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艺术

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是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在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方面作了开放性的探索、思考和实践,为小说这门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从小广泛涉猎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领域,阅读了大量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继承了西方的文学传统.昆德拉做过布拉格电影学院的教师,讲授世界文学,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入侵捷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直到1975年定居法国.他十八岁成为捷克的一员,他的人生轨迹与捷克有着复杂的关系.

一个小说家,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他的美学思想和理论源泉,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文化熏陶.昆德拉小说思想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影响和欧洲文化环境的熏陶.捷克民族多难的历史,和昆德拉自身的传奇经历,让他冷静地审视人的存在和人类的遗忘问题;欧洲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加深了他对于小说幽默智慧的理解;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影响着昆德拉从对人性的沉思上升到哲学层面;音乐艺术的熏陶,影响着昆德拉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

全面的艺术修养和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深化了昆德拉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认识和理解,使得他能够用冷静的眼光洞察世事,发现艺术本身存在的价值,为他的小说艺术提供了全面、广阔、深刻的思想空间.昆德拉的小说思想,是建立在对西方各国小说的独特认识和重新解读以及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思考之上的,并且始终将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寻体现在作品中.在他的小说作品和小说理论中,伴随着深沉的哲学思考、独到的文艺美学认识、传统经典作品的思索发现、对人类存在的深入探寻、对遗忘和记忆的不断拷问等这些都在他的文字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认知空间和认知路径.

1.时代背景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在他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39年,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捷克获得解放.昆德拉的父亲卢德维克昆德拉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雅纳切克音乐学院院长.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昆德拉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十三四岁时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昆德拉兴趣广泛,最早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大学时代,昆德拉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但他却经常去听音乐课,后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了业.

青年时代,昆德拉从事过音乐、诗歌、戏剧、绘画创作和理论研究,出版有《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最后的五月》和《独白》三部诗集以及文学研究理论专著《小说的艺术》,创作过《钥匙的主人们》等剧本,在捷克、苏联和法国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小说的艺术》(此书昆德拉也决定不再出版,后来他写了一本有关小说的思想随笔,命名为《小说的艺术》,就是为了纪念这本书)一书在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可以说,“在三十岁之前,昆德拉在音乐、绘画、电影、诗歌、理论、戏剧等艺术领域中逐一摸索了一遍.音乐家昆德拉、诗人昆德拉、理论家昆德拉、剧作家昆德拉.这些称号,昆德拉还是当之无愧的.(高兴:《米兰昆德拉传》,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8月版, 第48页)”

1947年,18岁的昆德拉成了捷克的一员,1950年因“时常有反言行和反党思想”被开除党籍,1956年随着捷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逐渐宽松,又自动恢复了党籍.1967年夏天,捷克作家们聚集在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以昆德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对当局控制艺术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希望可以自由地创作,出版作品不予审查,不受当局的政治影响,呼吁国家的独立和革新,这些言论受到了当局的压制.昆德拉当时是作协的理事,他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民族的理所当然性》的精彩演讲,认为文化繁荣有赖于精神自由的扩大,没有创造自由,文化繁荣也就无从谈起.接着便发生了1968年著名的“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发生后,苏联终于忍受不住了,1968年8月21日,50万苏联军队在坦克和大炮的保护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布拉格之春”进行的镇压.昆德拉首当其冲,被苏联政府开除党籍,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并被取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表文章的权利.至此以后,昆德拉往返于捷克和法国之间,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直到1975年取得法国国籍,才正式定居法国.

经历了青年时代燃烧的岁月和理想的幻灭,还有在政治上遭遇的起起落落之后,昆德拉不再是一个狂热的知识分子,他坚持在小说的理论和实践中思索人生,用小说完成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和拷问.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1948年之后,在我的祖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年月,我明白了盲目的抒情在恐怖时期所扮演的至关紧要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恐怖时期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生活在别处》)的时代.等比起恐怖来,恐怖的抒情化于我是一个更难以摆脱的噩梦.我好像种了疫苗,永生永世警惕地抵御着一切抒情的诱惑.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醒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载’;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和挑战.”世事的反复无常和生活的无奈,就像一个玩笑,让昆德拉更加冷静地透过历史的烟云去探究人的存在状态.

2.思想来源

文学与哲学历来是关系密切的两门科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哲学用抽象的思维思考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是抽象的概念,而文学却可以通过具体形象来引发读者思考.深刻的文学作品只有将对哲学的思考放入人物的行为中去,才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文学和哲学具有同源性,而且都是形而上关注人的存在.叔本华的哲学思考常常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上的,他哲学中的有些观点,就来自于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的支撑.

昆德拉在哲学上主要受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人存在哲学的影响.尼采对传统的反叛与对传统价值的重估,打破了哲学家所谓体系化的思想,昆德拉认为:“对体系化思想的尼采式的拒绝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巨大的主题上的扩展;不同哲学分支之间阻碍人看到真实世界全体面貌的隔墙被了,从此以后,一切有关人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思维对象.这也使哲学与小说靠得更近了:哲学破天荒地不是思考认识论,思考美学,思考,思考精神现象学,思考理性批评,等等,而是思考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尼采对哲学的思考,不仅影响着昆德拉用一种新的眼光回顾历史,回望传统,而且加深了昆德拉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正如昆德拉所认为的,尼采将哲学体系化确定化的思想变成一种假定性片段,让哲学与小说的精神更加接近了.对于昆德拉来说,不管是音乐、小说还是哲学,只有坚持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思考,才能有开阔的主题.正是不同的艺术家坚持从不同的方面去探究和表达人生,才能使艺术得以不断地延续和发展.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尽管和昆德拉的不同,而昆德拉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与萨特的观念的差异,但是我们仍不能割裂两者的关系.萨特的政治身份和遭遇与昆德拉多少有些相似,他们都经历过战争时代对于政治的狂热追求,以及和的分分合合.但是萨特经历了“二战”之后,并没有看到人类和平的曙光,于是他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萨特哲学以及文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存在.萨特认为的存在是通过“他人”而得以确定,“我”只有依赖于他人,借助他人才能认识我自己.存在是偶然的.从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存在是对自由的选择,而昆德拉也是坚持从存在去探讨人的意义:人的存在是通过他人的目光得以确认.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带着对现代社会的反叛,对人性回归的渴望,充满诗意的哲学之思,也影响着昆德拉的思想和创作.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看到了欧洲人类危机,只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精神上的恐慌.他们认为技术的力量是双重的,它既是衰弱的又是进步的.小说家和哲学家都在追问“存在之谜”,但是哲学家对现代的反叛局限在自己的学科之中,“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靠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昆德拉对欧洲近四个世纪以来小说取得的艺术价值抱有肯定的态度.昆德拉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重新挖掘的那被遗忘的存在问题,但是海德格尔忘记了小说的存在.在昆德拉看来,“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记了考虑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从形而上成了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这一伟大的欧洲艺术正是对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略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小说不是空洞地去想象,而是基于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小说家模糊了现实和梦想,抛弃了道德审判,小说面对的是人的精神内里,在不同境遇有着相似存在的内心.哲学的主题可以在小说中显现,而小说所展示的人物和境遇却是哲学所不能表达的.

3.小说本体论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挖掘和认识人性的一种实验性创作,作家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可以任意想象,无论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内容.

在昆德拉看来,小说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散文,“塞万提斯则正好为整个文学史做成了相反的事:他使得一个传奇人物下降,降到散文的世界中.散文: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合诗律的文字;它同时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所以,将小说说成是散文的艺术,并非显而易见之理;这个词定义着这一艺术的深刻含义.等但是,散文并非只是指生活艰辛或平凡的一面,它同时也指直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美:一些卑微的感情之美,比如桑丘对堂吉诃德的那种带有亲切感的友谊.”这就是说,小说的审美价值来自作家对人物在特定的境遇中存在的思考,而不是凭借情节的单一因果关系.


昆德拉认为,如果说小说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那是因为散文的发现是他本体论上的使命,任何一门别的艺术都不能彻底承担起这一使命.他将多维度的思索人物存在的可能性的小说比喻成“道路”,而单一的讲述故事的因果关系的小说被称为“公路.”“公路有别于道路,不仅因为可以在公路上驱车,而且因为公路只不过是将一点与另一点联系起来的普通路线.公路本身没有丝毫意义;唯有公路连接的两点才有意义.而道路是对空间表示的敬意.每一段路本身都具有一种含义,催促我们歇脚.等甚至从景致之前,道路就已从人的心灵中消失:人不再有慢慢行走和从中得到乐趣的愿望.对于生命也是同样,人不再把生命看做一条小路,而是看做一条公路:宛如从这一站通到下一站的路线,从连长这一级到将军这一级,从妻子的身份到孀妇的身份.”

小说艺术的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作者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这些人物并非脱胎与母体,而是源于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或者某个关键情景.”小说不是道德审判的法庭,它不对道德作出任何判断,小说也不是社会现实的照相机,在昆德拉看来,小说是道德判断被悬置的疆域.小说家必须退到文本的背后.真正的小说艺术不是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说教,而是超越道德和价值的判断.昆德拉认为,“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当小说家超越道德的审判界限,把人物置于最高处的空间时,小说家才能更加深入地挖掘那些隐藏起来的人性.在昆德拉看来,“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者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

昆德拉在对小说本体的探讨中,一再声称,现代小说中没有上帝的位置,没有道德的审判官,有的只是相对的和模糊的真理.小说就是在悖论的世界里探讨人被遗忘的存在.他将文学的一种体裁提升到了对人性的沉思的层面,努力通过小说的思想和技巧上的革新唤起人类被遗忘的存在,解放被社会沉重地压抑的个体的存在自由.

4.小说史观

艺术的历史有其自己独特的一面,它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是属于价值的历史.昆德拉在《帷幕》中举了一个例子,以此来说明科学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之间不同――“伟大的医生甲发明了一种治疗某种疾病的天才药方.但在十年后,医生乙又创立了另一种方法,更为有效,以至于前面的方法(而它并不失其天才的一面)被摒弃和遗忘.科学的历史具有进步的特点.一旦用于艺术,历史的概念就跟进步没有任何关系;他并不意味着一种完美,一种改进,一种提高;它像是一次探索未知的土地、并将他们标识在地图上的旅行.小说家的雄心不在于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们未曾看到的,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福楼拜的诗学并不让巴尔扎克显得无用,正如发现北极并不让美洲的发现变得过时.”

小说记录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有其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小说是在特定的时期对于人的精神状态探索和表达.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说:“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假如说前者不属于人,假如说它像一股陌生的外力那样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则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创造,诞生于人的选择.一门艺术的历史意义与简单历史的意义是相反的.一门艺术的历史以其个性特点而成为人对人类历史之非个性的反动.”人类的历史是社会生产力推动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个人在历史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艺术的历史则是靠艺术家个人的创作,凭借艺术家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加以艺术加工而成,艺术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去重新创造历史.

小说的历史具有复杂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同时在统一前行的方向上,也是由千姿百态的不同艺术风格组成的道路.昆德拉在追问小说的历史的个性特点时强调因为各个时代的小说家不断探索,小说的定义和范围得以确定.昆德拉认为,“为了能在数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一种独立性,这一历史难道不应该由一种永恒的因而必然也是超个性的常识来统一吗?不!我认为,甚至这常识也会永远保留其个性的、个人的特点,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或那种艺术的概念(小说是什么?)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它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总是不停地由每一个艺术家、由每一部作品来定义和再定义的.小说史的意义就在于探索这一方向,探索它永恒的、总是再追溯既往地合并小说之过去的创造和再创造:拉伯雷肯定从来没有把他的《巨人传》称为小说.它曾经不是一部小说,随着后世的小说家(斯特恩、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楼拜、万楚拉、贡布罗维奇、拉什迪、基什、夏姆瓦佐)不断从中得到启发,不断借用其名声,它才成为小说.它这样插入小说的历史中,然后又被承认为这一历史的奠基石.”也就是说,共性和个性共同创造了小说的历史.小说是在众多小说家不同风格的革新推动下,才得以发展起来,在历史上具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小说家有着相同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思索.昆德拉把小说的历史分为上半时和下半时,上半时(十八世纪以前)的小说具有幽默的非真实性小说风格,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可是下半时,即到了十八世纪,小说开始追逐细节的真实,情节的严密,巴尔扎克式的书写历史,成了小说的一种普遍式样,小说的范围被缩小了,形式被限制了.下半时的小说将上半时的小说精神遗忘了.所以当福楼拜重新描写生活现实态的细致时,昆德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历了两个半时的发展,小说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时代,这被昆德拉称为是“第三时”.第三时小说美学的发展在继承小说的精神的基础上,扩大了小说的定义,“为上半时小说恢复名誉,其意义并不是回归到这种或那种仿古笔法,更不是对十九世纪小说的幼稚否定,这一恢复名誉的意义更为普遍:它要重新确定并扩大小说的定义;它要与十九世纪小说美学所作的缩小小说的定义唱一个反调;它要将小说的全部历史经验作为小说定义的基础.”

昆德拉的小说史观是小说精神的延续性和复杂性,“每部作品都是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这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同时,小说的历史是整个欧洲小说的历史,“小说全是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是在这样一个超国度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价值(就是它的发现的意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因为,“只有在(小说的)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为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

昆德拉不仅坚持从小说自身的历史中去审视小说的价值,而且他也一直用开阔的视野去审视小说的历史和未来.欧洲的文学资源非常丰富,昆德拉从欧洲文学的历史中看到了小说中存在的理由,欧洲文学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超越国界的整个欧洲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当回望欧洲小说的发展历史时,昆德拉认为在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民族将小说的精神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就像一场接力赛赛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期间,意大利的薄伽丘开创了小说的伟大开端,法国的拉伯雷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出现共同推进小说艺术的前行:十八世纪的英国伟大小说家菲尔丁、理查森和德国的歌德继续坚持小说的道路;十九世纪完全属于法国,接着俄罗斯小说进入,还有继它之后迅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小说:二十世纪是中欧小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和贡布罗维茨一起开创了后普鲁斯特时代欧洲小说的新道路.这些不同时期的小说凭借着非真实性的幽默的创作风格共同推进了欧洲小说的辉煌.因此,昆德拉说,“总有一些新的历史环境(伴随着它们新的存在内涵)一会儿出现在法国,一会儿出现在俄罗斯,一会儿又在别的什么地方,此起彼伏,他们不断推进着小说艺术,为它带来新的灵感,向它提供新的美学经验.”

5.音乐的启发

复调理论应用于小说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是源于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他在将复调的概念引入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特点理论的研究中,认为他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复调特点主要是对话性和平等性,以及在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未完成性.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揭示人类终结问题:不同的人物之间,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作者的意识之间是多种平等的声音组成.他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世界终极问题领域里的真理是不可能在单一个体意识的界面上被揭示出来的,它无法被纳入一种意识里,它是在许多种平等的意识之间对话流过程中得以揭示的,况且它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

“一直到二十五岁,我更多的是被音乐吸引,而不是文学.我当时做得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为四种乐器作了一首曲: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它以几乎漫画的方式预示了我当时根本无法预知其存在的小说的结构.”昆德拉的小说诗学,特别是复调理论的应用,很大程度源于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和不自觉的运用,他从斯特拉文斯基、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中找到了小说的复调结构,但他觉得这些作家对复调结构的应用是不够准确和完善的.在他看来,“我借用了一个音乐学上的词来指这样一种结构:复调.您会看到将小说比作音乐并非毫无意义.实际上,伟大的复调音乐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声部的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只起简单的陪衬作用.”而小说中的复调,也是一样,“小说对位法的必要条件是:一、各条‘线索’的平等性;二、整体的不可分性.等小说的复调更多的是诗性,而非技巧.”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评论布洛赫的小说《梦游人》时认为它由相互独立的五条线索交替呈现,但没有统一成一个整体,所以复调的意图在艺术上并未实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法,布洛赫的更为出色.因为布洛赫采用了不同的文本.昆德拉指出,“在布洛赫那里,五条线索的种类彻底不同: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歌、随笔,这一在小说浮雕中引入非小说文学种类的做法是布洛赫革命性的创新.”而且布洛赫看到了小说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诗和哲学无法将小说并入其中,小说却可以把诗和哲学并入其中.小说吸收其他形式却不因此失去自己的个性特点.昆德拉从布洛赫那里看到了小说脱离单线结构叙事模式,可以融入很多文类的一种实践的可能性.

加拿大文学评论家认为,“昆德拉的复调包含了变化、自由和开放等所有的原则,惟独不存在停止混乱.相反,我们可以说,昆德拉的复调对小说艺术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是看起来最灵活、最轻盈,实际上却是最深刻、最严格的秩序的建立成为可能、成为必需,这秩序,昆德拉把它叫作‘主题的统一性’,他把它当成自己整个写作的第一准则.”他的作品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带着对问题的思考,带着对人的存在的一种疑问去创作,同一主题在不同的文本和结构中反复出现.用不同的背景和视角去寻找答案.

《玩笑》中的第三部分叫“天使们”,由以下元素构成:一、关于两名女大学生以及她们如何升上天的轶事;二、自传性叙述;三、关于一部女权主义著作的评论性随笔;四、关于天使与魔鬼的寓言;五、关于在布拉格上空飞翔的艾吕雅的叙述.这些元素缺一不可,相互阐明,相互解释,审视的是同一个主题,同一种探寻:“天使是什么?”第六部分也是“天使们”,由以下元素组成:一、关于塔米娜之死的梦幻式叙述;二、关于我父亲之死的自传性叙述;三、关于音乐的思考;四、关于腐蚀着布拉格的遗忘的思考.在“我”父亲与被孩子们折磨的塔米娜之间有什么关系?昆德拉说,“借用超现实主义者喜爱说的一句话,这是在同一主题桌面上‘一台缝纫机与一把雨伞的相遇’.”

《无知》探讨在异国他乡遗忘和回忆的主题,小说讲述伊莱娜和约瑟夫在捷克相遇,但没有发展爱情却分别了.故国重逢,两人在布拉格的机场相遇,却无法重温20年前分别的旧梦.流亡在外,再次回乡,却无法找到归宿感.小说的第二节就专门作了词语解释,解释“回归”这个词,并引用了《奥赛德》中尤利西斯,揭示离国后对故土的陌生的不在场感.第三节,插入了捷克的历史,“二十年里,尤利西斯一心想着回故乡.可是回到家,在惊诧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塔克,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

昆德拉在小说的故事之外,插入很多问题和评论,这些“偏离”故事的思考,是作家对于人的存在的一种探索,它与小说叙述的故事形成对比关系.在昆德拉看来,“思考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本质.在小说之外,人处于确证的领域:所有人都对自己说的话确信无疑,不管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看门人.在小说的领域,人并确证,这是一个游戏与假设的领地.所以小说中的思考从本质上来看是探寻性的、假设性的.”因此而言,“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真理是相对性的,不具有确定性的答案,所以对存在的探寻也是假定性的,小说家不拘泥于故事的完整而放弃了思想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将不同的问题杂揉在小说中,增强了小说的认知功能,又促进了小说与其他文体的对话.

昆德拉小说的复调艺术不仅体现在结构的交叉和重复,而且在叙述的节奏上,也追求一种音乐的节奏美.他的多部小说都是采用这种复调的结构.我们可以用昆德拉的小说与贝多芬的乐章相比较.比如,《玩笑》中的七个部分,长度顺序是:短;短;长;短;长;短;长.《生活在别处》的七个部分的顺序和《玩笑》正好相反:长;短;长;短;长;短;短.这种音乐上的复调艺术,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构上有了一种音乐的节奏美.昆德拉在创作时坚持小说的每一章就是一个旋律,一节就是节拍段.这些节拍段或长或短都有它自己的长度,而长短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情感空间.昆德拉说:“构思一部小说,是要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在一起,而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最高妙的艺术.”昆德拉所希望的小说家创作的最高艺术就是通过小说时空的巧妙安排,将不同的情感空间放置在故事中,以此来探寻存在可能性.在追问存在中包含很多主题,这些诸多追问的并列,形成了不同情感空间的对位和互动,这正是昆德拉实现复调艺术的基本方法.

“一切游戏都建立在规则之上,规则越是严格,游戏就越是游戏.与下棋的棋手不一样,艺术家自己为自己创造规则,在无规则地即兴发挥时,他要比在给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体系时更自由.”昆德拉坚持在小说中实践他的复调理论,肯定了作家在创作中思想和形式的自由,开阔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他的理论同时也呼应了他追求的小说精神的对话和未完成性.

6.小说与历史

人类社会的历史一般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些过去的事件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影响到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另一种是作为书写的历史,是历史学们家将今天可以收集到的关于过去的材料组织起来,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历史.文学与历史同属于人文科学,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不仅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背景和书写主题,而且一个作家和他的历史观往往影响他的创作风格.

昆德拉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不仅仅是追忆,而且带着反思,他希望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求人类得以传承的精神和力量.历史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昆德拉的小说,对历史的遗忘成了人类今天存在的一个必然的现实.昆德拉认为,遗忘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正视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或民族对于当下的态度.昆德拉对捷克的历史遭受到的动荡和遗忘命运深感忧虑.移民的经历,捷克民族的多难历史让昆德拉将目光聚集到遗忘和记忆的斗争、回归和认同的渴望之中.他后期的小说《笑忘录》《无知》《不朽》《慢》《身份》等作品,都是在围绕遗忘与记忆这条线索展开叙述并进行思索的.

在《笑忘录》这部小说中,一开始就点明了作家的创作主题,米雷克说:人与政治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雷克向以前的情人要回年轻时写下的情书,把他们扔到垃圾箱去,是为改写自己青春期的冲动和愚蠢,企图让他的过去和现在稳重成熟的形象相一致,“米雷克重写历史,就像所有政党一样,像所有的民族一样,像整个人类一样,大家都重写历史.人们高喊着要创造美好的未来,这不是真情所在.未来只是一个谁都不感兴趣的无关紧要的虚空.过去才是生机盎然的,它的面孔让人愤怒、惹人恼火、给人伤害,以致我们要毁掉它或重新描绘它.人们只是为了能够改变过去,才要成为未来的主人.人们之所以明争暗斗,是为了能进入照相冲洗室,到那里去整修照片,去修改传记和历史.”米雷克努力遗忘,而塔米娜却努力找回记忆,拒绝,拒绝遗忘.塔米娜跟着丈夫逃离了捷克,来到法国后丈夫去世,她一个人在法国过着孤单的流亡生活.她要找回记录她和丈夫以前生活的记事本,“她之所以要她的记事本,是因为它在笔记本中已经构建了一个由主要事件组成的脆弱架构,她想为这架构砌上边墙,让它成为她可以住进去的房子.倘若摇摇晃晃的建筑像搭建不稳的帐篷一样倒塌,塔米娜就只剩下了现在,这个无形的点,这一缓慢地向死亡进发的虚无.”对塔米娜而言,只要抓住与过去的联系,她才能拥有对未来的肯定;否则,未来和过去一样,将成为不确定的虚无.昆德拉通过米雷克和塔米娜的行为指出,人类遗忘的本性,由于遗忘带来了时间意义的丧失,世界变成虚无的存在.

政治的遗忘是有目的的集体性强制性遗忘.在《笑忘录》中,昆德拉指出:“阿连德被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西米亚的入侵,孟加拉国的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掩盖了孟加拉的,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所有人完全遗忘.”遗忘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社会的历史,都经受着遗忘.昆德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漂泊在外,渴望回归,却深感回归的不可能.《无知》中的伊莱娜寄居法国二十年后,最终踏上了故土布拉格,当她面对故乡的人时,她却找不到回家的感觉,她的精神还在流亡者.法国不是她的故乡,而布拉格也已经不是她想象的样子,她的存在只是在漂泊的过程中才最真实.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小说的历史性问题,他将具有历史性的小说分为两类:“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小说”和“小说化历史编纂的小说”.昆德拉认为后者是“用小说语言传译一种非小说认识的庸俗化小说.”他褒扬的是前者的小说史观.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历史既是作为人物存在境遇的背景,同时历史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他努力从被历史遗忘的事件中找寻历史的存在.如何将历史融入小说,昆德拉说了四个原则:“首先:所有的历史背景都是以最大限度的简约来处理.我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美工用几件清洁上必不可少的物件来布置一个抽象的舞台.第二个原则:在历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出一个能够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第三个原则: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所以我的小说讲的那些历史事件经常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但最深入的是第四个原则:不光历史背景必须为一个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昆德拉认为小说书写的历史不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经验.小说家抓住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事件,从中发现人类所处的某种存在境况.

7.幽默精神

在昆德拉看来,“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揭示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之相对性的自觉迷醉,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欢悦.”在小说史上,昆德拉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幽默智慧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和赞许,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加以发扬光大.这些作品都远离了文学的说教功能,实际上这些作家在想象的时空里,以更为高远更为开阔视野创造了一个幽默的世界,它们把道德悬置在一边,把真理弃之不顾,走进了纯粹的小说世界,用小说的思想审视和揭示了人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昆德拉说,“假如有人问我,什么是在我的读者与我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幽默.”他认为,“谁若是不能从巴奴日让贩羊商人淹死海上,并向他们大肆宣扬来世之福的故事中找到快乐,谁就永远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

关于幽默,昆德拉是这样定义的――“我们笑,并非因为我们有一个人被嘲笑了,处于可笑的境地,或者甚至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现在突然带着它的模棱两可性呈现出来,事物失去了它们表面的意义,在我们面前的人并非他以为是的那个人.这就是幽默.”小说的幽默精神,正是在于探索和呈现人隐藏着的另一个自我.欧洲传统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幽默精神和小说智慧,让昆德拉深受感染,从中深受启发,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小说传统.在他看来,“幽默并非在一个处境或一篇叙述的戏剧性结局中短暂地迸发出来博得我们一笑的火花.它那审慎的光照亮着生命的整道风景.”因此他认为,“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第六个部分“六十七个词”中,对笑(欧洲的)作了以下解释,“对于拉伯雷来说,快乐与喜剧还是同一回事.在十八世纪,斯特恩与狄德罗的幽默是对拉伯雷式快乐的一种温柔而怀旧的回忆.到了十九世纪,果戈理已是一个忧郁的幽默家:‘假如我们长时间地、专注地看一个好笑的故事,它会变得越来越悲哀,’他说.欧洲看它自己的存在的好笑历史看得太久了,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拉伯雷式的快乐史诗变成了尤奈斯库的绝望喜剧.尤奈斯库说:‘能将可怕与喜剧分开来的东西是很少的.’欧洲的笑的历史已接近它的尾声.”欧洲小说的历史凭借这些幽默的作品而延续下来,但是二十世纪以后,艺术被大量地复制和模仿,人们在理性与感性中游戏挣扎,小说中可贵的元素被遗忘,被丢弃了.幽默是小说中难能可贵的精神元素,小说与哲学和宗教的区别在于小说不必理会现实世界的真理和道德.“真正的喜剧天才并非那些让我们笑得最厉害的人,而是那些解释出喜剧不为人知的区域的人.历史一直被看作是完全严肃的领域.其实,历史也有它不为人知的喜剧性的一面.正如性欲也有它喜剧性的一面一样(而这一点人们很难接受).”小说的本质在昆德拉看来是用假定性的、游戏性的思想去探索人的存在,正如他自己说将问题的最严重的一面和形式最轻薄的恶意面的结合,就这一向是他的野心.

在昆德拉看来,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世界,世界被相对的和暧昧的真理填充着,因而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在这个充满悖论的世界中,找不到常理,找不到本性回归,所以荒诞便成了一种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例如《玩笑》中路德维克自以为终于报复了曾经陷害他的泽内巴尔时,却没有带来丝毫的意义而陷入尴尬无比的境地.行动的悖谬让人物的行为更加可笑.《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的世界一直是理想与现实、与幻灭的矛盾充斥着,却无力逃避生活的陷阱.昆德拉把幽默精神建立在对真理的相对性的理解上,虚构的故事和戏剧性的情节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幽默效果,而且深化了小说的思想主题.通过这些荒诞的故事探寻人的存在,将严肃的思考和幽默的格调融合在一起,正是昆德拉小说独特的幽默魅力.

8.存在的探寻

小说研究和探索存在,是西方存在主义兴起之后重要的文学思潮,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加缪是其突出的代表,正是萨特和加缪把小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赋予了小说新的使命,也即发现和询问“存在”,以免“存在的被遗忘”,从而展示了20世纪人类真正的存在本质和存在状况.昆德拉赋予“思索的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小说思考存在.”认为“思考式的探寻(或探寻式的思考)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

欧洲的小说艺术史,就是不断思索和发现“存在”的历史,“一部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战士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索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

我们常说,文学艺术源于生活,但它又高于生活,那是因为,生活是现实,而艺术不是现实.昆德拉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称谓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的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昆德拉这一对存在的定义,无限地扩展了小说艺术的空间世界,因为存在的可能性是没有穷尽的,是无限的.与此同时,这也为小说家提出了一个更为高远的创作主题,也就是小说家必须具有超越现实的思想能力,要有思索和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的能力,因为,小说一旦不再延续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探寻,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方向,而只是印证人们已经说的,“由于它们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不再进入被我称为发现的延续性的小说历史之中;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再瞎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在昆德拉看来,“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小说只是一个长长的探寻,而整个小说艺术的历史,就是一个更为长远和广阔的探寻过程.正是这些小说对存在的不探寻和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对自我、对人类、对历史、对未来的认知前景,拓展了我们对存在的认知的空间.所以,昆德拉说,“一部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揭示某种存在直至那时始终被掩盖着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

9.小说的现状和未来

对于小说艺术的前景,很多理论家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小说的道路已经穷尽,今天小说的发展已经不能再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繁荣了.小说的形式真的穷尽了吗?小说的命运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吗?

昆德拉对于当前小说中存在的问题深感忧虑.他认为今天小说的创作背离了小说的精神,背离了小说自身的历史,“因为,今天绝大部分的小说创作都是在小说史之外的作品:忏悔小说、报道小说、付账小说、自传小说、秘闻小说、揭内幕小说、政治课小说、末日丈夫小说、末日父亲小说、末日母亲小说、破小说、分娩小说,没完没了的各类小说,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可以一读,晚上拿来可一扔的货色.”小说逐渐地失去了对人的存在的探索精神,而是在专制单一的世界中被大量地复制,为了迎合大众和制度的需要.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把历史缩减了,历史缩减为若干事件,个人的生活又被缩减为简单的社会职能.连小说的艺术也遭受厄运.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也受到了简化了的蛀虫的攻击.蛀虫不光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还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地球历史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与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不无关系.”昆德拉认为,大众传媒所代表的精神是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与小说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小说要保持它自己的精神才能不被时代精神所遮掩和掩盖.对此,昆德拉很担忧―― “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现实性的时代精神把过去推出了历史之外,把时间缩减为当前的分秒,如果把小说放入这种没有历史的体系中,隔断历史的延续性的话,小说真的要走向尽头了.所以,小说要继续存在的话,继续前行的话,就必须和时代精神进行对抗.

因此,“假如它(小说)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

与此同时,昆德拉对小说也是抱有希望的,因为小说艺术还有很多尚可开发的可能性.昆德拉从小说的历史传统中看到了小说存在的四点可贵精神,即“四个召唤”:一是游戏的召唤――劳伦斯斯特恩《感伤的旅行》和德尼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两部小说用游戏的笔调让小说脱离了逼真的现实主义背景,使小说进入游戏的虚构中;二是梦的召唤――卡夫卡讲梦和真实混合在一起,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世界是人在其中毫无不自由和个性的空间,而卡夫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它的非诗意特点,但却以他巨大的诗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卡夫卡把一种具有深刻的反诗特点的材料,极端官僚社会的材料,改变成小说的伟大的诗;把一个极为平庸的故事,一个无法得到被承诺的职位的人的故事改造成神话、史诗,和从未见过的美.昆德拉从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了小说的爆发的一种美丽,它告诉人小说如在梦中一样,它是使想象爆发的地方,小说可以从看上去不可逆转的对逼真的要求下解放出来.三是思想的召唤――穆齐尔和布洛赫的小说让思想性在小说中放射光芒,他们将哲学和小说融合在一起,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叙述的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四是时间的召唤――阿拉贡和孚恩特斯把历史的不同时间放入一个空间里,超越个人记忆中意识流般的时间意识,而是把历史的共时性凝聚在一起,扩大小说的表现空间.

如此看来,小说似乎永远不会消失,或者说被抛弃.除非,哪天人不会做梦了,或者不会做游戏了,或者没有了思想,或者忘却了时间和历史.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人还是人吗?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还是人,小说就不会死去,小说精神就会继续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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