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这是发生在抗战后期一段鲜为人知的悲壮历程,这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挑战生命极限的壮举,这是以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体的一场最艰辛的跨国大运输,这是抗日战争中一曲高亢的颂歌.为了转运盟国援华抗日的物资,2300多名中华儿女临危受命,依靠4500多匹马、500多峰骆驼,组成浩荡的“驮运大队”,跋涉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之巅”,转运盟国援华抗日的物资.巍峨冰山见证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蓝天白云传诵着他们不畏艰险的壮举,亘古高原回荡着他们天籁般的吆喝和呐喊,雪域世界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印迹.
国家利益重如山边疆激荡中华魂
背景:1941年12月之后,随着日军对整个东南亚的占领,美、英盟国援华抗日的陆空通道严重受阻.1942年3月,美国副总统威尔基来到重庆,向建言,开辟一条经印度、伊朗、苏联到中国新疆的陆地通道,转运盟国援华抗日的物资.7月交通部“印伊运输处”成立.1943年9月10日,援华物资从印度运抵伊朗靠近苏联军事禁区的麦什特,苏驻麦什特领事转达了苏联政府“此事碍难照办”的意见.1944年4月,“印伊运输处”致函交通部建议开辟新印高山运输线,“驮运”援华物资回国并获批准.1944年5月底,盟国援华物资被运到印度列城.1944年6月初,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亲自到新疆南部和田、莎车、喀什,部署驮运大队组建工作.
1944年6月,对新疆南部和田、莎车、喀什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值得回忆的一个难忘岁月,“接运援华抗日物资回国”的消息,让这些远离祖国腹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在抗战初期最艰难的岁月,以新疆为主干道的“西北国际大通道”(阿拉木图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兰州),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维继的重要“补给线”,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惟一畅通的外援“生命线”.新疆人民曾经为保障这条“大通道”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是,由于这条“大通道”主要经过的地方是在新疆的北部和东部,不少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都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遗憾和失落.那些年,一些不愿置身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外的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群众,自费跋涉1000多公里,来到“大通道”的沿线,成为默默无闻的“抗日义工”.
如今,当“运送援华抗日物资回国”的重任压在他们肩上的时候,这些憨厚、朴实而又具有强烈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和田,这个以盛产美玉而享誉世界的地方,这里的人民也像白玉一样坚韧、纯洁.接到和新疆地方政府筹组驮运大队的指示后,这些长年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抗争的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群众,表现出少有的与活力.和田最大的6家地毯厂联手进行了5天义卖活动,用所得的款项购买了40匹马、35峰骆驼,全部捐献给了驮运大队.
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家境相对宽裕的玉素艾合买提一家,卖掉了家中300多只羊和上千亩草场,买来了100多匹上好的马,非要驮运大队收下.驮运大队认真研究后认为,艾合买提精神可嘉,但没有给自己和家人留有任何后路,日后生活会很艰难,需要慎重处理.在象征性地收取他捐献的3匹马后,驮运大队又协助当地政府为艾合买提一家赎回了牧场和200多只羊.为此,这位善良的维吾尔族男子竟然大病不起,眼看捐献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他非要家人抬着他去和负责捐献工作的人员论理.1985年,在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74岁的艾合买提应邀到一些中小学校作报告,讲述危难关头之时,中华民族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
和田地区的墨玉县,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卖掉嫁妆支援驮运大队的少数民族女孩的故事.家境殷实的19岁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维语月亮花的意思),在出嫁的前3天,突然向自己的家人和男方的家人提出卖掉所有嫁妆,去买几峰骆驼的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完婚的先决条件.双方家人还以为姑娘在为日后创业盘算,私下里颇为高兴.经过双方家长反复协商后,古丽家人痛快卖掉了给女儿的所有陪嫁物品,又拿出100多块大洋,购买了4峰骆驼.婚礼上,新娘当着家人和众多贺喜的乡亲宣布,她和新婚的丈夫已经决定,将4峰骆驼全部捐献给接转抗日物资的驮运大队.惊愕茫然的家人不知所措,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停地嘀咕:“卖掉好好的嫁妆,搞什么捐献还有什么比婚姻家庭更重要嫁妆都没有了,这算结的什么婚、成的什么家”看到双方家人无奈和失望的样子,新郎、新娘没有气馁,他们主动上前去做双方家人的工作,讲述组建驮运大队的意义和义务捐献的责任.听了两位新人反复解释后,亲人们最终都表示认同:“孩子的选择是对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只顾自己,要知道感恩报国,要多为社会和国家着想.”古丽在婚礼上有一句充满深情的话:“嫁妆没有了可以再买,国家没有了我们都会成为乞丐.”这句话成为墨玉人广为流传的一句格言.
2010年清明节,阿依古丽带着30多个儿孙,来到当年给了自己最大理解和支持并参加了驮运大队的丈夫墓前.她满含热泪说:“老伴啊,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和你一起参加驮运大队,没有到高原上走一趟,没有亲眼看看你们驮运的那些打鬼子的东西！”
喀什,古“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一向商贾云集的繁华闹市区,进入1944年6月中旬后,连续数日出现了长达数百米的、要求报名参加驮运大队的少数民族群众.他们中有世代生活在城里的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小伙子,也有从邻近的阿图什、伽师、阿克陶、英吉沙、巴楚、麦盖提、疏勒等县,以及从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赶来的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青年.其中,有不少人是在全家人的陪同下报名的.
3位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青年,赶着自己家里的3至5峰骆驼,艰难跋涉了10多天来到了喀什,并且都被驮运大队选中.慕士塔格冰峰下,两位带着妻儿的塔吉克族青年是前来报名人员中态度最坚决的,离开冰山雪原的时候,他们就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在驮运大队报名的地点,他们搭起了自己带来的活动毡房,同驮运大队筹组人员形影不离,不管同意不同意,他们都要随队伍一起出发,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那个如火的6月,喀什“区立女子学校”300多名少数民族女青年,成了整个驮运大队筹建工作中最强劲的推动力,有报名人员的地方就有她们的歌舞.在市区最繁华的几个地段,她们宣传驮运抗战物资的演讲常常引来一围观人群的欢呼.当时在喀什检查和指导驮运大队组建工作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赞扬这些少数民族女青年是“国家之希望,民族之栋梁,边疆之魂灵,未来新生活之主人”.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驮运大队2300多名人员中,来自喀什地区的就有1100多人,担负运输的4500多匹马和骆驼中,喀什地区筹措捐献的就有1500多匹,整个驮运行动中遇难的230多人中,喀什地区的有120人.
莎车,南疆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地级建制的专区,解放后建县,隶属喀什地区).七七事变后,有着爱国主义传统的莎车各族人民,曾经一次性向国家捐献了3万多块大洋,平均每两个莎车人就捐献了1块大洋,捐献之多在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是不多见的.当时,听说组建驮运大队转运援华抗日的物资,边远的莎车又一次沸腾了.县城6家较大的商铺,从6月10日起,将一个星期2000多块大洋的纯利润全部捐献给了驮运大队,莎车13所民族学校的师生们,从并不宽裕的伙食中挤了一部分出来,为驮运大队筹措了30袋干馕,在全疆各地小有名气的20多位莎车籍的商人,相约回到故乡为义卖活动拉台造势,带头用他们义卖的钱财购买了50多匹马,捐献给了驮运大队,莎车文化艺术界一些知名的人士,采取义卖、义演的方式,为驮运大队筹措了200多套防寒的衣被.整个6月,为了支援驮运大队转运抗日物资,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数以万计的莎车人将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几乎全都兑换成了大洋、粮食、衣物,无偿地捐献给了驮运大队.侠义豪爽的莎车人,共为驮运大队捐献了500匹马、100多峰骆驼.
叶城,这个以盛产稻谷、小麦、棉花和石榴、无花果、白杏、葡萄、西瓜而闻名的昆仑山下的“小江南”,1944年的6月显得分外的妖娆.作为驮运大队最后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叶城付出的更多、奉献的更多.根据一些当事者回忆,每支驮运小队出发和返回的时候,叶城人民都倾城出动,举行欢送、欢迎仪式,一袋袋干馕,一包包干果,一双双棉鞋,一条条棉巾,一面面挥动的纸旗,一张张激动而又诚恳的笑容,一句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嘱托,特别是那一个个留着一小撮头发、光着屁股,使劲向驮运人员抛撒糖果、食品的孩童,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岁月叶城人的纯真、热情、坦荡、豁达.为了全力保障驮运人员能够吃饱吃好,叶城人倾尽了家里所有的粮食,自己则以野菜、草糠、树皮充饥.驮运行动结束后,叶城县的人口减少了4300多人,他们中只有少数逃荒到了外地,大多数人(主要是妇女、小孩)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一位叫热合曼的维吾尔族老人,在执意将全家7口人仅有的3麻袋小麦全部捐献给驮运组织而被拒绝后,又将这些小麦全部磨成面粉,打成干馕、烙成烤饼、蒸成馍馍,赠送给驮运人员,后来热合曼年仅8岁的女儿和不到3岁的小儿子相继饿死.但善良纯朴的叶城人,没有因为这种牺牲责难和埋怨任何人.
阿克苏、库尔勒(当时隶属焉耆专区),两个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毗邻而居的地区,虽然不在这次驮运大队组建征集的范围内,但同样的爱国热情也使得这两个地区的各族群众心潮澎湃.两个地区都分别开展了各种募捐活动,并分别派出了60多人和40多人的慰问团,带着各种物品来到喀什、和田,表达对驮运大队的支持.其中,阿克苏地区23人、库尔勒地区8人,后来成了驮运大队的成员.
1944年6月下旬,驮运大队所需的4500匹马、500峰骆驼,全部征集到位.7月上旬,由汉、回、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13个民族、2300多人构成的驮运大队组建完毕,并编成15个小队进行远征前的适应性训练.
8月5日,驮运大队第一分队145人、270多匹马、30多峰骆驼,从南疆重镇叶城浩荡出发,后续14个分队依次间隔5-10天的时间,相继开拔,向列城进发.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艰难、悲壮的高原征战自此打响.
喀喇昆仑耸云霄大爱无语泣鬼神
背景:从叶城到列城,要翻越13个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雪大板,其中海拔5000米以上的就有6个,沿线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人在这样高海拔的地区行走,即便任何东西不带,也等于负重40公斤.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曾经带领探险队从印度经这条线路到达我国南疆,但在翻越喀喇昆仑山脉时,损兵折将达三分之二以上,到达和田时只剩下包括赫定在内的5人,赫定将这一地区定义为“生命禁区”.1998年7月,5位将军带着100多只“和平鸽”来到这一地区,到海拔5380米的世界最高的哨所神仙湾,看望和慰问官兵.放飞的鸽子,不到两分钟全都从空中掉了下来,没有一只幸存.
如此大规模的高原集群远征,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虽说驮运人员大都是百里挑一的、身体健壮的中青年,每个驮运小队也都尽可能安排一些去过列城或者长年生活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主力.但是,对于大部分第一次远征高原的人来说,还是面临着4个最现实的威胁:
一是严重的缺氧使人全身乏力,特别是对于长年生活在城里的汉族群众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15个小队中,因缺氧而不适者总共有400多人,其中汉族同志就有350人.驮运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解放后一直在广州外语学院任教的陆振轩回忆:“从叶城出发后的头一个星期,不少汉族同志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和驼背上昏睡度过的,一个星期后情况才逐步好转起来.这个时候,个别少数民族同志又开始出现严重的呕吐.所有参与驮运行动的人员都经受了生理上、心理上的极限考验,但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们中没有人叫苦叫累,没有人打退堂鼓,没有人擅自行动,没有人提出非分的要求,没有人因为异常的艰苦而讨价还价.
二是常见的高原疾病的折磨,沿途中最让大家揪心的是看到一些同志因为感冒而痛苦万分的样子.与山下不同,高原上的感冒往往引发肺水肿、肺结核、脑瘤等次生病症,如果救治不及时就可能丧失生命.好在上山时,每个小队都在叶城购买了一些大蒜和生姜,就餐时多吃大蒜,感冒发烧后多喝姜汤.即便这样,离开叶城后的前5天,咳嗽、打喷嚏和身体明显不适者还是占到了驮运人员总数的30%以上.驮运行动中有6位同志,因为感冒引发其它疾病没有到达列城,他们的生命停歇在了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
三是超负荷行进对身体的摧残,特别是前面的5个小队,携带着整个大队往返需要的大量粮秣,工作量更大.全程参与第一小队驮运任务的王香川老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讲到:最难的是勘察选点,既要考虑后续梯队能够按时赶到,还要考虑大雪覆盖后能够找到,更要保证储存的物资尤其是食品的安全.经常是大多数人都走不动了,点还没有选好.“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看来,当初大部分点位的选择还是比较科学的.首先,后续梯队基本上都能按时到达点位,其次,遇到风雪天气,这些点位都发挥了遮风御寒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储存在这些点位的粮秣大都完好无损,从而保障了整个驮运行动的顺利进行.有30多位病重的患者,就是在这些点位留下来,临时调养几天,待身体明显好转后,跟随后续梯队返回的.”王老特别赞扬队伍中的少数民族同志,说他们体力好、有经验、肯吃苦,经常帮助和协助我们这些汉族同志,在队伍中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
四是漫漫长夜的心理煎熬,夜晚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风在吼、马在叫、狼在嚎,遇到雨雪天气,还要加上“头在摇”.休息的时候,要始终防着山上动物的袭扰,不能将头全部蒙上,这样一旦下起雪来,不时要摇头清理积雪.早晨起来的时候,经常是人在雪中,雪几乎漫过人身,只有一个个沾满雪花的头部依稀可见,构成了驮运大队一道独特的景观.不少当年的亲历者过了半个多世纪后依然感叹:“没有基本的御寒设施,没有保暖的衣裤,没有任何减弱紫外线照射的防护,没有保存体力必须的新鲜熟食,没有可以使用的照明工具,没有可以借鉴的任何经验,高原的生活真是难熬啊！”
一望无际的马队、骆驼队,沿着祖国最西部的冰雪高原,向着印度的列城逶迤行进.弥漫的风雪中,人们牵着马和骆驼艰难跋涉.一个个险峻而又光滑的冰达板上,紧紧抓着马和骆驼的尾巴缓慢通过的驮运大军,构成了一幅悲壮雄浑的、让世代中华儿女为之赞叹的历史画卷.
对绝大部分初涉高原的驮运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大雪过后无迹可循的道路和不少人畜勉强可通过的悬崖峭壁,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人畜失足伤亡的情况.第一小队离开叶城两个星期到达喀喇昆仑山口时,赶上了连续3天的大雪,有4匹马和1峰骆驼相继掉进了沟壑,3名驮运队员死亡.其中年龄最大的35岁,是祖籍湖南的喀什汉族青年,最小的17岁,是乌孜别克族的小伙子.20世纪90年代初,在喀喇昆仑山口,我边防官兵还看到记载3人姓名的墓志碑.
由于当时新疆地方政府规定是以死亡的马匹和骆驼的尾巴为依据进行相关补偿的,有些驮运人员就是在下到沟里割取马尾巴和骆驼尾巴时摔死的.第八小队的驮运者热合买提回忆:仅他们这个小队就有4人遇难,其中两人是下到沟里割取马和骆驼的尾巴时,再也没有上来.当时新疆地方政府规定的遇难人员抚恤标准是:每个家庭可以得到10袋小麦的补偿,损失1匹马和1峰骆驼的,则分别以3只和2只羊的标准核销.
驮运大军中,还有少数的家庭随营.他们是那场悲壮跋涉的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温馨浪花,是中华民族固有家庭观念的绚丽折射.虽然每个小队出发时,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进行必要的人员清点,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亲情、爱情、真情的左右,驮运大军中还是出现了全家老小齐上阵的特殊现象.
当年第十五小队负责人买买提艾山50多年后讲到全家人参加大驮运的经历时,还是一副款款深情的样子:时年23岁的他,是和妻子、孩子一起,从北疆的伊犁来到喀什投奔姑姑的.没有想到他们来到喀什后的第二年,姑姑就因病去世了,姑父不久重新组建了家庭.买买提艾山一家3口举目无亲,硬是靠着诚实、坚韧、顽强,在喀什扎下了根,开了间染房,拥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得知驮运抗日物资的消息后,买买提艾山不仅报了名,还被指定为最后一个梯队的负责人.“妻子和孩子知道我要上山到国外去,而且一去就是两个多月,说什么也要一起走.再说,我也担心这两个月她们会发生什么意外,舍不得把她们留下.离开叶城的时候,我就告诉队友,她们是到沿途的山里去看望一个亲戚的.可出发后没有几天,娘俩就和大伙儿混熟了,休息的时候给大伙儿烧水做饭,遇到感冒发烧的队友,就主动熬一些姜汤让他们喝,后来大家说什么也不让她们去看望亲戚,她们也就逐渐拥有了正式队员的身份.”
谈到当年列城之行,买买提艾山还难得地流露出维吾尔族商人特有的精明:“我们不仅运回了亟需的抗日物资,还买回了4麻袋的染料,足足用了3年.”
根据一些原始史料和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比较确定的是:最少有5户维吾尔族、2户塔吉克族、1户柯尔克孜族全家出动,参与了当年驮运抗日物资的壮举.而且,这些家庭全都完整无损地返回到了祖国的边陲重镇叶城,他们是那场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大驮运”中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
列城笑迎远方客中华文明醉高原
背景:列城是中世纪活跃在克什米尔一带的拉达克王国的首府,是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西方文明重要的“交融点”,也是东亚、南亚、中亚贸易的一个重要驿站,印度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里错落分布并和谐相处.历史上的列城,作为商埠要地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繁荣,我国汉代将军李广利、唐代高僧玄奘法师都曾在这里驻足.夏秋季节,我国新疆、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时常三五成队地乘马、骆驼和牦牛来到这里进行易货贸易,换取一些茶砖、盐块、火柴、各种颜色的染料等日常生活用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国民政府指示,新疆、西藏均进行了全面封边,列城也因此而逐步变得萧条和荒芜.
蓝天下飘过的朵朵白云优美而典雅,总是让过往的行人凝目眺望,清澈见底的印度河河谷,寒带、温带、亚热带的植物在这里共生共荣,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博大和包容,充盈着鱼儿、鸟儿的湖泊湿地生机盎然,特别是那些长相各异、大小悬殊,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和嬉戏的鸟儿,给人跃跃欲试的遐想,花比人高、人在花中的章拉山挺秀而峻拔,烂漫中使人有一种自然之子的强烈意念,穿着西服、长袍、服的男子和蒙着面纱的妇女祥瑞而恬静,使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有一种少有的和谐和大美的心灵震撼.这就是一个高原山城的真实景观,这就是1944年夏秋之交的列城.
作为南亚、中亚和东亚的重要商埠,住在列城的人是不会放过任何商机的,善于经商的列城人总会把每一次商机把握得恰如其分,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3年的10月,得知援华抗日的物资在伊、苏边境受阻的消息后,列城商界一些主要头面人物,便纷纷相约来到新德里,分头做当地华人和侨领的工作,力陈从列城转运的可行性、可靠行,并诚恳希望侨领们多多通融.取得初步进展后,他们又通过这些侨领或通过侨领牵线,直接面见正在新德里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中方人员.
1944年1月中旬后,由当地侨领介绍的列城商人,一波接一波地来到新德里的我国“印伊运输处”,探寻开通“列城叶城”驮运商路的确切消息.据当时我方工作人员回忆,“整个春节都是在紧张接待中度过的,常常是这批列城的商人还没有送走,又一批的新来者就已经在门外等候了.而且这些列城商人个个能言善辩,非要你给一个明确答复才肯离开,这就加大了接待的难度,使得每一批商谈的时间都很长.”执著的列城人,硬是以这种热情和真诚铺就了自己的商贸坦途.
1944年3月,当中方人员开始正式研究和规划由列城转运抗战物资的时候,还在新德里的列城商人便采取接力式“烽火驿站”的方法,马上与他们在锡金、不丹、尼泊尔、阿富汗和印度国内其它地方的商户联系,要求他们带上最多、最好的商品,迅速赶赴列城集结.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限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列城商人贾亚拉南发电报通知加德满都的商户宰普辛格,辛格又以电报通知新疆喀什的商人尼亚孜.最终当尼亚孜随着驼队来到列城并见到辛格和贾亚拉南的时候,3人都会心地笑了,因为电报里讲的只是需要的商品,没有讲清商品准备卖给谁,好在尼亚孜心里有数,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误会发生.
1944年5月,在我国“印伊运输处”工作人员和所有驮运物资到达的时候,春寒料峭的列城已经是云集八方来客,人潮涌动,商机满满.锡金的干果、茶砖、盐块,不丹的药材、手工编织品,尼泊尔的皮货、毛货、风干肉,阿富汗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土布、围巾、服饰、面料,以及来自印度各地的咖啡、米面、糖果、染料、手表、闹钟等,都在小小的列城开户设店.英国驻列城的“专员府”还把存放已久的世界各地的名烟、名酒、各类化妆品、金银手饰这样一些高档商品投放市场.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平时常住人口只有5000多人的列城,由于迅速涌入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饱和的24000多人.
1944年8月和9月,沉寂萧条了7年之久的列城焕然一新.市中心东西走向的两边商业街,各自向外扩展了500多米.新崛起的店铺和原有的老店铺,都用中国人喜欢的红色和绿色进行了粉刷.列城最重要的标志“王宫”(完全是拉萨布达拉宫的“微缩”,“王宫”的最高掌权者叫“土王”,当时的“土王”和列城所有都信奉黄教――藏传佛教的一种,敬仰班禅大师),用金粉、银灰进行了精心的修饰,宫内的艺人把重新彩绘的历代班禅大师的画像,庄重地悬挂在宫内的正.自元朝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对“土王”的封印和赏赐,沿着历代班禅大师画像呈圆形分布,金碧辉煌和琳琅满目,给初到“王宫”的国人深深的震撼.
有意思的是,当时英国驻列城“专员府”的大门前,也贴上了中国人的对联:“国难当头华夏儿女勇敢担当,抗战救国炎黄子孙责无旁贷”,横批是:“列城笑迎远方客”.
“专员府”对面的广场上,挂起了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红灯笼,不少灯笼上还贴着中国人熟悉的一些格言条幅,像“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等,都是一语多关,给你无尽的遐想.
移居列城的中国人(以藏族居多,也有少量的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和汉族)更是欣喜若狂,中亦不乏周到和缜密.20多家华人商铺里,米、面、油和各种副食品全都是8折优惠后的统一,10多个堆积如山的饲料、草料供应处更是打出了5折优惠的横幅.
先期到达列城的“印伊运输处”的工作人员回忆,进入9月份后,陈积多年的麦草、玉米干和各种豆类柴禾,都被列城的华人抢购一空,“克隆”成一包包、一捆捆、一袋袋、一筐筐等量齐观的现成饲料.华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喀什巷”,仅露天的烤馕、烤饼店就新增了好几个,专门为驮运人员新开的拌面馆、抓饭厅也有七八家.而且这些店、馆、厅,都顺带销售一些糖果、、火柴等日杂百货.这时的列城,可以说已经是“万事齐备,只待驮运人员光顾了”.
1944年9月23日,首批驮运队伍到达的当天,2万多人的列城(大部分都是临时经商的流动人口)鼓乐齐鸣,歌舞激荡,彩旗飘飘.在象征着神圣、庄严的列城“王宫”前广场,1万多名热情奔放的列城人、商人和移居当地的华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首先是英国专员、“土王”和200多位一起,以藏传佛教的最高礼仪,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祈福,紧接着,专员、“土王”和此次驮运的中方负责人先后登台讲话.专员着重讲了中英、中印都是同盟关系,唇寒齿亡,需要相互理解、帮扶和支持.“土王”则对列城作为此次大驮运的中继站感到光荣和自豪,他特别希望中国政府和新疆、西藏地方当局不要轻易“封边禁商”.因为商兴国强,商衰国亡,商通一通百通,商衰一衰百衰.新疆纳入祖国版图2000多年的历史,充分印证了“土王”这些话语的哲理性、正确性.汉唐时期,由于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纵贯欧亚的商道“丝绸之路”(汉朝和唐朝最为繁荣的时期)的推动,整个西域大小36国,个个国富民强.后来当海上贸易逐渐取代了“丝绸之路”这个陆地通商枢纽的地位后,这些国家也大都消亡了.同样,“丝绸之路”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发展时期“大汉”和“盛唐”.我方由陆振轩(驮运行动总负责人)发言致谢,他主要是感谢印度政府、感谢英国驻印军事当局,特别是感谢列城各族人民群众对我方这次大规模驮运行动的支持.陆振轩还即兴吟诵了一首诗《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来自龙的故乡,
相聚在一处风光秀美的高原天堂,
热情的列城人哟,
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
我们来自龙的故乡,
走进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
真诚的列城人哟,
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心灵海洋,
我们来自龙的故乡,
融入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壤,
豪迈的列城人哟,
让我们今生今世永远难忘.”
欢迎仪式结束后,开始了绚丽多彩的文艺演出.世代生活在列城的拉达克人(讲乌尔都语,信奉伊斯兰教),以轻捷明快而又略显幽默滑稽的独舞,引得在场的所有人员、包括征尘未洗的驮运人员发出阵阵欢笑,已经融入当地生活的藏胞,则以沉雄刚健的集体舞,表现出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那种特有的大团结韵律,让驮运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来自周边国家的商人,也都情不自禁走上舞台,以异域民族特有的文化节律,在驮运人员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即兴进行了歌舞表演.
整个欢迎仪式从下午4点持续到深夜,驮运人员和当地群众都是边啃干粮、边喝水,参加完了整个活动.欢迎仪式结束后,驮运人员按照57人一个简易帐篷,来到印度河畔依次安营扎寨.那个晚上,不少驮运人员是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极度亢奋中,度过在列城第一个不眠之夜的.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驮运人员整齐规范的帐篷前,就聚集了大批好奇的列城人.简单的嘘寒问暖之后,一些商贩便开始采取“游击式”行销方法,出没于一个个帐篷之间,我方人员虽然都很累,有些甚至还在被窝里,但听着商贩的介绍,看着自己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好奇、惊喜和惬意全都写在了脸上.不少驮运人员把为数不多的银圆甚至随身携带的衣物,全都购买和兑换成了日用百货.少数有钱者,更是大包、小包地购买一些紧俏和奇缺的商品.
列城人和远道而来列城的他国商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憧憬已久的丰厚回报.在新疆南部的一些地方,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次大驮运附带的一些国外商品,还充斥于民间店铺.
根据驮运组织者的要求,每一批装载好抗战物资的驮运人员都要列队来到“王宫”前的广场,举行“中国式”的告别活动.首先,由本批次的领队代表所有中方人员向列城各界表达谢意,并向专员、“土王”和列城各界的代表献上洁白的哈达.其次,我方驮运人员集体朗诵誓词,大意是: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我等男儿,誓死报国,驮运物资,强我军队,驱逐日寇,复我河山.
驮运行动主要组织者刘宗堂老人回忆:“虽说参加驮运的人员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大家都把誓词背诵得朗朗上口,每次朗诵时,总有一些人哽咽落泪,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不少当年的亲历者都讲到,为了背诵誓词,驮运行动的组织者想了好多办法,比如集体领背、分组教背、结对帮背、饭前饭后练背,更多的则是晚上休息后大家以帐篷为单位默背和群背.有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了,不少帐篷还是传出朗朗的背诵声以及由此引发的欢笑声.
最后,是参与驮运的所有人员,分别以本民族的最高礼仪展开各种活动,其中汉族的祭天,藏族的跪拜和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祷告尤为壮观.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有期盼平安回家的本意.
到第三批驮运人员进行告别活动时,看似繁荣的列城已经很难找到哈达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驮运活动结束.第五批以后的告别活动的所有哈达都是由驮运人员直接从新疆携带.
由于告别活动具有厚重的文明、文化成分,着迷的列城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每次当我方不同民族的队员依次开展活动时,总有一些热情的列城民众顶礼膜拜地跟在后面效仿.越到后期参与的列城民众就越多,常常是只看见虔诚用心的民众,而很难寻觅到我方队员的身影,因为数倍于我的民众,总是将队员们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到达列城的驮运人员,一般都要休整5天左右,主要是少数病号的简单康复,补充一些食品给养,进行一些简单易货贸易.为了活跃精神生活,也为了始终保持最佳的心理、生理状态,每批留宿列城的驮运人员都自发地开展了一些文娱活动,其中集歌舞于一体的篝火晚会成了大家的共同选项,几乎每批都搞.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虽说文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都不识字),但跳起舞来轻松自如,人人都有两下子,有时深夜一两点钟大家还是热情不减.
一些舞艺精湛的少数民族小伙子,甚至因此获得当地年轻女性的青睐.在第四批驮运队伍中,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列城颇有影响的一位士绅的女儿阿米娜,看上了一位能歌善舞的柯尔克孜族小伙子克赛江.当家庭殷实的阿米娜向家境一贫如洗的克赛江第一次吐露真情时,这位颇有人缘的小伙子竟以为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当场晕倒.后来,阿米娜和其父母执意随同驮运人员一起来到了新疆的阿图什,并在当地为两个年轻人买房置产,成家立业.看着两个年轻人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来自异国他乡的两位老人这才启程返回了列城.
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阿米娜和克赛江辗转回了列城,后来又追随老人去了印度的孟买.2006年10月,85岁高龄的克赛江和82岁的阿米娜带着儿孙,回到阿图什探亲.看着曾经寄托着他们憧憬和梦想的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克赛江感慨万分,整天拉着老伴到处转悠.临别时,老人带着一大包儿孙们到处搜集的有关“大驮运”的史料,说是要在印度孟买开一个展馆,为发展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凄美悲壮回国路英魂永驻昆仑山
背景:出叶城西南80多公里,就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这里没有春天和秋天的感觉,只有夏天和冬天的明显区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其中,每年夏季只有短暂的6、7、8三个月.9月下旬以后,纷至沓来的一场场大雪,更使得这片亘古高原逐步进入严寒的冬季.大雪笼罩的高原,由于自然光和作用的明显减弱,原本缺氧的气候情况较之平时更加严重,人畜的抵抗能力明显下降.我国和世界一些权威的高山、高原研究成果都表明:冬季人在高原的发病率是短暂夏季的3倍,家养牲畜的发病率则比平时增加60%以上.冬季的高原由于大雪的覆盖,活动不便,自然条件下的人畜意外死亡率也比平时高出2-3倍.
“上山难,下山更难,到列城难,离开列城返回叶城更难”,这是当年参加驮运的人们最深切的感受.亲历了“大驮运”全过程的杨再明老人回忆:驮运行动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5个以上的驮运小组并由“印伊运输处”的工作人员统筹协调.
1944年9月到11月为第一阶段,1945年5月到6月为第二阶段,1945年7月到9月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共同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驮运途中一些必经路段被大雪覆盖.
由于途中大部分地区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一年四季都下雪,一位叫王江涛的驮运经历者曾将这种情景写成了打油诗:“抬头苍茫雪,低头雪重重,人在雪中行,雪在人中舞,只有人和雪,谁知无路苦.”
可以说,无迹可循、无路可走的窘境时刻考验着驮运人员的智慧、勇气、胆量和意志.尤其是第一批人员,带有探路、开路的性质,比较艰难,紧随其后的几批相对好些.第六批后危险系数又明显增大,主要是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踩出来的路在经过大雪反复覆盖后,变得更加光滑,稍有不慎就会“马失前蹄、人落沟壑”.
一些记载当年驮运历史的资料显示:从列城返回祖国叶城的途中,整个驮运大队人畜平均伤亡10%左右,而第一批和最后几批的伤亡则都在15%以上.由于驮运的是抗战急需的物资,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都有明确要求,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要保护物资的完好无损.这样,就出现了为抢救物资的一些次生伤亡.
在第三批驮运队伍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两位汉族同志在抢救掉入沟底的药品时不幸身亡,全队人员费尽周折才将两位同胞的尸体和药品弄了上来.由于天马上就要黑了,大家担心赶不到下一个食宿点,就以“坐姿”将两位同胞的遗体安放在一个紧挨着路边的雪窝里(当事者后来回忆,主要是担心其它动物再度伤害尸体,坐姿可以起到遏阻的作用),并留下姓名、年龄和请求后续队伍处理安葬的条幅.由于第四批和第五批到达存放两位同胞遗体的时间点不好,急于赶路,没有歇息便都匆忙过去了.直到第六批赶到的驮运队伍才发现了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两位同胞就像两尊雕塑一样,身体已经完全僵硬.120多位驮运人员用了两个多小时安葬了两位同胞,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参与驮运总结工作的马志德,在其20世纪90年代的文章中披露,还有13位上山时就不幸遇难的各族同胞(4人是汉族,其余9人都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也是在驮运人员下山时就地安葬的.他们留给人们最后的、也是永恒的记忆,全都是一个个永不瞑目的雕像,因为他们全都和冰雪融成了一体.
驮运人员绝大部分都是新疆南部的少数民族群众,但他们却表现出军人般的刚毅和坚强.驮运第八队离开列城时已是深秋季节了,随后不久又碰上了持续一个星期的绵绵大雪,整个喀喇昆仑山、昆仑山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原先成形的简易路面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分辨了.为了不耽误和影响后续队伍的行动,上级要求该队克服一切困难,按预定计划执行.带队的卡德尔(新疆喀什公路局一位维吾尔族职工)临时调整队形,由经验丰富的2名塔吉克族和1名柯尔克孜族驮运人员,带3峰骆驼组成先遣队,主要是摸清路况,标识出可供后续队伍安全通行的通道,3人原来驮运的物资则交由其他人员分担.
接受任务的3位少数民族同志没有任何怨言,简单带了些食品和御寒物资后便匆匆上路了.2个小时后,大队人马沿着有迹可循的路标缓慢跟进.这种通畅的情况一直持续了15天.第16天的中午,大队人马翻过距离叶城最后一个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峰麻扎大坂后,路标突然没有了,而此时的麻扎距离目的地叶城只剩下不到4天的路程.
人们在探查路标的同时,也在四处寻找保佑了大伙儿一路平安的3位同事.4个小时后,就在大队人马歇息的右下方沟壑里,人们发现了被积雪掩埋的3位同胞的遗体,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紧紧拥抱着,牢牢抓着对方的衣服.
参与了这次营救的王桂山老人回忆:沟壑四周到处都是手扒的道痕,从沟底向上3米多高的左前方还保留着缕缕血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一人不幸掉入沟壑后,其他两人先后下去营救时一起遇难的.先下去营救的人是想让对方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去,第三个人则是想进行接应,整个营救活动由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而功亏一篑,3人不幸全部遇难.后来清理遗体时,人们用了整整1个小时才将他们3人剥离开来.真可谓“跨国驮运见真情,生死相依永不分,为求抗日不言悔,雪山有幸埋忠魂”.
回家的强烈意愿成为隆冬时节驮运大军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同样,“大驮运”也在无数参与者的心灵播下了更加强烈的家庭观念.从记录当年驮运活动的相关史料来看,已婚人员的精神状态比未婚人员普遍要好,年长的人员较之年轻的队员意志更为坚强,家庭和睦幸福的驮运者,相对家庭紧张或辛酸者更加自信.
驮运七队参加者杨天胜,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当年的经历时,一连讲了5个“最想”:“最想听到长辈的训斥,当你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为道路伤透脑筋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小时候长辈训斥的善意,他们是想让你步入正道,少走弯路,最想看到妻儿的笑脸,风雪弥漫的高原之夜,无论你是坐在临时挖掘的雪窝里避风,还是依靠在马和骆驼的背取暖,妻子、孩子总是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最想吃到家人做好的热乎乎的饭菜,两个多月的高原颠簸生活,一想到平常家中就餐的情景,你就会动情,你就要掉泪,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望和期望,最想见到儿时的好友,陌生的环境最能勾起儿时的好奇和幻想,特别是在你面对大自然感叹力不从心的时候,那些刻印在脑海里的一个个玩童,总会在眼前浮现,给你一种精神的慰藉,最想到田地里去耕作,整天见不到一个人,看不到一个动物,甚至听不到任何生命的声音,除了冰雪还是冰雪,这个时候你能不想念温情而又多彩的田园生活吗这个时候,那绿油油的麦苗,遮天蔽日的玉米地、高粱地,再加上四周参天的白杨树,就像涓涓清泉在你心中流淌.”
正是这种强烈的家庭观念、家乡意念,成了驮运人员安全回到故乡的不竭动力.不少像杨天胜这样的驮运人员,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动力,征服了严冬的雪域高原,安全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牵肠挂肚的亲人怀抱.
艰苦最能折射出无畏者的精神,悲壮总是升华人们的心灵境界.第四批驮运队伍中柯尔克孜族青年艾尔肯是驮运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人”,无论何时,他总能带给你开心和幽默.只要一休息,总有许多人围着他,听他讲神山、圣湖、天女和一些殉道的故事,而每每这个时候,大家会心的笑声在静谧的高原总是那样的亲切和惬意.
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年轻人,离开列城后不久就患上了感冒,大伙儿几次劝说他在沿途几个条件较好的食宿点休息几天,身体好转后再跟着后面的队伍返回,可他执意不肯,硬是坚持着和队伍同行.
一个星期后,艾尔肯的病情越来越重,带队领导随即将他从靠后的位置调整到了队伍,便于大家前后都能够照应他.10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当队伍赶到食宿点时,人们突然发现艾尔肯已经永远离开了大家.他紧紧依伏在马背上,双手牢牢攥着马的缰绳,挨着马背的面部被磨得肿胀发青,这就是艾尔肯生命的最后瞬间.
这位坚强的柯尔克孜族小伙子,是为了不打扰大家,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他留给自己妻儿的一封信,大意是:我到遥远的天国赴命去了,如能回来就是真主恩赐我们全家,让我们有一个更美好幸福的未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真主需要我担当更重要的责任,你们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我也将在天国的世界里时刻为你们祈祷.真主保佑我的爱妻,真主保佑我的孩子！
也是在驮运四队,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3岁的塔吉克族青年玉素甫因为患病,在一个叫温泉的歇息点休息了1天后,独自一人赶着驮运物资的4匹马和3峰骆驼,向着叶城的方向行进.由于大雪覆盖了路面,玉素甫在迷失了方向的情况下,历经1个半月终于走出了雪山高原.
回到叶城的时候,只有马背上、驼背上的物资可以证明玉素甫“驮运者”的身份,蓬乱的头发几乎盖住了他整个面部,胳膊和双腿在残缺不全的棉衣、棉裤中时隐时现,严重沙哑的声音让人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特别是长期暴露在外的、浮肿得像西瓜一样的双脚,谁看了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和辛酸,连在叶城等待他的父母、妻儿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玉素甫.
原来,身陷雪山之中的玉素甫,硬是靠一些冻死的野兽为食,在冰天雪地的高原坚持了一个多月.当他最终走出雪山看到村庄的时候,这位坚强的塔吉克族青年兴奋得一下子晕倒了.后来,是村里的维吾尔族老乡把他和驮运物资送回了叶城.
“面对恶劣的自然,人的力量有时候是那样的渺小,我们这些经历了‘大驮运’的幸存者,至死也不会忘记高原历险的夜夜.”参加了驮运九队的吴雨生老人如是说.在喀喇昆仑山最险峻的一个“老虎口”,驮运九队被大雪围困了6天,驮运的人由于都在列城买了些随身携带的干粮(主要是饼干和各种饼子),勉强可以维持,而马和骆驼的饲料由于储存在沿途各食宿点,只能被动挨饿.
到了第5天的时候,饥寒交迫的马和骆驼竟然想尽一切法子抖掉身上驮运的物资,企图集体逃逸.一向温顺服帖的马和骆驼,这个时候全然不顾主人的指令,发疯似地吼叫、奔跑,而且不时对靠近的人们施以反击.为了治服带头滋事的几匹马和骆驼,十几位经验丰富的“放牧者”轮番上阵,有的跳上马背后又被马摔下来,有的摔了下来后又跃了上去.最后的结果是:马和骆驼都被治服了,但人们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两位驮运者被马踩伤后死亡.这场特殊的“人畜之战”,让所有的当事者终生震撼.
在吴雨生和许多依然健在的老人心里,当年远赴列城驮运抗战物资所创造的几个民族之最是最值得他们一生骄傲和自豪的:(1)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秋冬时节一次规模最大的集群活动,(2)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运输,(3)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驮运军事物资最多的一次壮举,(4)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出动最多的一次艰苦征战,(5)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自愿为国家效力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伟大实践,(6)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军事运输,(7)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组织机构最小(交通部下辖的“印伊运输处”)、组织者职务最低(“印伊运输处”副处长陆振轩)、但影响很大的一次战时补给行动,(8)它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在海拔最高地区非机械运输数量最大的一次成功尝试.
1944年10月15日,驮运第一分队总计173人,携带装载各种抗战物品的350匹马、50多峰骆驼,在驮运行动总负责人、“印伊运输处”副处长陆振轩(1944―1945年,曾任新疆公路局局长,解放后任广州外语学院教授)的带领下,从印度列城启程开始了艰难的返回之旅,并于当年11月10日到达祖国新疆的边陲重镇叶城.
1945年8月17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天,驮运抗战物资的最后一个分队在欧翔墀的率领下,到达叶城.驮运大队累计运回的物资有:汽车轮胎4500套(含后期追加的100多套),军用布匹1200包(含其它呢料、面料),汽车油袋850多件,汽油、机油、柴油43000多公斤,各种汽车零件450多箱、34000多个,医疗器械380多箱、23000多个(件),通信和照明器械250多箱、3700多个(件),各种120多万发.后来,这些物资,除部分留给新疆地方政府外,绝大部分被西北战区由兰州派汽车从叶城拉回内地,分配到全国各个战场.
至此,持续了一年多的“列城叶城”抗战物资大驮运,苍雄有力地画上了历史句号.
历史总是以它的厚重震撼人心的,历史也总是以它的壮美而光芒四射的.作为一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的军人,每当看到、听到有关今天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为国守防的军人无私奉献事迹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参加“大驮运”的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他们在环境那么恶劣、条件那么简陋、生活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民族的重负,创造了让我们今天后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们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坚韧顽强的意志品格在雪域高原铸起了一座座让世代华夏儿女仰慕的丰碑！让我们记住那些参加了“叶城列城叶城”抗战物资大驮运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