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摘 要:地缘政治理论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其主要思想家所代表的具有特定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关切的影响,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倾向”.在西方现存的三大地缘政治思想传统中,尤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最大.这一思想传统的主体由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构成,主要反映了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性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利益诉求.

关 键 词 :地缘政治;“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02

一般说来,人类的生存模式和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各种环境的产物,其中尤以地理环境的影响最为经久和深刻.地缘政治学就是一门强调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学问,它主要探讨各种地理环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发展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1].

1.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国别倾向”

1.1 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国别倾向”

地缘政治学正式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一个政治上和认识上非常动荡不定的时代”,强调“生存斗争的必要性与淘汰选择的合法性”.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气候的浸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以“生存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时代烙印[2].尽管学界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众说纷纭,究其实质,地缘政治研究之重点在于探讨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地理环境对特定国家在国际权势竞争中的制约性或促进性作用,并且力图在对具体地理环境考察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解释框架.“‘地缘政治学(或地理政治学)’不是一个关于政治与地理之间的普遍联系的术语,而应当被理解为是关于地理和政治、战略的相关性研究中的一个概念的和术语的传统[3].”


虽然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改变,往往导致地理因素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关性也随之变化,但一国所据有的自然地理空间基本上是恒定的,故而对国家的发展趋向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对外行为方式)有着最为经久的影响.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无论在规模还是自然特征上差别很大,“尽管主权国家被视为全球拼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远不像一幅拼图那样拼板大小相对统一[4].”这种地理条件上的差异,往往导致国家的发展趋向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地缘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其主要理论论说者所代表的具有特定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关切的影响,所以,地缘政治研究并非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学问,而往往表现出特色鲜明的“国别倾向”.这种影响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形成了多个“国别倾向”的思想传统.整体上来看,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三大思想传统:以英美为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德国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和法国的维达尔传统[5].其中,尤以反映海洋性国家(Maritime power,或岛屿国家Insularity state)的利益需求和现实政策关切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最大.

1.2 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海洋性国家

人类自古就在利用海洋,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海洋并对之进行“革命性”的利用,则是在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之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几乎同步进行.“由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之时,同时也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的肇始,一个全新的海权时始了.”现代国际关系是在一个被海洋包围的远为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国际体系就是“一个独特的海洋体系”.海洋成为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6].

在此大历史背景下,一批依仗海洋所供给的巨大能量的国家开始崛起——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与大陆性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海洋性特征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社会发展和权势兴盛很大程度上与海洋密不可分.海洋性国家一般位于濒临海洋的岛屿或半岛上,不仅获得了海洋“天险”为其提供的得天独厚的安全保障,而且占据了自由进出海洋的有利地理位置.正是借助于海洋提供的便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以外向型的商业、贸易为经济命脉.最后,基于上述两点,控制海洋,特别是控扼关键性的海上战略要道,与它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生死攸关,因此,在国家权势的建设上强调保持优势性的海上力量为核心[7].

纵览现代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这些海洋性国家相继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国际体系的主导,甚至可以说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成功“领导者”(或霸权国)的“不二人选”.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在对近5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进行细致研究后指出,在此期间登上“世界领导者”宝座的国家必须具备四项资格要素:(一)有利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岛屿性的地理位置;(二)有着内在凝聚力、开放性的和有着团结能力的社会;(三)领先性的经济;(四)具备全球范围内力量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8].能够具备这些资格要素的自然非这些海洋性国家莫属.“海上霸主”英国在18、19世纪执欧洲国际体系之牛耳,20世纪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领导者角色由美国扮演,就是最好的例证.

1.3 海洋性国家的战略文化传统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战略文化传统往往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性反应,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而逐渐浮现的.“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解释国家所实际作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9].”然而,一民族或国家之战略文化传统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的地理政治现实.“一国的形状和位置是决定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等如果说地理状况对威胁评估施加了一种支配性的影响,那么它同样能够塑造关键性的战略信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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