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武汉协和“辐射致癌”调查
2013年1月中旬,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休息时间排演的《麻醉style》风靡网络.
麻醉科很欢乐,而彼时的妇产科却乌云密布.2013年1月7日,妇产科的孙慧兰、赵虹、董卫红三位女教授接连被确诊为甲状腺癌.
集中患癌是偶然吗?在外科大楼四楼工作的妇产科女教授们开始怀疑,这或许与楼上骨科手术室的医用设备电离辐射有关.“6年里,该受到多大辐射啊.”想起这些,孙慧兰至今还觉得害怕.
被确诊后,三位患者的家属与院方领导6次交涉后无果.2013年2月16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女医生们一纸信递到了湖北省卫生厅.
由于对湖北省卫生厅和医院的回复依然不满意,2013年2月18日晚,一封求助信发到了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手中.事件开始迅速发酵.
同发甲状腺癌
被诊断为患甲状腺癌的孙慧兰、赵虹、董卫红三位妇产科女教授同事多年,在相同的手术室工作时间最长,结果“同一群体、同一时期、同一手术室、同一人体部位患癌,无一人幸免”.这让她们感到有些蹊跷,但一时之间又说不清哪不对劲.
一晃数天过去了,经院内同事提醒,孙慧兰等人想起了几年前有关楼上骨科手术室放射防护不到位的传言.难道是楼上手术室医用装备放射线穿透楼板致楼下大夫患癌?
患癌女教授赵虹的家属李生（化名）还对记者透露了他们调查到的另外几个案例：前不久妇产科还确诊了几起病例,一位脱发脱眉的男教授也请假了；前两年妇产科也有两位医生患甲状腺癌；干部保健科也有5名患甲状腺癌的医护,事后院方移走了安装在附近的一台放射设备.
于是,孙慧兰等3人开始查询文献、法规、新闻报道案例等资料.越来越多的信息让她们相信,这并非偶然.2013年1月10日,三位女教授的家属开始找院方领导,希望院方加强放射防护,查明原因给出解释.但三位家属对这第一次与院方领导的交涉并不满意.
1月10日上午,武汉协和医院放射防护领导小组恰好召开了会议,会上对2012年医院放射防护工作情况进行了讨论,提出下一阶段工作要明确流程和职责、保护职工利益、以人为本,同时对防护措施改进,注重防护岗位职工的培训,做好统计工作.这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院方领导在医院内部会议上的公开表态.
其后的二十余天里,家属们又接连4次找到院方相关领导,没有取得进展.
2013年2月5日,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又与各家属进行了一次单独面谈,相互之间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患者家属考虑到患者后期治疗需要巨额医药费,在交涉过程中,曾提出让院方各补偿300万元的要求,遭到拒绝.
赵虹的家属李生表示,现在的诉求是医院加强管理,维护医务人员从业安全,查找妇产科集中患癌的真实合理的说法.再者就是要求院方做好手术费报销、重新安排工作以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需赔偿等善后措施.
“即便先不谈是谁的责任,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也好,也得有赔偿,因为甲状腺癌后期还要终生服药,同时还有复发风险,身心俱损.”家属李生说.
2013年2月16日,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患者家属将起草好的信发到了湖北省卫生厅公布的网络里.自此以后,这起纠纷开始走出武汉协和,走向公开化.
谁是谁非
对于湖北省卫生厅的调查结果,三位病患及家属并不认同,并对专家组颇有微词.
“我们作为人,至今没有看到检测的具体结果或者报告.说调查过程中有妇产科人员陪同检测,但当陪同人员提出让检测人员把仪器举高以便离楼板近一些时,遭到拒绝.”
2013年2月18日,孙慧兰和赵虹的家属起草了一封救助信并发给了“打假斗士”方舟子.
2月20日夜间,方舟子在微博曝料了这封求助信“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严重放射事故造成多名女教授集体患癌”.第二天,李生的就被各地媒体打得发烫.
武汉协和医院随即发布百余字声明反驳网络传言,称网帖所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随后患癌女大夫孙慧兰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转发方舟子的长微博称,“这是事实,请大家转发.”
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公布了《“协和医院女教授集体患癌”事情的调查结果》指出,武汉协和医院手术室无放射性核素,工作场所及周边环境辐射水平符合国标要求.院方也称,仅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进行了3次严格检测,协和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环境辐射水平符合国标要求.
武汉协和医院找出院内相关专家出面解释“射线不是甲状腺癌发病主因,更不是唯一原因.”
李生则表示,“这个专家的公开说法与之前私下说法明显有不同.”
院方声明中称其“一直按照国家卫生、环保行政部门要求,依法开展相关放射诊疗活动.”而2010年1月,湖北省环保厅曾对武汉协和医院进行过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情况督察,提出了6条整改意见,不过未见公布后续整改落实情况.
在求助信里,患者家属称这些年来武汉协和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放射卫生防护的违法行为”.四层25号手术室是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室,6年多来有约20000个婴儿在此降生,但是院方领导始终对正上方对着的五层4号骨科手术室是否有放射许可证闪烁其词.
“这些幼小、可爱、无辜孩子的身体受到X光辐射了吗?这后果是何等的令人胆颤心惊啊!”
有人怀疑在四层检测的时候,五层手术室放射设备关机.在一次与患者家属的交涉中,武汉协和医院医务办公室主任孙晖对此表示,疾控中心的小组来检测的时候,“在1～2小时期间,不停地,频率超过平时手术时候的强度.”
湖北省卫生厅的检测结果显示,武汉协和医院相关场所和周边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区间当中.但是从医务人员集体患癌的客观事实来看,“情况的确有些异常”,现已经要求武汉协和医院组织相关国内外专家对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放射性医用设备凶猛
实际上,在新医改之前,各地各级医院风靡盲目建设、大量配置新设备.新医改之后,在多重因素诱导下,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配置也呈井喷式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医用放射诊疗设备.
尽管国家各级卫生管理部门一直对医用设备配置采取监督管理、规划,依旧很难遏制这股势头.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械部主任蔡天智表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设备配置要求严格一些,对民营医院就相对松一些,基本上可以想买就买.”
曾有学者研究称,一些医院的高新设备拥有量几近赶超英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是其数倍.在医院经济利益和技术的双重驱动下,各医院竞相配置先进设备,导致中国居民以较低的经济水平享用着不相匹配的超前医疗条件.
这些设备数量同时也带来了副产物——医用辐射.由于放射防护工作的不够到位、不够重视,深陷医用辐射其中的不仅是公众,也包括医生.
医用辐射已成为中国居民中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超剂量照射、重复照射和误照射所导致的放射事故,甚至于造成人员伤亡的医疗事故也曾多次发生.此次武汉协和医院女医生集中患甲状腺癌,患者指称的疑似真凶正是骨科手术室的移动式C臂X射线机.
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底我国1434家医院拥有医用电磁辐射设备2073台；867家医院拥有4213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6599家医院拥有56036台医用射线装置.同期,武汉市的普查公报显示,20家医院拥有医用电磁辐射设备37台；10家医院拥有22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13家医院拥有478 台医用射线装置.
然而,下面这组数字则反映出一些机构和人员对放射防护的薄弱意识.
《2009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2009年全国医疗机构放射防护重点监督检查中,共检查放射诊疗机构47820家,违法情况占19.4%.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中持有效《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比率为69.9%,放射工作人员持证率为82.5%,培训率为78.5%,个人剂量监测率为78.6%,职业健康体检率为81.3%.诊疗设备检测率65.4%.
广州市政协委员陈少华在调查了广州几家大医院影像科之后,发现目前滥用X射线检查的现象在不少医院都存在.大部分医院对病人“没有任何防护”.
非专业科室防护马虎
在武汉协和医院“放射门”事件中,“涉事”的是两台广泛用于骨科诊断的C臂机.广东省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委蒋宁一介绍,目前在医院里涉及放射的科室主要包括放射科、核医学科、放疗科和介入科.“近年来,普外科、泌尿科等科室也在探索使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肿瘤等疾病,但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这些科室如果要开展放射性技术或课题必须要与核医学科或介入科合作才能申请.”
放射技术在临床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科室的大夫对放射的防护是否跟上了技术发展的脚步呢?
曾为北京某三甲医院高年资放射医生的林女士告诉记者,从当年该院放射剂量统计的结果看,非放射专业大夫的“吃线量”要明显高于专业的放射或核医学科室的大夫.“一方面专门从事放射专业的大夫对射线的危害更加了解,也更畏惧；另一方面,专业知识使他们在防护的时候更加到位.”
一位在泌尿外科工作的大夫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医院近期开始使用放射粒子植入治疗泌尿科的肿瘤,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的他每天都要开展此类手术.使用粒子时,他曾被告知该粒子的放射性危害距离只有两厘米,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很放心地用普通钳子加持,以为这样就很安全.可是短短两个月,他便出现了严重的乏力症状,直到紧急终止了这类手术,症状才有所缓解.“好在乏力症状出现的早,要是血液系统的肿瘤,那就没命活到现在了.”提到这段经历,他仍然后怕不已.
林女士说,虽然这些放射技术在申请时需要放射科或核医学科的参与,但那么多的科室都在开展,放射科和核医学科还有自己的工作,很难做到真正的密切配合.
新老机器背后都有隐患
从医院放射科离职后,林女士投身放射器械的销售.她透露,目前一些放射设备更新淘汰的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据林女士介绍,她任职过的两家公司都是跨国医疗器械企业,从产品质量到售后都有保证.但是在“跑医院”的过程中,她发现有的大医院在更新设备后,旧的CT机就流向了低级医院或欠发达地区的医院.“为规避转卖的风险,不少医院打着‘帮扶’的旗号,将下级医院作为分院,成为二手设备的下家.而由于放射设备使用年限越长,其维护的成本就越高,一些低等级的医院干脆放弃了维护.”
林女士说,自己甚至看到过使用超过20年的老设备,而生产厂家通常将设备维修配件保存10年,这种超龄设备很难想象是如何保养和维护的.
同时,有些低级医院在场所设计时并未考虑到大型放射设备的防辐射问题,而基层监管部门监管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放射安全隐患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和基层医院.有统计显示,2012年,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国19个省级单位的医用辐射防护开展了监测工作,其中有3个省的设备监测合格率低于70%,最低的西部某省合格率不足三成.而按照医院等级区分的监测结果是,一级医院的放射诊断设备合格率不足75%,二级和医院的合格率则均在85%以上.
据专家介绍,一些新开发的设备也存在问题.例如,检测不合格设备种类中,钴-60远距离治疗仪、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PECT）、直接荧光屏机、乳腺屏片摄影机等的合格率均未达到80%.
监管部门要严把审批关
蒋宁一介绍,提高医生的放射防护水平无外乎两个方面：硬件管理和软件管理.
“硬件的把关首先是相关监管部门要从审批上负好把关责任.”蒋宁一说,医院在建设上应充分考虑放射防护的要求,不能在不符合防护的条件下硬上设备.对于从事血管介入等放射工作的大夫一定要配备齐全的铅衣等防护设备.
蒋宁一认为,医生也应对自己负责,例如在接触放射线的环境里就应该规范佩戴防护铅衣等防护设备；医院发放的个人剂量仪应该佩戴在身上而不是放在办公室抽屉里；一旦监测剂量超标就应该脱离环境休假等.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操作,可以将放射危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而对于病人的放射风险问题,蒋宁一表示,患者应该科学地看待放射技术风险.绝大部分情况下,放射技术是对病人的疾病诊断或治疗有益才使用的,不能为了“不吃线”就拒绝使用放射技术治疗.就像手术、吃药都有风险一样,使用放射技术是一个权衡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能让患者在伤害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诊断或治疗益处.（综合自《瞭望东方周刊》《健康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