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父亲突然感觉右手无力,筷子都拿不住.那条胳膊也不听使唤了,走起路来,身前身后夸张地甩动着.父亲很无奈,只好对那条胳膊严加管束,用自己的左手拽着右手.为了不露出自己的窘迫,父亲抓住右手走路的时候,故意把腰杆挺得很直,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后来掩饰不住了,到医一查:四期肺癌,脑转移了.脑瘤压迫着运动中枢,右手就进入“顾问”角色.他一个人到医院去检查的,医生见他脑壳里鸡蛋那么大个瘤,就信口雌黄,把脑瘤说成水肿,把病历写成天书,以便他有足够的信心,亲自回家去.
毫无疑问,父亲的病得诊!华山医院一个脑外科专家看了看父亲的“片子”,说人都这样了,就不要动刀子了,否则即使救回来,也半身不遂.他推荐父亲去某医院做“伽玛刀”,也就是放射治疗.
这项上个世纪中期就出现的医疗技术,在我国医疗领域的使用却相当有限.据说是因为它对癌症治标不治本,而且成本还相当高昂.以前这玩意是专门侍候富人的,现在已经平民化了.
事实证明,这把“刀”仍然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的.做一“刀”就是1.8万元.而我的父亲脑袋里一大一小两个瘤,医生说,不是两三“刀”能解决得了的.医生见我掏钱很利索,就自作主张,弄掉脑瘤后,又将我父亲的肺部也用“伽玛刀”给收拾了.父亲从“伽玛刀”放射室出来时对我说,屋子里放着音乐,他心情很轻松,没有任何不适.不过,要是他知道挨这个“刀”如此昂贵,也许宁可去挨那个刀了.有时候他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他时,总是在数字后面减掉一个“0”,以便让他继续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我将这些年来的积蓄悉数交给医院后,就领着已经暂时康复的父亲回到家里.他立刻使唤起这只偷懒多日的右手来,写字、吃饭、搬椅子,不放过任何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像自己刚刚才有了右手似的,陌生而欣喜.
此后,父亲每隔4周就做一次化疗,中间还要进行中药理疗.我每个月的进账,留足吃饭的,剩点零花的,其余全是医院的.没钱也有没钱的乐趣,我不用再关心基金、国债和房价了,生活单纯而沉重.没想到,像我这样收入还算不错的人,奉养一个生病的父亲,竟也显得捉襟见肘.有时候,我这样想,就权当父亲是个“奢侈品”吧.既不能增值,也无法出手,就像我朋友家的那个青花瓷瓶.那家伙在北京一个文物拍卖会上,花320万元拍得一青花瓷瓶.然后乘飞机运回上海.在机场叫了辆出租车送到楼下.司机不小心让后备箱盖磕破了瓶口.朋友看着那辆已经开了数万公里的普桑,愤怒地挥了挥手,把司机打发走了.然后他从德国请来专家,对瓷瓶进行修复.修补后,专家让他把瓶子长期盛水.朋友开始用这个320万元的破瓶子插花,然后又自作主张地放进一条金鱼,就这么不见天日地一直养着.
父亲的身体状况慢慢好了起来,只是化疗后头发日渐稀疏,最后终于拨云见日,露出了光溜的头皮.看着父亲没毛的脑袋,我觉得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摘自《柳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