是人物性格展示却相对丰富,形成“素描式”的写人手法,如其脍炙人口的作品《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惯用手法是“借题发挥”,使得人物性格更显真实,如临其境,《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都是经典之作.与司马迁、韩柳一样,苏辙在建构完满人物形象上,也有自己的独创.在苏辙49篇散传作品当中,并非是一人一传,更多时候是同一传主出现在不同的文体中,苏辙借用这样一种写人手法,达到呈现人物的不同侧面、塑造人物完整性的目的,可谓“相同传主,独具匠心”.
苏轼是苏辙笔下重要的传主形象,他在苏辙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苏辙曾回忆：“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5]苏辙将爱兄写进自己的散传作品中,最集中见于《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虽然三篇散传作品都是写兄弟苏轼,但是叙述角度却互不抄袭,各出新意.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苏辙首先对与兄轼之间从小的感情经历进行了回忆；接下来讲述了苏轼坎坷的一生；第三部分介绍了苏轼的个人魅力,包括文章名动名士,品性正直可谓“义动蛮貊”,品行之贤可比圣人孔子,文字简短不足百字,但是却将人物栩栩如生呈现出来.相比之下,《再祭亡兄端明文》的层次就略显简洁.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兄弟手足之情,第二部分对苏轼的人生进行了回忆,可以视为对《祭亡兄端明文》的升华.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采用详写,并且苏辙没有完全拘泥于文体束缚,他将应用性很强的碑志文加入了主观情感,大胆采用记言方式,彰显了浓厚的文学性.其内容丰富,全文按照时间顺序对苏轼进行全面介绍,分别涉及苏轼的文采,其政见的果断性,体恤人民的民本思想,外交手段的灵活性,礼贤下士的个人气质,整饬军队的威严性,犹如历历在目.三篇散传作品立意相似,却各显新意.
《祭逍遥聪长老文》、《逍遥聪禅师塔碑》又是一组同人异传.由于苏辙的身体状况,他从小就接触了很多方外人士,更由于后来苏辙“筠州之贬”、“岁经三黜”的经历,使得他与不少方外人士结下了深情厚谊,逍遥聪就是其中一位长老.在《逍遥聪禅师塔碑》,苏辙首先介绍了自己与逍遥聪长老的情谊,第二部分简略介绍长老的生平,第三部分苏辙对长老的一生进行总结,展现了长老 “静默而不累于物”之节操.但在《祭逍遥聪长老文》一文中,形式就十分简略了：
“我生多故,再谪于筠.万里故乡,孰为故人.师自吾蜀,为筠导师.坦然无心,言直气夷.顾我如故,弥久而坚.逮兹再来,为我出山.逍遥无师,众顾师往.师念我独,为众所强.入山几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蝉蜕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怀思,涕泣嗟咨.”[5] 苏辙的每一句话都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但是每一句都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苏辙塑造人物形象不拘旧历,自出新意,时而简约,时而详细.可谓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精妙,精彩绝伦.
三、梦异迭出,真伪互陈
苏辙的散传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常常借助梦境来突出人物形象.《列子周穆王篇》云：“昼想夜梦,神形所遇.”[5]这里,“梦”就有“想象”之意.苏辙借梦境来为人作传,难免会有想象意味在其中,形成文之奇谲神秘色彩,其散传《天竺海月法师塔碑》中有这样一段：
“尝苦脾痛,久而不愈,梦天神以金盘盛水,使师瞑目而洗其肠,浣已复纳,角而痛止.公没之岁,吴越大旱,祷予天竺观音像,不应.公以疾昼寝,梦老人白衣乌帽,告曰：‘明中必雨.’问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6]
这一段描写无疑增加了人物的传奇色彩,渲染出玄秘氛围,为传记这一文学注入新的元素.但苏辙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伟大之处是要借梦境展现传主之奇异个性,进一步阐发关于自己对“养性”的认知.这一点在散传《丐者赵生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予曰：‘养气请从生说为之,至于养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文曰：‘君亦尝梦乎?’予曰：‘然.’‘亦尝梦先公乎?’予曰：‘然.’‘方其梦也,亦有存没优乐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尝也.’生笑曰：‘尝问我养性,今有梦觉之异,则性不全矣.’予矍然异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7]
赵生作为一丐者,受到苏辙的关注.看似“弊衣蓬发、未尝洗浴”之狂人,面对不能“梦”的苏辙,坦言之是养性不够所至.这样强烈的反差之下,人物性格就被相当鲜明地凸显出来,并且阐发出关于“养性”、“道”的思想,可谓是一石二鸟之策.“养性之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据《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予之所病,病其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不病其学佛未至,而溺于文艺也.”[5]由于苏辙自身的身体状况和特殊的贬谪经历,“养性”变成苏辙生活的一部分,其中的苦楚也就只能化于作品之中,以梦带过.苏辙是借助丐者来隐身其中,还是单纯描写丐者赵生,便只能由苏辙在其中真伪互陈了.
四、结语
苏辙在其散传中,以“以少总多”的创作方法,达到了文约事丰的效果；其“同人异传”又巧妙形成了文学趣味,使得人物血肉丰满；而“梦异迭出”这一手法,更是彰显出一代大家思想的深度.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至情、至理,使人读之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