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旅游业中生成的旅游展演艺术,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旅游中文化变迁的表征,目前学界主要在旅游人类学和民族文化学视野对其进行阐释.无论其作为“传统”文化还是“发明”的“传统”,或是其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与地方性“认同”、“真实性”以及“互动协商性”,都未能很好地呈现其与一般文化现象的不同及其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具体关联,艺术人类学“回到生活”的“行为研究”和“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理念方法无疑为其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学科视野.
【关 键 词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 键 词 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注释：
①③⑤刘晖：《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页,第239页.②马晓京：《国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原真性问题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④[美]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4-171页.⑥[11][15]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5页,第13-14页.⑦利奇：《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他者”的景观》,引自[英]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1-223页,第225-287页.⑧[美]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⑨金光亿：《民族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关于民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与方法》,引自赵嘉文、马戎：《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⑩[13][美]特纳：《旅游景点的文化表演之研究》,杨利慧译,《民族艺术》2004年第1期.[12]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意识形态》,《旅游学刊》2002年第1期.并参见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文化政治》,《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14]科恩：《东南亚的民族旅游》,引自杨慧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16]马炜：《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17]李蕾蕾等：《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旅游科学》2005年第6期.[18]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19]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视角看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并参见方李莉：《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方李莉：《西部民间艺术的当代构成》,《文艺研究》2005第4期.[20][美]格雷本：《艺术及其涵化过程》,张晓萍编译,《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1期.[21][美]戴琦：《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引自[美]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208页.[22]李蕾蕾等：《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旅游科学》2005年第6期.[23]徐赣丽：《生活与舞台――关于民俗旅游歌舞表演的考察和思考》,《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24]徐赣丽：《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25]何明、洪颖：《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26]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术语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27]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文史哲》2007年第3期.[28]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29]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30]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4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