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很多年轻艺术家,他们尚未进入画廊和体系,但他们坚持在做自己的艺术.
他们正在实践“自我组织”：空间、小组、网络、微博、个体.如果出售作品必须变成一种被系统职业化的规训,他们更愿意强调这种保持自我的个体实践.
他们也和画廊合作,他们也出售作品,渴望被人看见,但是,他们敢用自己的方式来身体力行：“如果没有画廊,我们就不做艺术了吗?”
陆扬：不定义
陆扬和父母住在上海一个普通街区的楼房里.她自己的房间被三张书桌和三台电脑填满了,两台用来做作品,一台专门打游戏.墙上挂了张巨大的人体解剖图,让房间有些微冷峻.
在中国美院读研时,陆扬已有机会在外做展览,不过那时从未售出过作品.她上学期间就希望能自己承担生活而不再依赖父母,试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爬到很高的地方去画壁画,为拍照的人化妆——她没学过,却自信只要会画画,什么都可以画好.2010年毕业时,陆扬犹豫着要不要做职业艺术家,她给了自己一年试用期：如果做作品能养活自己,就不去找工作.然后这样一直下来,她成为四处漫游的艺术家.
她的作品总令人惊异,或者还令人略感惊恐和不适.对生物学、神经学、医学、宗教所抱持的极其浓厚的探究心,让她和她的作品都在同龄人中显得特立独行,“冷静、学究、残酷、癫狂”,难以定义.
2011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了一系列的年轻艺术家个展,每次请一位著名艺术家推荐一位年轻艺术家.刚刚毕业的陆扬以富宗教和科学双重隐喻的《忿怒金刚核》入选,策展人是著名录像艺术家、她在中国美院的研究生导师张培力.在这件作品中,陆扬将张目愤怒的佛教神祇普巴金刚的形象和人类大脑中负责愤怒情感的杏仁核图像叠合在一起,以好看好玩的电脑动画,追问执念、天启诸等大题.
2013年初,在尤伦斯的“ON|OFF”上,她以引起争议的高清MV作品《青蛙水下芭蕾》继续深究生理构造中所进行的生物反射.
神经系统科学是陆扬从2008年开始痴迷的东西.她苦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和网上能找到的国内外研究资料,作品开始涉及动物实验.每有出国旅行,她都跑去寻找冷僻的医学主题博物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她找到了弗罗里克博物馆（Museum Vrolik）,医学教授弗罗里克父子在19世纪建立的这个馆陈列了私人的大量畸形人标本.陆扬对两年前在日本森博物馆举行的名为“医学与艺术”的展览也充满兴趣,没能看到现场,就辗转让朋友带回一本图册来仔细研读.她也说不清楚自己对于医学和人体的古怪兴趣.小时多病,常被父母半夜送进医院,在那种气味的包裹中,恐惧慢慢变成一种熟悉和亲近,也许这就是隐秘的关联.
陆扬的个人艺术网站在国外“粉丝”中很受欢迎,经常收到他们的留言和电子邮件.有人写很长的信给她,谈论让他们觉得有共鸣的作品.“如果他们很认真地写,我也会回得很认真.”陆扬说.有个意大利的艺术记者乔万尼（Giovanni Cervi）在国外一家网站上看到她的作品,从网上一张张截图,帮她做了一份精致的作品招贴,并写邮件过来征询她的看法,他写道：“喜欢你的作品.我发了博客,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骂的人也多.陆扬说,她做的那个“青蛙”作品就被一些网友批评残忍.陆扬解释,这件作品做的时候其实非常慎重.2011年,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为她提供了一次两个半月的驻地创作机会.陆扬提交的就是“青蛙”的方案,到日本后又多次开会讨论可行性,最后拍摄的时候,将场地分为两个房间,隔壁是老师在用青蛙给学生上生物解剖课,陆扬他们等在另一个房间,青蛙用完后,再送到他们房间来做作品.
《青蛙水下芭蕾》实际上是她2009年构想好的方案.“我的大多数作品工作量都大,有些可能要等半年才找得到实施的可能性,然后再等一两年才筹得到资金.所以,‘青蛙’这件作品直到2011年才完成.”
找不到钱的时候,她会先把自己的想法画成各种图示贴到墙上,基本拿着这张图示,就可以照样做出一个完整的艺术装置.而为了获得知识贮备,之前她所进行的资料研究往往持续两三个月.为了解决在作品创作中遇到的神经学难题,陆扬到网上搜寻有关专家,然后上门求教,不管对方是在上海还是北京,名气有多大.她说：“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但只要是关于作品的事,我都会很主动.像这个作品,我就找过清华大学神经心理研究领域的学者,把图拿过去,请他看里面有没有漏洞.”
陆扬不喜欢把自己定义为艺术家,她说,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好玩,“其实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
她说,做艺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她在现实中完成了少年时从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梦想的事情.比如在美国的公路上驾车游荡,在旧金山的海边落日下烧烤、玩蹦床.2012年,她和两个好朋友——美国艺术家盖比（Gabby Meller）、越南艺术家林（Linh Nguyen）——在旧金山参加了一个四人小群展,资金由ACC亚洲文化协会提供,策展是当地一对夫妇清淡经营多年的小画廊.三个艺术家都在1984年前后出生,她们住在盖比家里,共同创作.通过这次驻留经历,陆扬发现,中国艺术家还真是比较容易生存.“国外很多艺术家,并不认为要从艺术创作里获得什么利益.因为她们,我也纠正了自己的一些心态.”
陆扬和林是在日本福冈驻留创作期间熟识的,现在每年都找机会见面.据陆扬说,林在越南很红.“越南做当代艺术的人很少,做得好一点儿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林应该算是越南最有名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主要做装置和行为.越南本地画廊少,艺术市场不太好,她和其他艺术家一样,生活和创作的来源主要是各种国外文化基金.我还认识一个越南艺术家,他每年都不停地在国外旅行创作,非常累,但停不下来,因为必须到各地去做驻留才能从基金会得到费用,不旅行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陆扬不喜欢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女艺术家”.她说：“我觉得把人分为男的女的或者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就会比较麻烦.我喜欢这个世界上任何好的文化,有些东西我不想用性别和国界去区分.” 吴俊勇：“生”于网络
吴俊勇的信息接触完全依赖视觉,有人打找他说事,他说你别打,发个E-mail给我,里说我反应不过来.
他现在一半时间在杭州教书,一半时间在北京郊区的工作室做作品.他说更喜欢自己在北京的状态,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无访客,也无需和人说话.问他为什么做艺术?他说为了打发时间：“一个人的时候,做什么最好?一是阅读,一是做作品,都可以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还能够依靠做作品为生的话,那就更好了.”
吴俊勇生于1978年,他是福建莆田人,那里民间美术丰富,他父亲便以刻印养家.从小到大,他认定画连环画的人最厉害,因为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全会,所以报考美院的时候,他是奔着做连环画家去的.1996年他考进中国美院版画系时,艺术圈里正流行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表现派画法,他连弗洛伊德是谁都不知道,“傻呵呵的,还在画列宾的苏派素描”.也是1996年,毕业于中国美院的艺术家吴美纯、邱志杰在他们学校的画廊策划了第一个集中展示录像艺术的“现象影像——15位中国艺术家的录像艺术展”.吴俊勇说他看蒙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绘画之外的艺术形式.2002年,等张培力等人在中国美院首创新媒体艺术系后,吴俊勇成了他们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有时上课就他一人,张培力说：“来,今天去茶馆聊聊天.”他和老师谈的是想法,从网上自学的是技术,琢磨出一套新媒体创作的土办法.从那时开始,网络就成为吴俊勇最重要的“展厅”——他从早到晚待在学校的电脑工作室里,做完一个作品就放到网上去发布.“在网络空间里,任何人都是现场,24小时展示,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吴俊勇回忆,从2002到2004年,网上最红的是“Flash”,也称“闪客”.那时候网络速度有限,而Flash技术的长处是文件小、速度快,所以迅速流行.他做了各种作品发布到网上,但他的作品并非网上追捧的那种甜美范儿,于是经常被网友骂.他后来干脆自己搭建了一个艺术网站,叫“ART218”,取自中国美院的门牌号：杭州市南山路218号.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网站上策划过“南京双年展”,回到中国美院任教的艺术家邱志杰在上面开设网络课堂,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一时动静很大.他们给网站的功能定位是维基加谷歌,任何人注册后都可以自助投稿.吴俊勇成了艺术群里的技术狂人,每天将近20个小时在电脑前,搭建前台后台,还负责网页设计和管理更新.
2011年3月,吴俊勇把他的虚拟展厅从互联网转向了新的传播域——微博,开始了被他称为“身体和政治混杂体”的概念及其图像衍生.“当时发生很多社会事件,最早好像是药家鑫案,然后是购买墓地有20年期限的那个政策发布了.像墓地事件,我做的图像是有人把墓挖开,里面有个骷髅头,那个人就说：‘少装死,交费了.’” 还有件作品题目叫“各位观众晚上好”,微博上曾被疯狂转,画面是男女主持人坐在一个卫生间里,卫生间看起来很干净,其实是下水堵塞的状态,淤水刚好和桌面一样高.
他每天发布一件作品,被大量转发,或瞬间被删除.“被删除或者被传播,都是它的命运之一.”传播形式和传播结果都成为艺术品的一部分,这是吴俊勇对于微博的态度.每当有人跟他说想要他某件作品,他就说,你去下载.他自己绝不重复成为传播源.
“在微博上做作品就像新闻一样,它跟社会是平行的.可能这个事件过了之后,这件作品也就没意义了.”有人批评他的东西像新闻漫画,不成立为艺术作品,吴俊勇说：一个事情如果你把它做得巧妙,它就会进入艺术的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了三个月时间,把自己2011年在微博上发布过的作品开发为一个APP,就是在尤伦斯展出的《乱象》.策展人之一鲍栋称之为“网络涂鸦”,吴俊勇认为蛮对的,因为涂鸦本身似于匿名信,同时又有个人的一种社会态度.“在信息碎片化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链接.如果你从这个信息和那个信息之间能看到背后的一张拼图,它就成为完整的线路,如果你看不到,那就是乱码.”吴俊勇说.他把每天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信息用图像记录在一个本子里,几个月后再去寻找里面是否存在一种链接,这种链接是否可以成立图像的叙事.他认为艺术家的工作不是用脑去想,而是用手,“手会带着人走,提出无数种可能”.
艺术品市场的链条终端,通常被认为是.吴俊勇对于信息化时代的也做温和的挑衅.2012年,他开启“Drips计划”：利用GIF图像格式可构成最简单的动画的特点,做了一批网络作品,每件作品都很小,并且只能通过电子媒介和显示器播放,离开网页就无法存在.他为之取名为“水滴”.他的这些“水滴”可以,但和传统的概念不一样——“这种没有实体对象,实际上你的是网上的Address,即链接地址.对于在网上看到这件作品的每个人来讲,他所见的都是原作,但对者来讲,他拥有的链接还将是一个身份,因为我会专门做一个页面,当者在打开自己购买的原作时,他的名字会随之出现.”
吴俊勇将“水滴”的设定为局部自主选择：500～1000元,者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数字.目前吴俊勇已经拥有50名“水滴”者,而且他们大多都选择了一个中间价位：800元.在这50人里,有一个是“ON|OFF”展里的另一位参展艺术家李富春,他是吴俊勇的同门师弟,不过之前两人并不认识.和其他者一样,李富春通过E-mail为自己和女友购藏了两件作品.吴俊勇说：“那天我们一起在尤伦斯中心做讲座,他自我介绍是李富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是我的者.”
吴俊勇发现,作品一旦传播,就面临失控,而这个失控特别有意思,因为艺术家本人也无权改变.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吴俊勇一直在中国美院总体艺术工作室（现更名为跨媒体学院）任教.给学生上第一节课,他做了两件事：让学生把电脑设成英文系统,然后把百度从夹删除,“因为中文的资料真是极其贫乏”.他不写论文,拒填表格,带有浓烈闽南口音的普通话总是考不过级,所以至今没有转正,助教已经做了8年.他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说现在很多学院都有新媒体系、动画系,可做老师的还是以前那些人,对新技术他们其实是“半吊子”.“我不一样,我是在互联网上长起来的,我真正理解什么是新媒体艺术.” 2012年后,吴俊勇以微博发布的作品越来越少.他在寻求转变,做了一些古典的、寓言气质的动画作品.2013年3月下旬,中国美院美术馆以本校毕业生为主体策划了一个中国美院青年艺术家群展——“不一不异”,吴俊勇携新作《摘桃记》参展.这是他新的寓言系列之一,故事取自《聊斋》,整部动画兼有民间皮影和连环画元素,视觉中心是一根线,观众盯着这根线,随图像从头走到尾.“我觉得艺术家的叙事都是图像的叙事.我的图像繁殖能力很疯狂,但很多时候是词和句,可能每个单词、每个句子都精彩,但组合起来整个结构会弱,所以我一直在训练自己的结构能力,现在渐渐从中国古典文学里找到一些.”吴俊勇说,他的第一部寓言作品本来是要做南朝一个文言小说,叫作《阳羡书生》.“那个太好玩了.书生吐出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又吐出来一个男的,男又吐女等无穷无尽地吞吐下去,连环故事.我去年制作了一半吧.”
与老师张培力、耿建翌等第一代录像艺术家相比,吴俊勇这代人已经不再把东西方文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西方文化甚至不再是参照系.“比如说这种动画,你说他很新媒体么?我觉得很老啊,《阳羡书生》是多么古典的一个皮影戏.其实新和旧都不用去考虑,在于整个视觉能够惊艳.我现在觉得作品最重要的是取悦于人,当然不是那种简单的取悦,是像播种一样播在里面,过两天你不小心会想到：啊,这个好像很有趣啊.”
李富春：自我组织
李富春和女友在义乌的住处离小商品批发市场只相隔了一条马路.那是一片庞杂到令人生畏的商铺楼群,李富春说,有人算过,如果在每个店铺前停留一分钟,每天逛8个小时,也得用188天才能逛完这片市场.
他们没有实体店,在阿里巴巴上做电商,专营墙纸.为了进货便宜,两人下决心搬到了义乌生活,在福田二区一幢居民楼里租下一个地下室,200多平方米,一半储放货物和办公,另一半做他的艺术工作室.
2010年,从中国美院新媒体艺术系毕业两年后的某天,李富春觉得自己难以为继了.他是吉林人,毕业后和几个同学漂在杭州做艺术.他们组织了一个“双飞”艺术小组,是2008年做毕业创作时发起的.“想法很简单,大家都很无助,抱在一起可以取暖和壮胆.另外做录像作品经常需要请模特,一个模特一天500元,我们一起做能省点钱.”
“双飞”开始7个人,后来变成9个,参加过几次展览后,在杭州年轻艺术群体里也有了一些名气.可是没有出售作品的机会,做艺术并不能维持生活.李富春带过考前班,画过广告牌,最后还是面临去和留的选择.“现在我们小组留在杭州的已经只有两三个了.”成员各自回了老家,李富春选择跟女友到义乌做贸易.
离开朋友圈,在义乌开始很难捱.因为贸易对象多在欧美、俄罗斯、印度,他和女友成了地下动物,每天从下午14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睡一觉起来又是循环往复,基本不见日光.房间里堆满大大小小的包装箱,李富春负责发货,每天用他做装置艺术的动手能力来腾挪包装容量,一年下来为小店节省了10万元成本.
包装箱也成为他做作品的主要媒材和传播平台.每天忙完生意,他还要躲在隔出的工作室里做点作品,在包装箱内壁画画,用市场里买到的小东西做装置.“死亡”是李富春从大学时代就思考的主题.他在作品中曾反复使用骨骼元素,并用绘画、录像和装置等多种形式来探讨死亡作为社会事件背后的“隐秘”.他画的题材都和中国发生的社会性死亡事件有关,他请女友用英文把这些事件也写进作品,随货品一起发给远在巴西、俄罗斯、英国的客户.
“我可能是义乌唯一一个做当代艺术的人,没有同伴,没有观众,没有画廊.我太孤独了,渴望有人和我交流,得到他们的反应,哪怕他是另一个国度的陌生人.”李富春说.
不是每一个客户都愿意讨论艺术.李富春用从义乌市场里买的一把塑料“梳”和假发做了一个关于死亡思考的小装置发给一个英国客户,对方很直率地回信告诉他,自己不喜欢这件作品,并且感觉受到了威胁.不过,巴西客户收到他的一件纸箱绘画作品后,告诉他自己很喜欢.俄罗斯人也饶有兴致地和他探讨关于死亡到底是什么东西.
每次作品做好,李富春只拍下图片存档,寄出后意味着完成,如果得到回馈,那就是最终完成.下次交易的时候,他会给回信的客户折扣.
2012年元旦,李富春在地下室里为自己举办了一次最孤独的个展.观众只有三个人：女友,过来帮忙打理生意的姨妈和姨父.整个空间里也只有一件装置：在地下室空间的一个角落,堆放了一些骨骼标本,像是一堆时间“垃圾”；一束红色激光从墙角堆放的骨骼中奋力穿透,打在墙面的一块镜子上,又被下一块镜面折射,然后从被悬挂在空中的骨骼缝隙中穿过,在多次的艰难折射和穿越之后,这束微弱的红光从地下室顶部的一个通气道的栅栏里冲出,笔直射向小区的天空,在楼群中孤独地发亮.“那束光就像当时的我,在各种压抑和痛苦下总还想冲出去,见到一方天空.”李富春说.
这件名为《一线天》的装置在2012年夏被策展人卢迎华带到深圳雕塑双年展以及不久后的韩国光州双年展上,颇受好评.不过,如果只是在展厅里看见它,而未能站在那间地下室里仰望那个小小的通气口,没听过李富春讲述的义乌故事,观者未必能感受到这件作品真正的震撼.
2013年,在北京尤伦斯中心展出了李富春的最新装置作品：B2B2C.在搬到义乌两年后,他终于沉淀了自己,将艺术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屏障拆除.他所加入的电商模式即B2B2C,所以装置主体仍以有符号意义的包装箱实施,两年里他曾寄给客户的那些作品则通过图片档案和重现的形式加入作品.“这是在全球化电子商务平台上实施的一个长期项目.国际贸易包裹将廉价的中国商品连同极端的中国现实一起运往世界各地.”这是策展人对这件作品准确的评语.
李富春告诉我,他现在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他和女友把销售量做到了同类电商的前几位,有了七八个员工.他说,等状况再好一点儿,他想在义乌创办一个当代艺术空间. 李燎：日常公开
2012年10月9日,李燎到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应聘,顺利进入iPad生产流水线.他拿到了一块编号为2356272的工卡,这张卡可以在厂里刷所有的消费,抵扣为未来将要发放的工资.
没人知道他是个艺术家,他为这次招工准备了将近一个月,目的是做一次行为艺术.他被安排在焊前AOI岗位,李燎告诉我,这是流水线上的一种检测工站.“流水线上的PCB板到我这站时 会有个光学检测仪去扫描PCB板然后自动与正确的图片对比,检测目前板上零件摆位的错误,我的工作就是看这些错误是要修改、放过还是搁置.”
与其他工友一样,李燎每天早上7点40分进厂,晚上19点40分离开,工作10个小时,中间另有两小时用餐时间,所以他每天在工厂里要待满12个小时.之前在外听过的关于富士康的各种“恐怖”,置身其中后,李燎将它形容为一种“外界得到结果之后的情绪”.但庞大的工厂空间拥有一切生活所需的设施,甚至包括大学,确实给人以巨大的压迫感.“里面完全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社会体系,是可以无形地吸住你吞噬你的一个地方.”
他在里面工作了45天后.除去开销,一共挣了3000余元.开销包括：每天不超过8元的饭钱,每月110元的住宿费.他住的宿舍里有四套三层床,理论上可以住12个人,但因为招工量大,流动性大,而且加班频繁,李燎从来没有一天同时见过8个以上工友.
最终,李燎用他在流水线上挣到的钱买了一台iPad Mini.他将这次行为取名为《消费》.2013年初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时,观众现场可以看到“45天”被简化为三个象征性的代入元素：工作服,工卡,他购买的iPad Mini.策展人对于这件作品的阐释也很简单：“他进入富士康工厂打工,用所挣工资购买他在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一台iPad Mini,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了清晰而有揭示意义的关联.”
什么意义上的关联?李燎并未说明,或者他原本也不那么明了,只是一种感觉.他说,作品的想法完全得之偶然.“那天我跟我女朋友逛超市回家,路上我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去产品制造地工作,用得来的工资买自己制造的产品,这种直接的循环貌似很有意思.”这个方案跟他之前有过的打工经历也不无关系.他喜欢到处打工,去某个地方待着.“我觉得应该是感受在先、身体在先,其后的解释或者别的甚至不是自己的事情.”
李燎和女友都是湖北洪湖人,因为女友在深圳工作,他从湖北美院毕业后也去了深圳.没有固定工作,做作品是他的基本收入来源,但他说自己好像也并未售出过什么作品,支撑他一直创作的,是女友和在老家开日杂店的父母.“父母很溺爱我,女友也很支持我,所以有些窘迫的环境是自己去找的.”
《一记武汉》是他的开始,李燎这样说.因为这件作品让他被“看见”了：著名艺评家、当时还是Boeus Li 画廊主人的皮力到武汉,挑中这件作品参加了“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群展.《一记武汉》的创作最开始是李燎与几个朋友喝酒聊天,其中有个坏小子很好玩,李燎就对他说,你过来扇我一耳光,对方不肯.李燎说他被过程中那种荒诞吸引,有了做作品的想法.他决定找个陌生人来一起完成作品,委托朋友到同城豆瓣上去征集,结果有30个人报名.他挑了一个有工作单位的陌生男性,“有社会属性,有力量”.后来他去香港又做了一次,那次挑了个女的,对方不好意思真抽他耳光,手只在他脸上轻轻扫过,效果就不如前次.
李燎的行为作品大都如此,把隐蔽的公开,把日常的放大,在极其微小的缝隙里奋力扎深.他最离谱的作品是《天蝎座》,将前女友的出轨事件按照自己的臆想用装置作品再现,以传达自己的“耿耿于怀”.当日常不能出离于日常,艺术家沉溺其中就可能失却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托举了李燎.
（实习生刘冬凌子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