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它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渊源流长,影响深广,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处世哲学的一种指导思想,对人的行为举止,道德情操等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我国哲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它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时至今日,中庸之道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中庸”思想的含义
“中庸”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他在《雍也篇·第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民众却长久以来都很缺乏它.尽管孔子仅从学出发,,把“中庸”看作道德真理,但是孔子更注重它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运用,所以,在孔子这里,“中庸”的方法论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说文》解释“中庸”为：“中、正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在这里,“正”是恰当、正确、合乎实际的意思.“更事”是经历事物,也就是用恰到好处的方法去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因此,中庸就是掌握“中”的原则,正确地、恰当地认识事物、处理事物,也就是说,中庸是认识、处理事物的总的法则.
二、“中庸”思想的方法论表现
(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去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所说的“两端”,就是泛指事物的矛盾着的对立的两极,即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叩其两端而竭焉”亦即找出事物本身包含着的矛盾,然后以中正的态度加以解决.孔子虽未提出“矛盾”、“对立”等名词概念,但是“两端”的意义与今天所谓的对立实有类似含义,以此二字来表达矛盾双方的差异性、排斥性,确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水平.其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就是说,研究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全面地看问题,这样,就没有危害了.孔子反复强调从“两端”出发,反对只着眼于一端,这种中庸的态度就是要求在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时,都能坚持“两点论”,而谨防失之于偏,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陷入片面性.
(二)“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来说,“过”与“不及”都不好,都不是中庸.孔子认为最好的则是把握两端,取其中间.当然,这里的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度概念,并非刚好二分之一处,实际上是恰到好处,即适中.“过犹不及”的思想暗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质与量统一的原理.事物的质与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度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事物的量在度的范围之内变化,不影响事物质的改变,而超过度的变化,事物的性质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孔子认为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性,就要避免“过”或“不及”,做到“过犹不及”.
(三)“君子而时中”
有些人认为,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具有保守性和消极性,一味地强调“中行”,反对事物的变化.其实不然,孔子所谓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的中庸之道,不说僵死不变的,是发展的,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物要运用不同的中庸之道.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字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诸行?”子曰：“闻斯诸行之.”可见,孔子重视“权”,“执两用中”离不开“权”.“君子而时中”是一种极具时代感的方法论,与“与时俱进”之意十分吻合.
(四)“择其善者而从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里,孔子评价人的标准不是因其有缺点而完全否定,也不因其有优点而全盘否定,而是用“扬弃”的态度,经过比较分析,吸取别人的优点,抛弃别人的缺点,从而不断完善自己.又如子曰：“君子之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而是服从于义理,要很据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到适当的方法.可见,孔子认为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既要克服又保留,即批判又继承,反对形而上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运用恰当的方法取其精华、去除糟粕.
三、“中庸”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孔子反对做人太偏执,主张在个人修养方面的合适得体、不偏不倚.正如孔子对子张与子夏孰贤的问题上回答“过而不及”,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美,即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态度,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不偏执,不拘泥,不做非分过头之事,也就合乎“中庸”了.这些论述在当今时代的人格培养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孔子主张的在交际处事中的中庸是他将“中庸”由己推人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孔子在处理事情及人际交往方面所主张的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不是媚俗,而是依据道,也即“礼”,而最终达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状态.我们今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是在交际场合）所倡导的保持行为举止的“不卑不亢”,做到得体与高雅,则是对孔子在交往处事中所主张的中庸思想的极好的诠释.
最后,在孔子看来,为政者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和的道德修养以及处事方式也都要合乎“中庸” .在《尧曰篇·第二十》中,学生子张问孔子怎么样就可以为政了,孔子说要“尊五美,屏四恶”,其中五美是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特别强调,为政者只有具备了高超的道德修养,才可以给百姓做表率,才能使人信服,做到令行禁止.
总之,“中庸”作为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结果,孔子教化人们走“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按照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办事,而不要违背规律.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关注的焦点是人,讨论人之如何为人、人之社会生存的问题.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的主题是不变的,只要赋予“中庸”的方法以正确合理的思想指导,它就可以为我们所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