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几乎每天都在创造奇迹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影像拍卖似乎有点儿闹中取静的意味.”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的甘学军写道,“它还没有被大的资金灌注而快速放大.所以我们有可能使它一开始就保持一份清新与矜持,使它能够相对从容地建立的标准,确立运行的原则,并从内容和形式上走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道路.”
“2010华辰影像秋拍”就耐心组织了两个专业的单元：“来自照相馆的照片”和反映摄影技术技法与艺术融合的“向摄影致敬”.
英国的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Terry Bent）认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举步维艰,未能得到大的进展,因为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都为外国人,那个时期的中国照片基本都流散于国外,加之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战乱,包括文化大革命,又摧毁了国内的很多影像资料,并割裂着中国摄影的历史.
经过细致的寻找、整理后会发现,这一段历史中,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它们不仅仅拍摄肖像,也记录了其时的世态和审美趣味,甚至承担了新闻事件报道的角色.
据徐婷婷《中国的照相馆》一文介绍：有记录可考的中国第一批照相馆,19世纪40年代落足于香港,由外国摄影师经营,顾客主要是来往于香港与广州的商人、外交人员、外国政府特派员、传教士以及士兵,主要拍摄外籍人士留影,以及将广州、香港等地的风俗与景观照片当做旅行纪念品销售.
这期间,最著名的有两家：香港“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Weed & Howard）和上海的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照相馆.前者的摄影师弥尔顿米勒注重拍出每个被摄者的神韵甚至性情,而桑德斯照相馆更喜欢乞丐、官人、小脚女人、抽的人等等呈现了“类型化”和概念化的“中国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印象.
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渐多,技术也与外国人不相上下,但风格差异同样明显.最著名的阿芳照相馆,约翰汤姆森（JohnThomson）称赞其“品位高雅”；而对于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汤姆森则虚构出了一位“阿红”（音译,A-Hung）,讥诮他为顾客涂抹过多的粉,为迷信而必须保证双耳齐全、只拍摄死板的正面姿势 .（参见约翰汤姆森的《香港摄影师》（Hong-kong Photographers）一书）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阿芳所拍摄的精美的香港、广州景物和人像与外国同行无异,让人反而感觉不到中国摄影师的独特之处,倒是那些被外国人讥笑为蹩脚同行们拍摄的照片,保存下了中国人对摄影的成见和中国人的照相馆最初的特色.”徐婷婷写道.
同时代,广东人梁时泰,从最初在香港经营照相馆到移师上海、天津,再到帮醇亲王奕、恭亲王奕、李鸿章等拍照,说明20世纪初,摄影已经进入了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照相馆的活动也从拍摄地方官、商贾过渡到了拍摄皇族以及优伶,无论是照相馆的背景设置或是道具与人物姿态的选择,都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浓的中国摄影审美意趣.
照相馆发展的顶峰是在民国时的上海――中国市民文化最繁荣的城市.这些照相馆在当时已经摆脱了从欧洲舶来的名片照或者单张蛋白照片的形式,虽然沿用着西洋柱廊背景,但中式园林的背景和道具的使用也逐渐多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受了当时一批摄影爱好者的影响.这些爱好者专注于拍摄市井百态和对中国文化的表达,使得照相馆也因应变化,比如,当时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就提出了“美化之结晶”“艺术化之照片”来招徕顾客.雪怀等大型照相馆也都有能力同时采用顺光、背景光、轮廓光等复杂光源拍摄从婚纱到家庭合影、仕女像等风格迥异的照片.
雪怀照相馆的老板林雪怀是著名影星胡蝶的前夫,王开曾为宋庆龄和孙中山拍照,鲁迅曾到春阳照相馆留影,中华照相馆曾为宋美龄和拍摄结婚照照相馆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新闻报道领域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由于照相制版在中国迟至1904年才出现,一般报馆也不具备摄影报道大型新闻事件的能力,所以,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照相馆承担了众多新闻事件的报道之责.包括：“庚子事变”；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全线车站、厂房、线路、机车、桥梁、隧道、涵洞等情况及通车庆典盛况；1929年,国民政府从北京碧云寺迎孙中山棺梓到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等等.
回到影像本身,这些老照相馆的照片也展现了早期便已发展成熟的摄影术,“技术之美”直到今天仍然足以打动人心,这也是“向摄影致敬”单元和其他一些珍贵的原版照片所要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