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2000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第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统治者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那些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初期取得成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后,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怎么治也治不过来,它就完了.
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饭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思想.中国历史上对“”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作主”,所以有一句话“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但还是不足.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用上下级的关系、还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很强调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处理好,坐起船来很方便,处理不好,就掀起风浪,把船翻了.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是被统治者,是一个只是受动的客体.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思想总还要差一点.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到宋朝以后受到了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13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15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100多年,中国现在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回到60年以前延安窑洞里,当时黄炎培讲到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等用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所说的这条新路,正是从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那条道路.
黄炎培与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踬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也至今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这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赵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