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北京安定门一处幽静的小四合院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已故男主人汉斯·米勒,是著名德国医生、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妻子中村京子,日本籍,在中国生活了六十载；女儿米密瑞士籍,女婿德国籍；儿子米德华美国籍,儿媳中国籍；孙女米安琪英国籍等这个被称作“小联合国”的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五十载.
不知拐了多少道弯儿,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终于找到了米勒大夫的家.敲门,一阵犬吠声起,中村女士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她看上去比80多岁的实际年龄小很多：浓密的黑色卷发,白皙的面容,走起路来显得很轻盈.
“您和您儿子的中文说得真好!”记者赞叹.
“儿子是京腔,纯粹的北京爷们儿!”中村京子笑得前仰后合.走进客厅,只见书桌上摆放着《北京晚报》、《中国老年》等刊物,都是中村每天必读的书报,一旁还有用中文做的笔记.
“日文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反而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了解更深.”中村说.记者点头表示理解.举目四望,她的家中一尘不染,每件家具、用品都干净整洁,这让记者想到了她曾经的职业——护士.当年,也正因为她的一丝不苟,让米勒大夫一见倾心,甚至苦苦等待了两年等谈起过往,中村和儿子愉快地回忆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等待两年的爱情
1949年7月的天津,两位解放军战士的简单婚礼,引发了人们的好奇.用战友们的玩笑话说,一个西洋的德国佬,一个东洋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了爱情之花.婚礼的新人就是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米勒不懂日语,中村不懂德语,汉语成为他们感情交流的唯一纽带.
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中村回忆,“当时他说还可以等,但我说你别等,等我没有用的等”
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1945年,年仅15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在一切为了“圣战”的狂热下来到中国,被分配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时隔不久,日本战败,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成为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米勒.
1915年,米勒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米德华向记者介绍：“我的爷爷是犹太人,奶奶是德国人,希特勒统治德国时,爸爸就到瑞士学了医.他通过一位中国同学得知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那时爸爸刚完成学业,正在考虑去向.他毫不犹豫地离开瑞士,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相机,筹经费买船票来到中国.”
1939年5月,米勒来到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与廖承志相识.同年9月,经廖承志等人的介绍,米勒前往延安,见到了,并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请求上战场,他说：“作为医生,战场更需要我.”在米勒的几番请求下,批准他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部.从此,这位拥有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成为了一名八路军的战地医生.
米德华向记者介绍：“爸爸在太行山前线工作,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距离他们只有8里地.那时爸爸有200个伤病员,40个重伤员,他带着老百姓扛起担架,背着伤员,一趟趟往山上转移.当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的时候,山下硝烟四起,真是非常危险.”
“爸爸最得意的是,有一次救了村里母子两个人的性命.一个产妇难产,生命垂危,可是他们绝不肯找一个男大夫,还是洋大夫去接生.在最后危急时刻,产妇的丈夫才跑来找爸爸,孩子和母亲都得救了,村里人竖起了拇指,这个事情让爸爸高兴了一辈子.”
辽沈战役开始后,中村被派到前方医疗队,负责配合医术精湛的手术队队长米勒进行手术.“我到最后（米勒去世）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喜欢我（笑）,可能因为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吧,护士和医生配合默契很不容易.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知道要递给他什么工具.米勒非常顺手.”
中村还记得,在自己即将离开时,米勒把她带到一棵大树下,“他让我坐在树根上,问我是否同意两个人一起生活?我一下子蒙了,那时我才17岁,真想回家啊!我对他说,我要回家,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等”就这样,中村回到了原单位,在军队做老干部的保健工作.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一天,一纸调令,她又回到了米勒的身边.
米勒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单位的部长找我谈话,说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他都不同意.你想想,他可等了你两年哦!那时我19岁,米勒比我大15岁,已经34岁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只是一个普通护士.我说,好吧,我想一想.”
中村开始尝试着和米勒交往,她渐渐发现,这个高鼻梁的外国人有很多优点.“米勒是个很有主见、坚持正义、不随风转舵的人,也不会刻意地恭维领导,而且他身上有很多德国人的优秀品质,做事情相当精准、守时.”相处半年后,中村答应了米勒的求婚.
1953年秋天,当中村看到同乡开始返回日本时,正在长春工作的她,女儿已经3岁了.“让我抛弃丈夫和孩子,抛弃这个家是不现实的,我不可能走.我忘不了和米勒一起去给医院的日本朋友送行,他们都一起向我挥手,一起喊‘中村加油!生活幸福!在中国好好过!’火车启动了,唯独我留了下来.”
买不起猩猩,用自己做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汉斯·米勒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然不像白求恩那样家喻户晓,殊不知,正是米勒大夫引进了测试乙肝的试剂及乙肝疫苗技术,我国才得以成功研制出乙肝疫苗.
中村说,米勒一直惦记着中国的肝病防治.1972年中日建交,中村和米勒第一次带着两个孩子回日本,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米勒专门去拜访了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并且带回乙型肝炎检测的药液.”中村记得,这是米勒大夫一直想要的,他将试剂带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可是中国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中国一定要自己研制这种药液.”“那时,北大人民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试验器械就是病人吊针用的瓶瓶罐罐,他们硬是在里面没日没夜搞了整整2年,最后研制出乙肝疫苗.”中村向记者透露,其实米勒最初的灵感,是来自美国《科学》杂志的一篇学术论文.“后来疫苗研制成功,美国教授布朗伯格到中国来参观,看到是在这样的小房子里研制的,惊讶得目瞪口呆.”
中村饶有兴致地回忆着：“你们想象不到,疫苗刚试验成功必须要有临床试验,那时候医学惯例是用猩猩测试,可是他们太穷了,哪里买得起猩猩.米勒就和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商量,想用自己做试验.“可是陶主任一直没说话,第二天,大家发现她已经偷偷给自己打了一针等”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10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1989年,卫生部授予汉斯·米勒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最让米勒激动的是,1951年,他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7年,成为中国党员.
在中国她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1960年,米勒调回北京工作,直至1994年逝世.中村忘不了米勒生前的嘱托.“米勒说,我不在世的时候,你不 5201;回家,就留在中国吧.我们认识是在中国战场的军队里,结婚也是在军队里,他说我们的结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教育了你、我,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伟大.”中村告诉记者,虽然她在中国工作生活了60多年,再没有遇到第二个和她一样的日本人,但她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觉得不太方便,“生活在中国,我心里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中村选择留在中国.她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离休后,过上了和北京百姓一样的晚年生活.她对中国的政治非常关注,“我最近一直在看十八大的报道和解读,还认真做了很多笔记.”中村拿着笔记给记者讲,“你看我们十八大还是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次提出的几个重点建设里,除了经济建设,最后还提到了生态建设,第一次正式把生态也列进来.”
“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么关心啊?”记者问.“当然了,一个人离开了政治,就等于离开了生活”,中村还专门拿出十七大时她做的笔记来给记者进行对照,感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我女儿前不久看了一个国外拍的专题片,专门从瑞士打给我说,妈妈你真是太幸运了!跟随爸爸,留在中国.她看到很多当年的日本人来侵占中国领土,最后这些人的处境特别悲惨.我真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在中国60多年,中国每一次运动我都经历了,也参与了,我没有受什么很大的苦,现在最希望的是看到祖国有更大的变化.”
谈起中国的变化,中村滔滔不绝.她说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想起刚来中国时的情景,“那时候感觉有两大怪,一是中国人的着装怪,东北人都是大长袄,厚毡帽.女人的帽子最有特点,富贵人家的女士帽子中间一定有一颗翡翠；还有他们都吃大蒜,到处都弥漫着大蒜的味道.原来我在日本没有吃过蒜的,那种味道我到现在还能记起来,”中村又一次爽朗地笑了.
她说自己感觉到的第一次变化是在来北京之后.“记得有一阵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那里还住着很多外国专家,每逢周末外国专家的夫人们都会举行舞会,大家穿得真是很华丽；而且我发现中国百姓也有了变化,虽然还是穿黑灰白,但是款式不再那么单一了,领子、袖子都开始有了各种设计.说明大家有心情改善生活了.”
中村说,她和丈夫喜欢生活在北京的胡同,喜欢周围的邻居.他们出门从不仰起头高高在上,反而都是谦卑地低着头.“米勒是个很幽默的人,在延安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开始我住在这个小院,那时候周围邻居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少有人和你交谈.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和我打招呼,‘米奶,你回来啦?’‘出门呀?’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发现邻居们脸上的表情都变了,轻松下来,开始享受生活了.”
中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也看青年刊物,了解进步思想”.累了,她就去离家不远的北海公园散步,“公园里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原来散步的都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很多,各种小团体,演奏的、唱歌的等太丰富了!”
拥有6国国籍的中国家庭
在北京市地安门内大街的这座小院里,米勒和家人真正开始了作为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在这里,米勒的第二代、第三代陆续出生、长成,这个拥有6国国籍的“小联合国家庭”,无论身在哪里都无法割舍对中国的眷恋.
中村的孩子们都长着欧洲人的脸庞,操着流利的中文.特别是外孙女,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发音,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
平日寡言少语的米德华,也让中村很欣慰.我这个儿子就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忠厚、热心、讲义气.米德华和姐姐米密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米德华最早在英国公司从事贸易工作,经常出国,“那时候出来进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外国老板觉得手续繁琐,给他改成了美国国籍.米德华心里一直不愿意.他只喜欢中国.”
米德华青年时期,总是喜欢和周围的邻居在电线杆下一起打,“谁输了就摸着墙走,他总对我说,妈妈这个多好玩,国外就没有.”中村回忆,80年代邻居们还没有汽车,谁要是生病了,晚上就来敲米德华的窗户,“因为他在外企上班,当时单位配了车.米德华总是二话不说就去医院了,不管多晚,还一定要等看完病,把邻居们再送回来.”居委会还曾给米德华送来锦旗,表彰他给胡同义务当保安,“那时候周围有小偷,邻居老丢东西,他就守在巷子口.”“还记得唐山地震时,很多邻居的房子塌了,住着临时帐篷.米德华买来好多敌敌畏,组织伙伴一起给邻居们除蚊虫,不知道烧破了家里多少脸盆等”中村再一次捂着嘴,幸福地笑着.
谈起中日关系,中村气愤地摇头,“我真的是想不明白,这是中国的岛屿,这是非常早时候日本就有文件的!他们为什么不能看一看?为什么不往前找一找?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他们这么轻易地破坏了,非常可惜.”
“晚年您想回家乡吗?”记者问.“我喜欢留在中国,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啊!日本女人多不自由,没有经济大权（笑）.中国妇女腰杆多硬,自己工作,经济独立,有社会地位,中国多好!”临别时,中村将记者送到门外,鞠躬道别,她指着周围的街道说,“你看这里打扫得多干净.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感谢山西卫视《红客集结号》栏目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