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令重查贺龙案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求降信”的真伪.

李仲公是何许人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民革常委、民革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要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部长的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的‘求降信’,请你们认真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求降信”的来龙去脉

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外加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结果,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毙了.为此伤透了脑筋,蒋曾哀叹:“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

李仲公就是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邀他听堂会、打牌.贺龙从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来活动的.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毙.但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要给一批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对李明确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要统筹考虑的.在得不到周总理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将贺龙叫到中南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求降信”确系伪造

杨贵从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四十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四十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从而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前往参加.在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深深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周总理握着贺龙夫人薛明的手难过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薛明安慰总理要保重身体.周总理哽咽着说:“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都落下了泪.人们很清楚,此时的周总理已到前列腺癌晚期.

1978年5月26日,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粉碎“”后,有一次杨贵去国务院开会,会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告诉杨贵:“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三人吗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和我承办的.你们三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当时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上交的信件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他们会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透气,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得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纪登奎最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周总理的领导艺术.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谋远虑.”


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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