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转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

关 键 词 ： 社会结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嵌入

摘 要 ：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蕴含着其与社会结构整合逻辑的,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及其现代转型,要从制度创新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运用社会学、学、政治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形成逻辑自洽、学理相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和深入当代人性的现实生活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6007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其中阶层结构是核心.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旁观者,[1]而应主动地介入,将其推向理想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旨趣在于：探寻人自我异化的根源,寻找支配着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从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兼具结构性的特征中整合出新的思想力量,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理解、宽容、和谐,弥合政治与经济、个人与群体、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博弈：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境遇

几千年来,中国家国同构的方式一直挤压着社会的生长.国家要求人民无条件忠诚于自己,同时对人民也承担了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揽子”义务与责任.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兴起.社会通过自我捍卫权利,自主、自治,来与国家抗衡.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作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伴随其中,这个博弈场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场域.

(一)全能国家治理中的负荷与社会的兴起

从实际的生活情形看,国家的权力逻辑不可能遵循公民的权利逻辑,势必产生冲突.传统社会中,这种冲突由于国家统治能力的限制（即皇权不下乡,数量巨大的普通民众生活在国家权力不及的地方）,仅仅在有限范围内上演.近年来,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思维定式,致使各种资源向国家聚集,政治体制的不断延伸与膨胀,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随着各级机关的过滤而力度不及.突出的表现在：一是导致社会政治化.即过度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管理,致使政府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主体.二是政治集中化、意识形态化.即各类问题都汇集到政治渠道中来.人们对于社会中的不良现象都拿到党的旗帜下来考量.三是政治放大化.局部的、分散的、性质不同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直接指向作为权力和资源中心的政府.[2]人们日益彻悟,分散的个人不具有与国家抗衡,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只有在因应与业缘、地缘与区缘等因素形成组织的基础上,社会力量才会呈现出来.也只有在社会领域里,才能获得相互尊重和寻求合作博弈空间,将国家吞噬的社会剥离出来.于是国家的顶层设计与社会的基层设计,双向逼近,共同逼迫社会改革,其技术手段就是将权力关在笼子里,重构社会.[3]

(二)市场与社会的博弈与社会的兴起

当下社会灾难性冲击的根源在于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呼吁社会的兴起目的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又避免陷入到市场社会的陷阱中,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结构转型,消解经济改革中的负面因素.现代中国“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更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 [4]现代性带来了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现代性的欠发达导致社会结构分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分化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位置上的分布情况,其中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社会分化的两种主要形式,他们分别构成了社会位置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由于社会结构分化不足（横向维度）,它“在促进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进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5]而社会结构分化过度（纵向维度）导致社会结构断裂.这种社会时空上的差异与断裂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在整个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差异与断裂.社会的断裂同样经历着社会生活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断裂等等.传统动辄以狂热口号和高蹈理念的政治动员与现实生活脱离,与社会抽离,而失去实效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什么固然重要,但对事件的评论与解释同样重要.因为这将使事件的性质朝着解释者希望的方向演变.因此,如何诠释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评论改革浪潮中的思想巨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面临的任务.如果说全能国家使得现实的社会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抽离过程,我们所要做的是社会的再嵌入.那么,依次类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而言也是一个将其制度性的嵌入社会生活结构中的过程.

(三)社会的抽离与滞后发展致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

中国是权力主导社会,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度进入中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也加了层权力的底色.诚然,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反对去意识形态化.然而,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必须依托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因为,人的思想道德发展,既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成长和成熟过程,也不是一个消极被动地接受道德认识和知识灌输而获得的结果,它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道德主体与他所处的社会双向建构的产物.

当代中国“现代性未能作为社会深层的、内在的机理和主导性文化模式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6]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形成,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不仅形成稳定的联盟,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重要影响.[7]人民群众逐渐分化出诸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二代”“啃老族”等人群或群体.阶层结构边界日益清晰,富人与穷人生活方式的分离；阶层流动固化,陆学艺把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归入“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两大类,即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两极性的结构,甚至是李强所说的“倒丁字型”结构.这个结构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和过度,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远落后于经济结构,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的生存现状.[8]断裂,抑或是二分的制度安排,导致寻租成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群体事件频发,仇富、仇官等社会心理凸显,这种社会结构恰恰是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贬损和压抑,阻碍着中国人通向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如何化解紧张,弥合鸿沟,是社会结构优化的关键,也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社会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根基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9]29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方式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9]515一方面,社会是人发展的基础,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和完成的.而社会关系以社会结构呈现功能.因此,社会结构的优化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支点.而“所谓现实的个人,是指由于受肉体组织制约具有各种自然需要的人,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着各种活动的人,是受着各种社会关系制约又不断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改变着这些社会关系的人.即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统一.[10]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个人,势必深深嵌入在其所栖居的社会结构之中才能得到全面的观照.

(一)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三位一体的统一

第一、人与社会的统一.人是生活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存在.“人是最名副其实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2所以,人的存在与发展源于社会、并在社会中得以确认,人的本质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既然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活动的载体,是人发展的机制.人与社会就密不可分.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社会的三位一体. 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活动总是以社会整体的存在为背景的,脱离社会的孤立个体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1]188这就是说,尽管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都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人,只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之后,才算真正融入一定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现实的个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等方面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成为适应和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并能履行一定社会角色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现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一种特殊活动,在人的社会化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为人的社会性与社会性需要展现出了人对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从而也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起着链接功能,它将社会合理、公正的思想以其固有的逻辑思维方式表达出来,供社会成员选择,并使之接受.人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融合的过程.也正是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历着运动方式和整体特征的时代运转继而演化出不同的形态,以适应人、社会的需要.

(二)社会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根

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方式主要通过交往与沟通来实现统一.因为,交往和沟通是社会空间形成的真正前提.参与交往的人是社会空间的主体.因此,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其一,现实社会关系中利益的普遍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获得利益的,对赢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不相干.”[12]7这足以说明逐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可以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11]81也就是说,个人利益总是支配着个人判断,而利益的分配依赖于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情况.“社会结构歪曲了文化价值标准,使得符合这些标准的行动对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极容易,而对其他人则相当困难或根本就不可能.”[13]260面对社会结构的这种现实,利益所具有的普遍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社会结构之中,且这种嵌入,是一种作为资源的嵌入,为社会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提供了路径.

在改革中,货币空间和工具主要意义倾向已经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实践,必须在人性上有一种转变,人们更具有合作情感、社会责任感和更少占有欲.[14]因此,必须有一场顺应社会变革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显然这个历史使命不能单纯依靠劝说的技艺,而是从社会的实际条件着手,到社会生活结构之中探寻.

其二,社会结构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链接本体论之根性.现代性首先导致人的漂浮,使得人出现无根的存在状况.人们焦虑、迷茫,是因为人的本性中有着信仰的冲动.人们不甘于当下物质追求过剩时所导致精神含量的缺失.毕竟,精神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属性,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精神称为“物质的最高精华”[11]279中国现代的价值问题是国人心灵和精神问题,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投射和表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之根的探寻在于诉诸以社会结构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文明秩序的底色,并将当代中国的种种价值问题置于其中加以考量.只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幸福指数,给予人以终极关怀.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一种社会选择活动,其活动的能力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从目的到结果、从组织到实施、从教育者到教育对象无不处在现实社会结构之中.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根感”与“根思”之所在.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从脱离社会的“无在”落实到现实社会结构之“此在”,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当下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开放性更增加了判断、预测未来转型和具体实践模式的难度.只有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每时每刻与我们生活状态和心灵感受有关的东西,只有在 “此在”的社会结构之中,用思想政治教育凿去狂妄,磨出温润以缓解无处不在的焦虑,调试沧然若失的个人命运,反思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等冲撞与拷问现象,才能体现其根思.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根在何处,在何处扎根?一句话,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从精英化、抽象化、思辨化转换为生动具体的内容；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理解与掌握,转变为人民大众的所理解和掌握,并使之转化为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内化为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于将理论描述与实践经验的探索双重互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化（让大众感到真实管用）、通俗化（让草根百姓感到生动活泼）、人生化（主要体现在解决现实问题、人生问题上）.当思想政治教育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融入群众,从情感上接近底层,倾听群众呼声之时,我们也就找到了其根性、根感与根思,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 双线并进：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变革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碎片化,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日益多样化与价值多元化中承载着凝聚社会共识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过程,就是通过激活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与协商、合作与共享意识,将多元凝聚为一体,建构强有力的社会共识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撕扯下,唯有顺应变革,才具有生命力.

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呈现出对传统社会的解构与现代社会重构双重过渡的态势.

1.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首先、差序格局是传统社会的最本质概括.其社会结构的构成规则是上尊下卑、远疏近亲、以己身向外渐推,形成亲疏秩序,从己身向上渐推,形成遵从秩序.这种社会结构与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已形成主从、尊卑、贵贱、先后、官民、强弱的社会文化心理.[15]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关系是基于道德规范.

其次、自我国1978年开启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以来,由于过度的市场化导向以及利益驱动,使得社会结构出现裂痕,利益失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问题日益成为结构性问题.[16]尤其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联姻,成为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现代工业社会所呈现的上下社会结构源于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公,而非规范制约,宗法为主.它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特点：社会冲突日益凸显与人民对特权争利的觉醒,与对腐败的痛恨并存,且围绕利益展开全面的博弈.

再次、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布情况,并成为引起社会冲突的根源.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取决于价值主体利益与需求.如果说,利益按社会结构层级分配着,那么,风险只不过是倒过来分配而已.这种赢者通吃之势必激化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当干群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和蛙水关系之时,尤其是变成了水煮鱼时,当既得利益集团以一种精英的骄傲,由上而下的看待草根时,整个社会暴戾之气势必加重.这种源于社会的断裂、人际隔膜的情绪,遇到事情,一点就着,甚至不点就着.近来出现的之殇、与民争利、污染严重、拆迁困局等等倒逼着社会变革的趋势：由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封闭式的、刚性的沟通渠道让位于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开放性的、具有弹性特点的社会沟通渠道,命令式的社会管理方式让位于经济、、法律、道德、舆论的手段.

当然,社会结构的转型极其复杂,一方面,要想有效推进改革,即必须集中权力；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进程,国家权威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导致改革进行不下去.”[17]质言之,正是为了解决政府权威流失问题,才需改革,重塑政府形象,凝聚共识.如果希望通过激进变革来克服危机,必然导致问题激增,局面难以驾驭的窘境.

2.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是一体两面,人流、物流、知识流、信息流把整个人类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的力量把所有国家和地区拖入向后工业社会转换的轨道上：谁也不能宣告自己处在工业化早期而不去考虑探寻后工业制度方案的权利,拱手让发达国家坐享其成.后工业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应理解成机遇,并自觉、主动地去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积极探索基本制度变革的方案.[18]

首先、厘清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从模式上来看,工业社会是双向的、指令式的运行方式.在沟通渠道上,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上而下,只不过是以前者为主,其组织方式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且竞争与协作的畅通主要依赖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健全的法制,竞争者就会把各种各样危害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手段用到极致；例如染色馒头、地沟油等,同理,协作者也会因其投机心理以及搭便车行为而把自己的行为成本加于他人.[18]

我国也呈现着工业社会的这些特点.如果说这种社会断裂结构辐射出了若干子项,那么,精英与草根这一关系自然结出精英主宰色彩的硕果,也延展出精英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进入后工业社会,基于竞争-协作的组织模式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人类行为选择必须是合作.后工业社会则是协商式的运作方式,沟通的渠道是多向度的、全方位的.以道德原则为主,道德法律相结合的网状体制.当组织模式由竞争—协作转向合作模式时,其制度保障体系也应从法律制度跃迁到道德制度.而道德制度的健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工业社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后工业社会出现水土不服,势必导致自身变革,并推动社会结构向后工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使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在双重过渡中实现双向构建.

其次、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社会的资本精英集团掌握着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过多的垄断了社会资源（话语、权利、财富）,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19]引起“官民”紧张与冲突,政府合法性流失.财富和权力的公平分配将会显著地降低政治的风险程度.这些固然不是思想本身所能实现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是双向建构的.因此,也是思想的使命.既靠制度建设,让想犯错误的人犯不了错误,更要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文化建设,让有机会犯错误的人不愿意犯错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变革其内容、目标、方式,激活了人民的维权意识和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倒逼着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

3.厘清社会结构性困境是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完成由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收尾工作,又要加快步伐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挺进.这种转型折射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双重过渡的特征,即异质性、重叠性与形式主义的并存.中国当下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得人们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也必须把自己的某些活动集中应用到涂尔干的整合问题上,即避免陷入失范.[20]

同时,社会结构转型的这些特征,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深嵌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与这三种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交织缠绕在传统社会集中性的组织框架、工业社会的层级组织框架、后工业社会的网状性组织建构中,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尤其艰难与复杂.它既呈现出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造成人们信仰的真空,也有主流价值观与利益驱动的内在紧张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生活实践脱节乃至背离.当价值冲突、道德困惑、理想人格失落,在真空地带的人们只好根据自己原有的价值结构来判断和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范本.这种回望的趋势也成为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瓶颈. （二）社会结构的转型运作方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方式

“在一个越来越了解自身命运,并且力求控制自身命运的社会,政治秩序必然是十分重要的.”[21]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现代转型也是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如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带来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深层次的、意义深远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转变覆盖着思想政治教育全部内容,并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路径,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体现精英立场,又涵容着草根情结；其研究范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与机械式的道德独白,转向上下对接乃至协商的扁平模式.

1.社会结构的转型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急剧的、跨越式的乃至压缩式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受社会环境影响加大,再加上各种社会风险的相互交错,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衍生,人的主体性、选择性的增强,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突出,其流变性与风险性增多.因此,要进一步审视传统教育观念与研究范式,改变其理论的线性式思维、平面式内容、单向式教育、阐述式研究范式,将时代特征、理论逻辑、实践要求有机整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中.

一方面,从价值维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过程依赖于价值建构和社会建设.“公平正义、富强、、文明”的价值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成为红线,形成逻辑自洽、学理相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价值体系的和谐.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是与我们的价值建构和社会制度形态相联系的.因此,其价值维度上的变革也就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层面.

另一方面,中国当下的时代特征和基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制度框架.尤其是社会具体制度、社会结构的创新,有助于在实践中兑现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诺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公平正义.前者依靠精英的顶层设计,后者依靠群众路线的推进.其共同作用旨在反思人的生存境遇,当下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思想问题.让百姓的话语权得到释放.在现代社会,话语权逐渐去中心化,并朝着扁平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向扁平化转换.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精英的专利.草根智慧与草根意识也将填充其中,以弥补精英视角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社会的单向性.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2.对话协商的模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现实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关起门孤立进行,必须加强对话.如何对话?谁是对话的主体?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仅仅把百姓作为教育对象,那就不可能真成为对话主体.如果仅就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立场来讨论的话,就堵塞了对话的渠道,无话可对.合理的对话方式应是着眼于对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探讨,搭建精英与草根对话的平台,创建对话协商模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与发展.

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要从推动对话协商模式入手.当下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对话协商模式,从最高层与群众互联网上双向交流、平等对话,到“走转改”活动,以及近年来举国上下共同打造的“引导-协商-信任”三位一体的当代大众平台,实现了与基层群众对话协商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借鉴这种模式打造“理论宣传与平等对话的统一、舆论导向与百姓利益的统一,聚焦热点问题与实现理论价值的统一,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与增强信心、凝聚力量的统一,引导公民认同与促进理论创新的统一,沟通协商与社会信任的统一,新媒体、新平台与大众化语言的统一.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传统的民众动员,街头政治到当代的协商模式的转向.[22]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在这种变革中始终要保持其政治独立性,通过各阶层、各群体之间求同存异的平等协商,在解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权益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构建新时期全民共享的思想道德基础.当然,参与协商的各方必须摒弃各种成见,形成一种相互约束、相互影响的新型平等的人际关系,使得每一方都都能以换位思考的角度来与他人建立联系.

二是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使其话语贴近百姓的温暖.“问题越来越高雅,视角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抽象,文章越来越难懂.[23]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只会离生活越来越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化旨在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具体的问题形象化、生动化、通俗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尽量使用公共性概念和术语,聚焦公共性话题与问题,从而产生心理共鸣.

三是把日常社会生活的流变性与碎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题的内容. 因为日常生活中,群众利益无小事,和谐社会建设,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思想政治教育应聚焦于特殊群体的诉求,把每一次了解、协商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都作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群众内心的过程.当把13亿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诉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对话协商过程,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和公民认同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过程时,也就意味着多样化利益诉求通过协商对话达成共识的过程,意味着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轴心的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创新过程,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也就水到渠成,且根植于社会和民族心里,站到时代的前沿,引领我们走向美丽的中国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