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

摘 要 :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20世纪90年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通过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析,归纳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政治体制改革;越南;中国;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1-0084-04

一、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

越南是越南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国家.越南宪法规定:“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是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制度.”[1]越南经历数十年的战争,到1975年统一时,经济已濒临崩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越南曾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政治上党领导一切,实际由党的最高领袖掌握国家命运,排斥和法制;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排斥市场,以行政命令来发展经济,毫无活力可言,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治上的使得决策一旦失误,经济生活将遭受巨大损失.例如,越南上世纪70年代错误推行的“二五计划”,原本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结果企业开工不足,社会总产品年均增长率仅为1.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0.4%[2].越南经济发展受到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严重制约.

越南统一后的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于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领导人独断专行,越南不仅在苏联唆使下占领了柬埔寨,还武装挑衅中国.中国于1979年被迫发动自卫反击战,一系列的战争使越南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越南官员一般视忠诚度而得到提拔,许多人只知奉承上级,导致行贿受贿成风,腐败严重.起初的革新开放由于没有触及政治层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以权谋私,甚至公事也要施以钱财[3].一些干部通过巧立名目、非法收费来敛财,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又形同虚设.此外,各级政府部门官僚主义色彩浓厚,飞扬跋扈、独断专权,导致干群矛盾尖锐,一些敌对分子利用这些矛盾攻击党和政府,使政权的合法性降低[4].

种种事实表明,越南的经济低迷和政治腐败很大程度上是落后的、缺乏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改革无法持续,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有被葬送的危险.

二、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

(一)选举机制的改革

1.高层选举改革

在越共十大上,越南首次推举时任总书记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角逐新一届总书记,候选人由全体代表提名产生.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总书记首次由差额选举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另外,这届大会也以差额方式从207名候选人中选出181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还引入自荐提名制度,甚至允许提名非代表党员参选中委,新一届委员平均年龄54.8岁.为培养后备干部,越共十大还选举产生了21名候补委员,平均年龄43.4岁,干部队伍大大年轻化.这一届委员大都具备高学历背景以及基层工作经历.越共政治局中,原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等老一代领导人退居二线[5],让位于一批年富力强、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新人,体现了革命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

2.国会选举改革

越南选举新政规定国会选举实行全民普选.首先由越共与越南祖国阵线通过数轮协商确定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必须通过所在单位和驻地的民意测评,达不到50%赞同票者,不能取得代表候选资格[6].近年来的国会选举还增加了地方代表在国会中的比例.2011年5月2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选举和2011至2016年任期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同步举行.全国6236万选民在9.1万个选区进行,所有候选人都被分配到不同选区,由当地选民差额选出,一名候选人必须获得各地超过半数选票方可当选,本次选举也鼓励党外人士和自荐候选人参选[7].国会选举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国会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二)政治建设和政权机构改革

1.党内的加强.(1)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越共规定,60岁以上党员不得首次当选中委,65岁以上者不得第二次当选,70岁以上领导人都要退出,总书记任期不得超过两届.(2)实行集体领导制度.越共在其九大上采取措施强化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取消政治局常委会,代之以书记处,由书记处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指导党建和群众工作,检查党的决议执行情况,规定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等事项,都要在委员会集体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表决”[4],强化了委员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制约和监督.(3)实行委员会质询制度.2002年越共引入“质询”制度,每个委员都可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检查委员会提出集体质询.质询制度在党内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实行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与信息公开制度.差额选举前文有所提及,不再赘述.信息公开制度是指选举前,将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等向社会公布,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监督.(5)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从1986年开始,越共就形成提前两个月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惯例,首先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当年决定革新开放的六大报告就是这样生效的,九大、十大时则引入媒体,动员百姓征求意见,使党的决策顺民心、合民意.(6)越南允许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出现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平衡,以杜绝“一言堂”、“家长制”等作风的形成.

2.国会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在国会改革中,除前文提到的全民普选外,越南也十分重视选举的透明化以及候选人与选民的交流,如正式候选人的简历、照片等重要信息都要通过媒体公开,随后各级候选人将选择同一时间前往所在选区听取群众意见并回答问题,陈述当选后的“行动计划”,最后以最高30%的差额进行直选.“国会代表选举实行全程社会监督,候选人或其委托者、社团代表、新闻媒体有权见证、监督检票,还可以提出申诉.”[4]

国会直选使代表们的政治生命与民意直接挂钩,从制度层面保证了代表能够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利益,否则将失去选民支持.改革以来,许多侵犯选民利益的政府决策被国会否决,国会的监督职能得以体现.改革后,更加专业化、年轻化的代表大大提高了国会参政议政能力;随着时间推移,来自党、政府等机构的官员代表比例大为下降,而高学历人士、党外人士及专职代表的比例节节攀升,改变了以往官员代表居多的局面.此外,越南国会也引入了质询制.从2002年起,国会代表有权在每次例会期间就某个问题质询任何一个政府、高检或高院官员,质询场面全国直播,代表的问题往往非常尖锐、深入,最后代表们还要依据质询结果对官员进行信任.从此,政府再也不敢小看过会,国会地位显著提高.

3.健全机制,加强建设.在过程中,法制建设是重中之重.越南首先对法律条文进行修改:细化法律条文,加强惩罚力度,重新界定各种腐败行为.1997年越南新《刑法》规定:“骗取公款5亿盾(31.25万元人民币)以上者及受贿1亿盾(6.25万元人民币)以上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3]107, 1998年通过的《败草案》重新界定各种腐败行为,并规定了处罚措施.2005年,越南正式颁布《败法》.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禁止党政、军队、门经商,力求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赋予司法部门更大权力,提高司法独立性.越南规定最高法院可直接审理高级干部腐败案件,不予干预,各级司法部门受最高法院领导,系统独立,司法部门的地位大大提高,并揪出一大批腐化分子.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薪资待遇.2006年3月,越南颁布法令要求官员与国会代表从4月起公布其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务,以加强监督.此外,越南还制定了“高薪养廉”政策.从2003年1月1日起,政府公务员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40%,即从原来的21万盾提高到29万盾[8].两项制度的推行使得腐败案件大量减少.

赋予媒体更大的监督权.从2000年越南出台《新闻法》开始,越南新闻自由度逐步放开,新闻媒体监督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污吏首先被媒体,媒体成为了监察部门的得力助手,深受百姓欢迎.

4.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变机构人员冗余现状.照搬前苏联行政体制使得越南各级部门人员冗余、效率低下.越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各级部门权责模糊、行政流程繁琐.于是,越南行政体制改革在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以及公共财政改革四方面同时进行.首先,精简机构,2007年越南将11个部委精简为6个,6个直属机关党委整合为2个,国家机关从26个部委精简为22个,其他机构也相应精简,总体幅度达10%至15%[6]31.其次,引入单位预算制度和新闻监督机制,双管齐下,以杜绝公款吃喝、过度接待等不良风气.改革后,越南政府部门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三、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执政”政治模式与政治模式并不矛盾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越都历史性地选择了“执政”的政治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和捍卫者,和越共都必须保证其执政地位的稳定性,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会动摇.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要把“执政”与“人民”依据具体国情进行完美融合.执政的政治模式与政治并不矛盾,“制或制不是不的标志,不是制,制不.关键看执政党是否真正地为了人民的利益”[9].越南就较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它一方面用宪法进一步确立越共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另一方面采取国会代表普选,领导人差额选举以及“质询制”等措施使人民切实感受到.

“执政”模式与人民并存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将自身优缺点呈现在民众面前供其评判.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除了概述取得的巨大成就外,越共也将其执政中的失误公之于众,并着重从自身寻找原因,不但未引起混乱,反而赢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当前中国在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待加强,工作报告中对自身缺点的认识还不足,民众缺乏了解.我们可以借鉴越共的做法,扩大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们在多领域开放的大背景下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西方多元文化思潮不可能不对改革施加影响,所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党员、群众中的指导地位,对于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维护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越南在改革过程中就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创新,1996年越共成立理论委员会,并由资深专家担任委员;2006年又成立了新的理论委员会,由越共总书记担任负责人,直接为党代会的理论工作服务,并直接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在继续推进政体改革过程中,也要始终抓住思想政治建设,特别是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学习工作不放松.


(二)机制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打破政治困境的“金钥匙”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的不成熟,目前我国党内腐败有严重化的趋势.近年来,部门接连“双规”了污吏,贪污数额越来越大、层级也越来越高,不能不发人深省.究其原因,这些人大都手握重权,但是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形成.我国官员的选拔大都靠上级委任,人大代表的产生也都依靠组织上的人事安排,选举没有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有的学者称之为“确认性选举”或“安排性选举”[10].这也使得他们很多情况下“为上不为下”,造成奉承、行贿等不良官僚习气的蔓延,无法做到“为民请命”,甚至造成官民矛盾尖锐等不良后果,同时纪检部门也受到政府制约,对官员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这些问题也曾在越南出现,越南规定各级议员由群众选举产生,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这就促使议员更好地代表人民利益;赋予议员更大的监督政府的权力,如质询权;提高党外人士的比例,使政府不敢小视;司法独立,可以不受政府约束而直接对可疑官员展开调查,财产不明者将被直接逮捕.另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也大大减少了贪污案件的发生.可以看出,政治体制如同一部精密的仪器,只有每个环节得到改进,仪器才会高效运转.

(三)的关键是制衡机制

分为党内和党外,两种的实现都需要权力的制衡.在每个国家,权力的失控和滥用都会导致腐败.在执政国家,党内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第一道“防线”.党外则是第二道“防线”.越南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体系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党内提出早于越南,曾发展较快,近年来有所减缓.此外,我国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大多表现在递交提案方面,“橡皮图章”的特征还较为明显,在反映民意方面也有待加强.在这些方面,越南的措施可以提供借鉴.

(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但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兴亡,不可草率,但一味闭门造车也不可取,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借鉴是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借鉴外来经验时要以本国国情为落脚点,对外来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越南从本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引入了权力制衡、全民普选、司法独立以及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摒弃了制等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政权的做法,并依据具体国情对外来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造,收效颇丰.我国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也要时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则.

(五)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就曾经明确表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但其政治体制改革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展开,要时刻注意政治稳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倒退.政治改革不宜采取疾风骤雨式的行动,因为改革的每一小步都会对整个体制施加连锁影响.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情复杂,更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多方面因素,草率的行动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越共在推行改革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越南社会发展水平低,对剧烈变革造成的社会动荡承受力弱,宜采取平缓、渐进的政治变革.越共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说:“在改革中要反对极端和激进的化倾向.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利用‘’、‘人权’在政治上制造混乱,破坏我国制度或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9]283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其一直以来比较慎重、稳妥的改革步伐密不可分.

(六)努力营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的结果大相径庭.没有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依托,否则前者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被不合理地分配,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低下的行政效率也会使经济发展止步不前.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的拓展必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激发的社会机体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也将推进政治体制革新和建设.越南正是坚持了在经济改革中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两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政治改革趋于缓慢,加快我国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七)充分依靠群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效益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实现百姓参政议政权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其巨大能量能够保证政治改革的高效进行.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群众参与项目的大量增加,如国会代表的全民直选、代表与群众的互动、群众对代表的罢免权等;调解民众矛盾、打击社会弊病、管理就地改造对象等工作可由当地居民执行或由国家委托、协助.这些都是越南大力发扬基层的体现.政治革新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增加人民的政治利益.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在经济生活飞速发展的同时,人民政治利益的实现途径还较为有限,政治生活还有待丰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赋予国民一定的政治利益”[12].越南拓展群众政治生活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此外,越南各级官员还经常深入群众询问施政方针是否顺应民意,并征求改进意见.越共九届七中全会提出“重民、近民、知民、学民、对民尽责”的方针,越共十大强调革新事业的目的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13].这些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指导原则和“民知、民谈、民做、民检”的要求[6]7.我国也采取了不少民本措施,但不少流于形式.这些问题需要我国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加以重视.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成熟之处.我们在借鉴越南政治改革经验时,要加入中国国情,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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