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孽债》只不过是个缩影,是我知青人生中的一阕感怀,代表的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批人,在一个特定阶段的历程和心路.
1989年3月,母亲双目失明,不能再执笔给我写信.家书是亲戚的,信里说,老人天天盼望着我回上海.距离母亲第一次要求我回去已经过了四年.当时,由于各方挽留,我也就继续留在了贵阳做知青.不过这一次,为了母亲.我趁着赴京开会,火速绕道上海,看了看她.
母亲术后效果并不好,老流泪,只能勉强辨识人影.我回家十天,她天天要我同意设法调回.她说,你十九岁离家,现在四十一岁,已经把青春献给了祖国.为什么不能回来照顾老人,你还要我盼多久
这大概就是知青都曾有过的矛盾抉择：留下,还是回家我何曾不想回上海这是我的故乡,自小生活的地方.只是,当我费了一段周折,让领导同意我调回上海时,更多袭上心头的,却是一股依恋之情,是由即将到来的离别引出的惆怅与伤感.
插队落户十年,我只回过上海三次,全是探亲.探亲往往从秋末冬初开始,收尽了庄稼,村寨上就没了多少农活,于是大多数知青便不畏路远,不畏车费的昂贵,回故乡去,回城市去.
初回上海,亲人之间有份亲切感不说,知青们仿佛也有事可做：走亲探友,与同学聚会.然而,忙碌过后,一个懒觉睡醒,家人都走空了,空空洞洞的一个家陪伴着你.那种感觉很奇怪,眼看着亲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上班、读书,有的已经“发达”开上了当时稀有的桑塔纳.唯独自己,感觉却不被谁需要.
这时候,就只有同一命运的知青,才能找到共同语言了.记得有一回,我去看望一位在吉林插队的好友,只见他屋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知青.他用一只蒸馒头的特大号锅子,煮了满满一大锅黑木耳,就这一道菜,请大家喝五加皮酒,边吃边海阔天空的瞎聊.
话题之广,简直难以想象：有的细叙乡间的风情俚俗,有的讲述他乡的奇闻轶事,有的深情地叙说自己没有结果的初恋,有的则大言不惭地说逃票的经历,有的讲弄堂里的漂亮女知青,为了回上海,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个瘸腿工人等听来听去,几乎一句话就是一件伤心事,一句话就是一个故事.
我参加过几次这种聚会和闲聊都不记得了.每次回到家里,我总是把听到的那些事情,一件件的记下来.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故事是能够写出来的.后来,他们确实都被我写进了《孽债》.
正是在这样的聚会和闲聊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洞悉了他们的心灵,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追求什么,憧憬着什么等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虽说微不足道,但也是和时代、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95年,《孽债》红了之后,很多人让我回忆过去,还问我做知青插队落户苦吗我笑笑,能不苦吗到贵州那年,我才十九岁,懂什么呢除了虔诚,便是盲目.可是我抱怨吗从来没有.因为我相信,是“过去”哺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成长为了个真正的作家.
我忘不了,在偏僻村寨的山野田坝间,我学犁田、钻煤洞、敷田埂、采茶叶、熬更守夜看谷场、学做各种各样的农活.还有一个冰雪封山的日子,我高烧病倒了,孤身人躺在茅屋里.我的学生,一个十四岁的娃娃,冒着寒冽的北风和雪凌满地的泥泞,到另外个寨子喊采了医生,给我打了针,才退了烧(十多年前,我从寨子采贵阳的另一个学生嘴里知道,这个孩子在出外打工时,让倒下的砖墙压死了,我非常难过).还有一年夏天,我脖子后面生了一个疮,吃药打针都医不好,痛得不得日夜不宁,是山寨上那个话不多但爱唱山歌的老汉,为我采来草药,敷了几天,竟神奇地消炎退肿等
我在乡间的那些年月,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不太平.然而我在寨上虽然清苦,但没人来歧视折磨你,日子过得还是相对安宁的.纯朴的农民,他们看我劳动之余还要起早贪黑写作,干脆把我调进耕读小学执教,让我在教学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写书”.这十几年里,我出版了二十八本书.全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写出来的,评论家对这些书评头品足,读者们给我写来二千多封热情洋溢的书信等
所以,别再责问命运.《孽债》只不过是个缩影,是我知青人生中的一阕感怀,代表的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批人,在个特定阶段的历程和心路.谁都有过去,但谁的过去真的就过去了呢我个人没有,国家也没有.任何“过去”部是有价值的.
叶辛眼中的桑塔纳：
在贵阳插队的时候,对轿车没啥概念.90年回到上海,看到大路上的车水马龙,才知道有一款叫桑塔纳的车,流行且实用.不过我那时,对车没有特别的追求与狂热,倒是身边一些富裕家庭的朋友有买,印象中是很显眼的红色,所以他们爱开,特别有面子.以后我在创作一些小说的时候,写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其实也写到了桑塔纳.怎么说呢,就像我这一代知青见证中国的发展一样,桑塔纳不也是汽车工业的“见证人”吗所以我常说,一切真的会过去吗我想不会,至少桑塔纳的经典样式,不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