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鲁迅与创造社成员同为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别却是对立、平行的.通过伊藤虎丸的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他们之所以不同,受到历史因素、环境因素等各方面影响.鲁迅主要是受到明治时期泛滥的尼采的超人哲学,追求精神,个性独立,因而属于政治青年的范畴；创造社受到大证时期解读的尼采的“本能主义、自我扩张”的影响,因而属于文学青年范畴.本文主要以政治青年和文学青年为线索,探讨二者的不同特点及造成鲁迅与创造社不同的各方面因素.进而阐发伊藤虎丸先生在鲁迅研究方面的专业性及一个日本学者的谦逊、良知和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 键 词 ：鲁迅；创造社；政治青年；文学青年；尼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一、日本一代有良知的学者灵魂
正如孙玉石给这本书所作的序的标题一样,笔者在此引用了孙先生的“日本一代有良知的学者灵魂”作为开篇标题.生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这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就开始了对于过去一段历史的民族性的深刻反省和反思.伊藤虎丸就是这群人之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长期以来,伊藤虎丸一直和中国的学界进行密切的友好互动与往来,并且在往来中查找两国在民族特性方面的差异,最后不得不总结出了“交好容易理解难”这样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伊藤虎丸已经对中日两国的民族差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透彻的挖掘,同时更反映出他对于中日两国能达到深层次的理解与交流的热切心愿.当日本刚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刚刚开始萌芽那种强烈的自觉的反思之时,伊藤虎丸就已经从大的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给今人的历史的启示.
“民族自身特性”的探求,既是二战之后日本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失败进行反省的内在动因,也说明了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对于自身对于社会对于民族以及自身进行反省的传统与与生俱来的能力.同时还能反正他们对于被西方通化的深深抵触的情结.而鲁迅在中国没落之际,异国求学,正好与作“学者的共通性和自省性”不谋而合.同理日本知识界对于鲁迅和与鲁迅有相似经历的创造社进行强烈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中文版,出版于1995年,这时期的伊藤虎丸先生已年过花甲,但是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的强烈心理仍激励着先生笔耕不辍.这本书共收录了先生16篇文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即绪论、鲁迅与明治文学、创造社与大正文学和附录部分.Ⅰ绪论部分主要收录了3篇文章,探讨了亚洲的“近代”和“现代”.书写近代历史,不仅仅是发现西欧扩张精神的本质以及东方殊死抵抗的历史,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让东方重新诞生的新的东西,或者是力量.虽然这个过程要不断地对自我进行不断的否定和痛苦的洗礼,但是要想真正认清自我,必须要通过这种潜在的“抵抗.”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虽然说得夸张了一点,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伊藤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中日双方能够从各自自身的角度进行深刻反省与自我揭露,从而而让中日两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心灵深处的交流”的目的.Ⅱ鲁迅与明治文学这部分主要分析了鲁迅早期留日期间所受到的日本和西方近代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思想观念.包括个人主义、民族的回心以及宗教上的“假说精神”.当然这些思想不仅在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破恶声论》有所体现,在《狂人日记》、直至后期的《故事新编》中都有所体现.Ⅲ创造社与大正文学,主要分析了创造社受日本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及其创作特点,并分析了鲁迅与创造社不同的创作风格及深层原因.Ⅳ附录部分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详细阐述了鲁迅早期所受到的日本文学和尼采思想影响和结果.笔者在此主要是就伊藤虎丸先生在本书中用笔最多的鲁迅和创造社部分,发表一下自己拙劣的看法.
二、鲁迅与创造社的不一样的路
内田义彦氏在《知识青年的各种类型》[1]一文中,把近代日本知识青年的各种类型、历史地区分为以下几种：
（A）从动乱的明治初年,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到20年代民族主义时代里,形成的Moral Backbone（道义上的骨干）的青年（“政治青年”等于“明治青年”）
（B）此后的“日清战争前后到了能明辨是非的年龄”[2]的日俄战争年后的军国主义气氛中经历自我觉醒的青年（“文学青年”等于“明治·大正青年”）
（C）在大正中期以后的社会动乱中接受了思想影响的青年（“社会青年”等于“昭和青年”）
鲁迅去日本留学是在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这个时期正是尼采在日本流行并且出现第一次的时期.此后对于尼采思想的理解变化即由重个人、精神的超人哲学向本能主义的变化可以看成是“政治青年”向“文学青年”过渡的标志.鲁迅的“重精神、轻物质,任个人,排众数”可以反映出他更接近内田氏所说的“道义上的骨干”.而郁达夫、郭沫若所经历的时期,正是“自我扩张型”、尼采思想泛滥之际,结合创造社的具体创作、思想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文学青年”这一类.这一点可以从“应当解放出来的自我的性格”辨别二者的不同.“明治青年的自我觉醒,同时是和国家的独立意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等‘我’的自觉,是作为国家一员的‘我’的自觉；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为了国家的独立,是要求以个人独立为绝对条件的.等解放了的自我,不是不关心政治的自我,而是主动参加政治的自我.”与此相反,“文学青年”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国家意志已成了自我之外的现成存在,所以,从国家意志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放弃了政治志向,在政治世界之外发现自我（自我是什么——自己反省!）”.
当然本文并不是想简单地用政治青年和文学青年作为区分鲁迅与创造社的标准,而是在在承认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差别后,以较为恰当的“政治青年”、“文学青年”作为着眼点进行探讨. 首先,二者对于个人主义的看法不同.在鲁迅看来,“人”是应该区别于封建制度下的奴隶性的,是要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类似于尼采所说的具有高慢意志的超人.而要想精神自由就必须要与旧秩序和封建主义决裂,要生发出一种新的秩序和科学的主观能动性.而创造社成员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理解中,所谓近代,就像是郁达夫笔下的“现代人的苦闷”和厨川白村描绘的那种“忧郁症”病态的青年心理,自始至终是感伤的自我感情.这种自我对立于社会对立于秩序.对立于科学,对立于政治.归根结底,二者的种种论争还是关于“人”的论争.
其次,鲁迅和创造社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理解也不同.鲁迅的文学文学目标是改造国民性,他赞成加莱尔,认为诗人是代表民族之魂的真正英雄.鲁迅由实学转向文学是因为基于中国努力性质的国民性导致的上的耻辱感.创造社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因日本对中国的耻辱而生,没有文化上的自立与自省,这种屈辱感又和中国落后的焦虑直接联结在一起.因而鲁迅的民族主义是“回心型”,创造社是“转向型”.
第三,“实学”与“文学”的关系看法不同.
对于文学与实学,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转变思路的故事,创造社的成员和鲁迅一样,都是最终走向了文学之路.然而二者对于文学和实学的关系的看法差别甚大.我们看鲁迅转向实学的路线是“弃医从文”,原因是医治国民病入膏肓的精神更为重要.在鲁迅看来,实学并非不重要,西方的利炮坚船,近代科学知识是中国需要的,但是光是生吞活剥这些是没用的,唤醒大众愚昧的心智,即唤起精神的主体“心声内曜”更为重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不是从它的结果学习,而是从长生它的人的主体精神学习”.（丸山真男）.而创造社的成员们大多没有意识到或者不认为实学对于当时的中国有任何作用,正如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中所述：“我本来原自知不能在艺术的王国里留恋须臾.然而恶人的世界,塞尽了我去路,有名的伟人、有钱的富者和美貌的女郎,结了三角同盟,摒我斥我,使我不得不在空想的楼阁里寄我的残生.”
三、从“生产型”人物形象到“消费型”人物形象
鲁迅与创造社对于创作出来的人有不同的特性要求,在人物形象方面的设计也差别较大.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鲁迅更倾向于那种生产型的人物,即人性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个人行动力和魅力的人；创造社呢,恰恰相反,他们钟情于那种对时代,对社会非常敏感的天才型人物.他们往往先知先觉,因而面对充盈着愚昧的广大国人的时候苦闷不堪,甚至痛苦万分.所谓越敏感,越聪慧,当看透世人粗鄙的嘴脸时,才会不得不怨天尤人,不得排遣.
注释：
[1]见岩波书店版《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类型》
[2]阿布次郎《生长的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