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市井意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灵魂
在展开正题前,首先必须弄清楚几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何要研究“市井”它和“都市”有什么异同“市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何位置我们认为,“市井”与“都市”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沛,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是“市井”,“市井”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市井”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一头连着现代文明.而“都市”一般是指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都市”的主导方向应该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建构的现代文明所主宰,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没有建立过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艰难,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微乎其微,相当多的城市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市井意识.可见大城市中也有“市井”,“都市”的“市井”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井”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是中国城市的根.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从中也可知文学研究中“市井”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有必要把它从城市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
而所谓的“市井意识”,主要是指中国市井细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观念,以及中国作家在其文本中着意描绘这些市井细民生存的原生本真状态,所展示出来的市井风情、审美趣味,市俗情趣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底色和基调,它们往往以生活的原生态、贴近生活的形式――市井日常俗世的生活叙事获得广大市民的赞赏和支持；以中国广大地域――城市集镇、市井闾巷之间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尤其是剖示人物的文化心理,画出“市井细民的魂灵”,使漫长修远的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的心灵相接,以表现深广的历史蕴涵.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市井传统,写市井人,言市井事,充满了市井文化精神.从张恨水、老舍、予且、汪曾祺、黄谷柳、到陆文夫、邓友梅、范小青、冯骥才、林希、王朔、池莉、何顿,作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市井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恰如邓友梅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意义非凡的“市井风情录”,这些独特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显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也正因为此,“市井意识”已成为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重要精神特征.
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市民小说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唐传奇中已有描写市井风情和民风习俗的篇什,到宋元话本状写市井百姓的悲欢离合,经由“三言二拍”、《梅》而渐趋成熟.进入20世纪后,张恨水、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等人,把市井风情小说的神髓特质发扬开来,特是新时期以来,邓友梅、陆文夫、范小青、冯骥才、林希、方方、池莉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市井风情小说的传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在我看来.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现代市民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共同的主旨纲领宣言发表,也没有实体的文学社团,但他们的文学追求、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却体现出了较多的相似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变异转型.无疑,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研究,不能忽略我国源远流长的市井意识.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市井意识在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西方小说观念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现代”取向的种种影响,它怎样受到市井意识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最后究竟留下了什么.吴福辉是较早注意到我国市井文学传统对现代市民小说的影响的：“我把海派小说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有市民传奇.海派故事便是新的市民传奇.显然,市井意识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渗透、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深入、细致地探究考察市井意识在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分析产生这种渗透、影响的表层与,深层、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及其偶然和必然、正负效应等,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市井意识是中国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可谓市民文学的灵魂.当然,随着时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市井日常生活的内涵和范畴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然而,不管它怎样变幻,市民的生存方式、生活内容――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审美情趣始终是“市井意识”的表现中心.有鉴于此,所以作者提出“市井意识”是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重要精神特征,从日常生活而构成的中国市俗文化景观、市俗文化精神层面来探讨、研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关系,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新课题.
二、“务实圆通、适者生存”：市井文化视角下小市民的生存哲学
耐人寻味的是作家们写出了掩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深层次的市井生存智慧以及市井民间生存原则.务实圆通、忍耐顺应等是市民小说家在市井文化视角下观照到的人面对环境的最佳策略.这种人生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接近的,这其实不止于民族的文化态势,而是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即是说和西方相比,我们民族有更多的现实精神,我们民族从来认为生活是美好的,现实是唯一可把握的,而“天国”和理想则总是如烟如雾、似梦非梦的.从民族文化性格上来说,与西方一些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更钟情现实世界,更沉溺世俗的实际生活,也即更倾向所谓的此岸世界.而西方民族,一般更注重“天国”和理想的彼岸世界.更多在艺术中超越现实,使热情和幻想相互燃烧.从而光照着那并不光明甚而有罪恶意味的现实.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中国人只有“具体感”而“抽象感”岔乏,“他们常说天理离不了人生日用,良知只是粗茶淡饭.这便是纯具体的,直觉的,感受的表示.”李泽厚也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表现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上,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去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而把哲学上的问题化解到很简单的地步――家庭的享受,生活的享受,生活的目的仅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什么形而上.
的确,人世务实是和出世务虚相对而言,对市井细民来说,他们不太可能去思考精英们所谓的“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是更关注他们目下的生存现实,世俗的生活虽有种种灾难和不平,但他们总是能够并愿意承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从一个角度看是消极的活命哲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无积极的对人生的饕餮.“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长夜更短,何不秉烛游”,“及时行乐”对于市井老百姓来说是更现实的,即使是苦中作乐或以苦为乐.“市井细民因处在社会底层,他们为着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在实际的生活中,形成了世故实用、 趋时善变、精明圆滑、精打细算、泼辣勇敢、顺从忍耐以至小奸小坏等性格,体现出市井闾巷间的生存智慧.”
从我国古代的市民文学开始便描绘了许多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细民形象,而现当代市民小说同样如此.
我们发现,汪曾祺数量并不多的小说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民间人物,这些人物活动于各行各业,范围极广.其中有：开药店的、开饭店的、开米店的、摆小摊的、制鞭炮的、剃头的、接生的、烤鸡鸭的、车匠、锡匠、挑夫、果贩、更夫、地保、屠户等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市井小人物.
在汪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传奇人物,他们多是下里巴人,“引车卖浆者流”,或为艺人,或为平民,不一而足,但身上总有引人注目、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卖眼镜的宝应人》中的王宝应,“是个跑江湖做生意的”,经历多.见识广,能吹善侃.说“白话”很抓人.《兽医》中的姚有多针法高妙,给牲口治病有奇招,善用针扎,“六针见效”,妙手回春.《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烤小鸡出神入化,人魔入境,颇有得道成仙之韵味.《八千岁》中的宋侉子相马,堪称一绝.《受戒》里的和尚娶妻生子、赌钱喝酒,甚至在佛殿上杀猪；当和尚的目的和从事一切职业叫羊.是为了赚钱,受戒则是为了到处云游有斋就吃,还“不把钱”.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凭着自己的特长谋生立足活命.《皮凤三楦房子》中的主人公高大头是一个当代个体手工业者,他为人机智、豁达而又正直诙谐,颇有扬州评话中皮凤三“皮五癫子”的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侠气.而且对于欺负到自己头上的人,也常用皮凤三式的促狭整得人狼狈不堪.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飞来横祸,他表面逆来顺受――“除了皮肉吃了些苦,并没有太大损失”.但内心却并不怯懦,他深深藐视那些造反起家的市井新霸,一有时机,就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机智的斗争：他帮助中医朱雪桥要回了藏画和房子,写信揭发搞特权的新贵；为了向不给他落实政策的人,他在自己9平米的房基地上盖起了3层近40米的住房,因而有了植房子之典等这些特殊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都带有市民阶级的智慧与狡黠.对于这样的人物,作家是肯定并欣赏的.
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善良、慈祥而身上又因袭着市民阶层文化教养带来的偏见.他简直是市井阶层自我保存的智慧的化身,虽然战争的阴霾已笼罩在整个北平城,但他仍以过去的老经验来应付今天的战事,“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然后“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就可以万事大吉；自己苦心营求的“四世同堂”是“小羊圈”中最大的荣耀,也是老辈国人引以为豪的,而今可以颐养天命,含饴弄孙子,一开始他并不太关心战事,只担心自己能否过好生日.他还在心中把“小羊圈”的各色人筹划分了尊卑贵贱；尽管真诚地同情于钱默吟的遭遇,但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老舍用意颇深地来谛视市井的世态人情,透过这些描写,使人体味出深潜其间的精神痼疾与文化、人生的大缺憾.他笔下的市井生活有着相当的广度和建筑在这广度之上的文化批判的力度.不仅仅对市井人物作静态的摹写和浅表式非理性的评说,而且把市井社会中诸多的小人物集合成一个群体,通过这种人像展览式的全方位多侧面的描绘,把各类市井细民的行状、言语、神情几乎无一遗漏地展示出来.他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寓于传统文化人格的剖析之中,生动而隽永,形象而深刻.
忍耐顺应也是池莉在市井文化视角下观照到的人面对环境的最佳策略.“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对这种把握实惠、消遣人生的民族性的表现,是对世俗民众苟活心理的揭示,只是作者在一种近乎浪漫的市井文化想象中赋予了它温馨感和合理性.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武汉市民自足自乐的高热生活街景图：猫子把一支体温表当场爆炸的奇事当作新闻,不断地向他的女朋友燕华,燕华的父亲以及邻里们发布.这个新闻尽管使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慨：“武汉这养的热”,却并不妨碍这些男女老少在奇热的都市有滋有味地活着.酷暑中他们依旧忙忙碌碌,插科打诨；夕阳西下,他们依旧在露天的街道里晚餐和夜宿；热归热,人们依旧喝“黄鹤楼”酒,看电视,摸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就是活着的滋味.以“活着就好”的生存态度为迷失的自我寻找一条逃避的途径.在《你是一条河》中,池莉对辣辣在恶劣环境中挣扎求生的本领寄予了深情的礼赞.辣辣在极端的环境下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为了取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力：活着.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她的意志和力量令人动容.而几个孩子中得屋的发疯、社员的犯罪、福子的惨死、贵子的受污和四清的出走正是生存环境的罪过.辣辣不幸是这个生存环境的主宰.在辣辣的生活逻辑中,活下去是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让几个孩子不要饿死,是她真实而具体的母爱,也是异常艰难的现实,这使她不可能如同任何一种话语虚构中的“母亲”,不可能温柔细腻.池莉对这个人物听赋予的庄重和深情.尤其是原本作为这个环境的叛逆者――出走的冬儿,最终以“梦中感应”的形式幡然悔悟,原谅并理解了母亲辣辣,重新投归母亲的怀抱.最终.又使生存困境,人与人的隔膜和生存竞争的残酷等现代意味的题旨消解在“活着”中.池莉通过辣辣发掘出对环境“顺应”的内涵.印家厚面临的是具体的物质上的困境,辣辣需要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力.而荒诞的生活秩序和不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往往成为污浊环境中限制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根本因素.池莉虽然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但她为人物设计的结局都一样――忍耐顺应.从发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说,如《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是一条河》到90年代中后期的《紫陌红尘》、《起舞》、《来来往往》等无不在强调生存环境对人的制约和现实环境的强大.为了在如“网”般的生活中寻找心理平衡的支点,池莉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通过解构理想来逃避现实矛盾,进行自我排解,最终抑制个性,随遇而安.
陆文夫也是一位具有强烈市井意识的作家,他始终关注着苏州小巷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凡人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沉浮,发现和着力表现市井细民的生存状态,探寻人性的内涵,开掘人性的深度,在《小贩世家》塑造了朱源达这样一个精明滑的市井小贩形象.精明圆滑是朱源达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与投机取巧的商人又有所不同.他的生意经流露着个体劳动者的智慧.朱源达是一个有深度的中年小巷人物个体小商贩形象.在他身上集中概括了个体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辛酸与追求,特别是透过他的遭际,让人们看到他的精明圆滑也是在生计逼迫中形成的,并非是天生的狡黠,从他的生意经中我们感到一阵阵酸楚.这个形象散射着对历史谬误的深沉的反思力量.
天津作家林希的《相士无非子》则揭开了江湖术士的面纱.无非子凭借练达的处世阅历和市面上混混们的帮衬,在天津地界站稳了脚跟.他消息灵通,长于察言观色,却故作高深莫测、未卜先知的姿态,圆熟地周旋于军阀政要之间.每遇惊险.他善于权变,巧于调度,总能力挽败局,将政治时局、军阀混战玩弄于股掌之上.无非子的生存本领可谓高超.相术文化的内幕及初诈的市井生存智慧由无非子的生存之道可见一斑.肖克凡《赌者》与《相士无非子》相映成趣,于姿态各异的赌徒生存管窥民间赌文化.曹四公子、孙二少爷等世家子弟以赌为乐,一掷千金毫不吝惜；呼老太爷嗜赌为命,因赌败家,家道中兴后再度复出；寒士汤公雨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名声噪动赌界,但终为赌而送命.小说以如泼的笔墨把赌徒们的个案生存形状描绘得淋漓尽致.林希在对市井边缘化生存的关注与书写中触探到中国本土民间文化复杂性的根底.
总之,市井意识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历经风风雨雨、艰难曲折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精神特征.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它是在中国传统市民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之下生成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融汇的产物,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文学课题和种种“革命性”的变革,它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成熟与深化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它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及不足,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至今仍在参与着我们活生生的“当下的”文化现实.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