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金代骈文发展的划分应该以“四期说”取代“三期说”.宋人降表不应作为金代骈文的研究对象,金初皇室不是骈文的直接作者.评价金代骈文成就不应主要依据艺术形式的演进,而应着眼其文体功能的变迁和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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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景祥先生《中国骈文通史》中始设专节论述金代骈文,开创之功不可掩没.在50余页、3万余字的篇幅中,他全面梳理了金代骈文的发展历程,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描述和评价一些成就较高的段落或者篇章,为后世学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材料.这一工作,无论在骈文的学术史上还是金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中都是值得瞩目的.作为骈文研究的专家,于先生在艺术形式上对金代骈文进行的评价也颇值得重视.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金代散文的研究,基于对金源文献的掌握和散文文体的考察撰写此文,在于景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供学术界讨论.总体说来,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发展历程的划分、研究对象的划定、价值评判的依据这三个方面.
金代骈文发展分期问题
《中国骈文通史》中对金代骈文的划分持“三期说”,这是关于金代文学的一般分法,肇始于《金文最·伍绍棠跋》：
溯夫渤海龙兴,飙风电扫,始于收国,以迄海陵,文字甫兴,制科肇举,譬之唐室初定,议礼多籍马周；魏台始营.故事或咨王粲,此一时也.大定、明昌,四方静谧,乘轺之使,酌匹裂而叙欢；射策之英,染缇油而试艺.恺乐娱宴,雍容揄扬；譬之马工枚速,奋飞于孝武之朝；柳雅韩碑,绩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时也.逮乎汴水南迁,边疆日蹙；龙蛇澒洞,豺虎纵横；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言兵；刘越石之激越,辄闻伤乱.此又一时也.
金亡之后,一代文学文献散乱几尽,诗歌方面幸有元好问编《中州集》搜集传世,而文章则直至清代方有张金吾的《金文最》加以裒辑收录,其中伍绍棠的这段跋语是金代文学研究史上一篇十分珍贵的文献.当代学术界对金代文学的划分多依据于此,比如周惠泉《金代文学论》、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等专著,都遵其“三期说”.于景祥也持这种观点：“这种说法,大体符合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而金代骈文之发展与演化也大致与此相合,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上述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方式是从太祖开国至海陵朝末年为第一期,世宗、章宗朝为第二期,宣宗朝至金亡为第三期.笔者对于前两期的划分也并无异议,只是在最后一期的划分上,又注意到一个不同的说法.
清人庄仲方编选的《金文雅》是一部金代诗文选集,在序言中云：“洎大定、明昌之间,赵秉文、杨云翼主文盟时,则有若梁襄、陈规、许古之劲直,党怀英、王庭筠之文采,王若虚、王渥之博洽,雷渊、李纯甫之豪爽,为金文之极盛.及其亡也,则有元好问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继唐、宋而下开元、明,与李俊民、麻革之徒为之后劲.迹其文章雄浑挺拔,或轶南宋诸家.”由此可见,“三期说”中的最后一期,不仅包含着金室南渡之后二十年的文坛发展,也延伸到金亡后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前二十余年的遗民创作.甚至此期成熟起来的元好问、刘祁等人,其成就为金代文学之代表,堪与唐宋名家比肩.
《金文最》诸序,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更为合理的分期依据,只是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金文最·张金吾序》云：“隼稽武元开国,得辽旧人,文烈继统,收宋图籍,文教由是兴焉.大定、明昌,投戈息马,治化休明.南渡以后,杨、赵诸公迭主文盟,文风蒸蒸日上.迄乎北渡,元遗山以闳衍博大之才,郁然为一代宗工,执文坛牛耳者几三十年.呜呼,盛矣!”这段文字很清晰地将金代文坛划分为四个时期：前两期与伍绍棠相同,而将后期文坛又细分为“贞祐南渡”和“壬辰北渡”两个时期.在最后一个时期的表述上,明显和庄仲方一致.笔者认为,金亡前后文坛的风气、主题及代表人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四期说”更为合理.这个“四期说”,是着眼于整个文坛走向的,也适用于对骈文的缕析.
“四期说”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最新观点.张晶在《辽金诗史》、《辽金诗学思想研究》两书中都是持这一看法：
我将金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主要是以诗歌发展的自身历程、客观轨迹作为依据.史学分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参照系.这四个阶段：一是金初诗坛,也可以作“借才异代”时期,时间是从太祖到海陵朝；二是金诗的成熟期,时间是世宗、章宗两朝,史称“大定、明昌”；三是金诗的繁荣期,时间是“贞祐南渡”到元兵围汴这段金朝走向衰亡的时期；四是金诗的升华期.时间是金亡前后,主要代表作家是元好问.等虽然时间上第三期与第四期略有交错,但元好问作为金诗最为杰出的代表,有其不得不特殊提出的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将元好问以及其他一些遗民诗人作为第四期,是客观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对此,邓绍基也在该书序言中予以支持,《金代文学编年史》也是将金代文学作四期观,书中《例言》部分说：
从金国初建到海陵王被弑为第一编——金代前期文学.等从金世宗至卫绍王被弑为第二编——金代中期文学.等金宣宗南渡至金亡为第三编——金代后期文学.等金亡之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的蒙古时期,为第四编——余波.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是金遗民作家和金代所培养起来的作家,近一百二十年的金代文学在这时才结下丰硕的果实.
于景祥既然并没有从骈文独立于其他各体文学的角度上去论证金代骈文的演进历程,那么不妨参考这些新近的“四期说”重新审视一下金代骈文的分期,将“余波”期单独来看.
即便是这样,简单的历程描述是否是呈代骈文价值的最佳方式呢?笔者对此持否定的观点.线性描述固然不可或缺,但容易进入到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去.比如于景祥所云：“如果从宏观上进行评估,那么可以这样说：金代骈文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兴盛,前期不如中期,中期不如后期.”又云：
整个金代骈文的发展与演化,大致就是这样：初期为草创阶段,借才异国,主要作家都是辽、宋旧人,没有形成自己时代、自己国家骈文应有的特色；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金代骈文呈现出自己时代的特殊风貌,成就比较显著,但还没有达到其高峰期；金代后期,经过前期,特别是中期在艺术、思想等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经过国破家亡之痛、山河异色之悲的磨难之后,骈文创作迎来了真正的高峰期,其标志不仅仅是作者众多,总体质量大大提高,而且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赵秉文、李俊民,特别是元好问这样的骈文大家. 笔者认为,这是纯粹从艺术风格“典雅工丽”的追求上来探讨的.依据艺术形式作为评判标准,又将“雅丽”的宋人降表纳入金代骈文的研究视野,从而得出金代骈文前轻后重的观点,本身就是立不住脚,自相矛盾.实际上,骈文有实用和审美两种功能.金代骈文的主要成就不在审美,而在实用.只有着眼于社会的变迁,才能看到金代骈文主题上的变化,才能看清楚骈文对金代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故而,将金代社会的发展与骈文主题的转移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更好地认知金代骈文的价值.
金代骈文研究对象问题
在金代骈文的研究对象上,笔者也不同意于先生将宋人降表纳入研究范畴并给予极高评价的做法.金代女真皇室的骈文作品明显出于,而于先生全不考察地据以论定女真帝王及宗室的骈文成就,有些欠缺严谨.此外,骈赋首先是辞赋的一个亚文体,未必一定需要从骈文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一)宋人降表不应划归金代骈文的研究范畴.
骈文的研究如果专门着眼于艺术形式,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必然堕入到一种唯艺术的无是非泥沼之中.金灭北宋以后,伪楚刘豫、宋徽宗、宋钦宗均有写给金太宗的上表.这些章表在艺术形式上固然精工典丽,代表时代的最高水准,但它们代表的毕竟是宋人的骈文成就,与金朝无涉.将这些章表纳入金代骈文的研究视野,非常牵强.于景祥认为：“徽、钦二帝在金国写下了不少这样的形式美文,在大金庙堂上展转,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但事实上,金初的骈文几乎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士所作.他们当时已经是成熟的文学家,如韩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高士谈等人,在他们骈文写作的艺术渊源格局中,宋人降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并且,金初骈文的主导风格是向女真民族气质投合的雄健气势,而降表中展现的摇尾乞怜之态正为女真人所不齿,是的文人们所要刻意摒弃的,又怎么可能成为学习的榜样呢?
(二)金初国书诏令作者并非皇室本人.
尽管金初汉化风气日盛,但统治者的汉文水平还达不到独立撰写骈文的程度.在对金代前期和中期的骈文评价中,于先生始终将女真皇室的主名看成是实际作者：“金代统治者中尽管有反汉化的人物,但却没能改变汉化的大趋势；而汉化过程中,文学的汉化尤为突出,即使皇族中人也大都懂汉语、作汉文.”又说：“由于宋金两国常有国书往还,所以就庙堂应用文字而言,金代从初期便显示出骈化的势头,而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后,各代皇帝大都能以骈偶行文.”其实,这是他对金代文献及女真文化情状了解不够深入所造成的误解.
金代统治者自立国之初就渴求文士.金太祖天辅二年（1118）九月戊子,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这些诏令也吸引了一些由辽、宋人金的文人：“太祖既兴,得辽、宋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京图籍,宋士多归之.”这里已经说明了金初这些庙堂骈文,大部分为文士.如果从他们共同展现的女真皇室主张与个性角度而言,文人们确实只是代言；但若从艺术水平的发展角度而言,则女真皇室并未起到多少作用.以这些诏令文字为依据评价女真族的骈文艺术发展是不客观的.
金代帝王自熙宗、海陵王起经由汉族文人教授,始通汉文,略有诗赋传世,但其骈文写作的能力未必足以支撑其亲自撰写诏令.有一则史料可以让我们窥见当时女真帝王的汉文水平.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翰林学士张钧为熙宗起草《罪己诏》,其中有“惟德弗类,上干天威”、“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的字样,参知政事奚人萧肄将这段话翻译成女真语,奏道：“‘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物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訾主上也.”实际上,这是由辽入金文人对由宋入金文人的一种陷害.但金熙宗不仅没有辨识的能力,而且一怒之下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张钧.于先生的论著中将主名为金代帝王的诏册文章全部不加辨析地进行评价,甚至云“皇帝之外,金朝骈文作者诸如宗翰、宗望、宗斡、完颜杲、悼平皇后等皆有骈文传世,水平也比较可观”,这是比较武断的.
在《金史·文艺传》、元好问《中州集·小传》和刘祁《归潜志》等书中列有多位长于诏册撰写的金初辽、宋文人,如韩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吴激、虞仲文、韩企先、翟永固等人,他们应是金初骈文的主要作者.宋人洪皓有《松漠纪闻》一书,是出使金国的见闻记录,笔者根据书中内容已经考证出《诛宗磐等诏》及《更定官制诏》两篇骈文诏令即为韩昉所撰.另有南宋李心传云：“韩昉册命中奉大夫、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安抚使、节制河南诸州.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其册文略日：等昉有文学,仕辽为知制诰,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诏令多韩昉所草也.”另有史料记载：“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词（宇文）虚中作也.”至少在金代文学初期,帝王、皇室之骈文作品,应该就是韩昉、宇文虚中等人所撰.
(三)金代辞赋不宜作为骈文重要研究对象.
对于金代辞赋是否属于骈赋,是否宜于纳入骈文的范畴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来考察.金代的大部分辞赋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具有审美色彩的追求,并且融入了北宋古文发展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金代辞赋与骈文除了个别篇章在句法形式上的较多交叉之外,并无太多共性之处,与骈文的整体水平关系不大,两种文体并不在一个评价体系中.在骈文通史的写作中将辞赋也纳入其中有些牵强,容易遮蔽金代骈赋的真正价值.如果通过骈赋的,再将文赋也放人评价对象中,就更不合适了.
比如苏轼的《赤壁赋》,历来被看做文赋的典范,与骈赋、骚赋、大赋并列于赋体文学中,是遥承汉代散体大赋而来、融入庄禅精神、善用对话结构的散体小赋,除偶然夹杂几个骈句外,基本与骈体无涉.在广义散文的视角下,文赋与散体文的关系要近于与骈体文的关系.可是于先生却通过“骈赋”这一概念的桥梁作用,将这篇作品也作为骈文评价的一个对照：“就总体而言,最能体现赵秉文以达意为主的创作主张的文章还是他的赋.这类赋虽然大都是骈赋,但其潇洒自如之态更与欧阳修、苏轼之赋相似.应该说,赵秉文师法欧、苏,学得最好的也是赋这一类的文章,不仅形似,更有神似.如《无尽藏赋》从内容上看与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表达旷达人生态度十分相似,也以超然物外,不为世累为宗旨,同时行文上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有骈有散,有长句有短句,灵活跳脱,随意遣词,摆脱拘束,确实是达意之文,极尽自然舒卷之态.”其实,于先生讲“其《游悬泉赋》与《无尽藏赋》则完全搬用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的构思、布局与描写议论方法”,这是对的.但恰恰因为《无尽藏赋》与《赤壁赋》这两篇文赋代表作品的密切关系,这个作品才应该被排除在骈赋研究之外,更应该被排除在骈文研究之外. 在金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辞赋、四六都是单独来谈的,这一点通过王若虚的四卷《文辨》就可以看出.例如其评价苏轼的文章说：“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这里的“四六”应指宋以后的骈文创作,其内涵是很狭小的,并不与辞赋交叉.所以,回到当时的文坛现场,就金代辞赋的实际状况来说,金代骈文史的写作不必多提金代的辞赋.
金代骈文评价角度问题
于景祥《中国骈文通论》对金代骈文的研究基本上限于艺术形式层面,以“典丽工雅”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金代骈文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其实金代骈文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实用功能,再也没有一个朝代能像金代一样将骈文的实用价值体现得如此直观.从文体功能学的角度来看待金代骈文,可以在文史之间挖掘出一部隐性的金代历史.
(一)金代骈文在艺术形式上并无清晰的演进线索.
金代的骈文,在艺术形式上并无明显的演进痕迹.少数女真族作家的作品一直成就不高；就汉族作家而言,金代自己培养起来的“国朝文派”一代也未见得比“借才异代”的前辈作家成就更高；而到了金末,以王若虚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对骈文的否定态度也制约了骈文艺术水准的进步.王若虚认为：“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章表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词,不啻俳优之鄙,无奈失体耶?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陕也.”终有金一代,骈文在艺术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演进历程,所谓“金代骈文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兴盛,前期不如中期,中期不如后期”,只是想当然而言.
拘泥于艺术风格或者实用功能实现和主题变化发展的角度诸形式来看金代骈文,是不可能论证出金代骈文的独特价值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进入到金代骈文与金朝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女真民族气质的融合中来考察金代骈文,才能展现出金代骈文影响时代和社会的巨大意义.
(二)金代骈文内容主题变化明显.
金代骈文的主题,我们可以从《大金吊伐录》《大金诏令释注》《大金集礼》三部书的编撰中窥见一斑.这三部书证明了金代骈文在军事、政治和仪礼方面的实用功能非常受人重视,代表了金代前、中期骈文的主要功能,也是我们研究金代骈文最重要的视角.而后期骈文,则以哀悼类文体占据主导.研究金代骈文,不应仅仅着眼于骈文发展史的线索,而应更加重视骈文写作的横向关联,去关注国家意识下的金代骈文书写,这样方能把握住金代骈文最核心的价值.这个价值甚至超过金代诗、词、赋及其它散体文学.
金代文化史研究格局给予史学研究的重视远远大于文学研究,这也说明了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存在的历史意义.骈文研究最有助于连接文学与史学,搭起一座相互贯通的桥梁.抛开学术专论文章和辞赋类审美文章,可以通过受到统治者特别关注的骈文来观察其在军事扩张、政权建设、仪礼完善目的下的文体功能实现状况.不管是客观发生的还是人为书写的,历史总是面向一些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主观行动所造就的.但在历史事实发生之前,以骈体文为主要形式的应用文章中包含着一部重要的“预历史”或者说“准历史”,这是不以历史客观规律为转移的,尚未为实践所落实和印证的“意愿史”.对这部意愿史,可以通过骈文研究的文学手段来进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在外部史料或内部线索的定位中,研究金代各体骈文的写作特色（如尊破、繁简、长短、工拙、浅深、修辞、隶事等）、文学价值与社会功能,实现一种“文史互证”.金代骈文实际上承载了汉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在精神、意志、观念、意愿等方面的交融对话功能.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能够得到更有高度的学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