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日立卖掉了中国电视机工厂.这个最早进入中国的日本电视品牌,在中国的兴哀显得饶有意味.
“日立要退出中国电视市场”
听到这样的消息,30岁的陈伟与70岁的唐文合的第一反应,部是淡淡的一个字“哦.”
那句熟悉的“日立牌是HITACHI”的广告犹在耳边,而日立电视机,在2009年底被曝转卖其在中国的电视机生产线,此消息一度被理解为“日立从此退出中国市场”
其后,日立方面虽然声称媒体理解有洪,但也承认,电视业务江河日下,日立电视以后将只在日本国内生产,
对于陈伟与唐文合,一少一老的平静各有原因.陈伟是一名从出生就开始看日立电视的“80后”,作为日本经济研究者,他对日立的这一决策并不感到意外.
唐文合,则在国内主持生产了十几年日立电视机,亲眼见证了这个品牌的辉煌和没落,他早已见怪不怪.
日本电视的票证时代
在买那台电视机之前,北京人陈伟的家庭从未和日本发生过任何联系.
1980年,陈伟和那台电视机同时降临到这个家庭,当时能买到一台彩电,是值得大多数中国家庭值得夸耀的.这不仅象征着经济实力,更象征着社会地位.
当时月薪只有50多元的父亲,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托单位的一个“能人”弄到一张电视票,是进口的日立牌,500元“能人”的岳父在北京市委工作.
因为这次帮助,陈家连续八年的春节部去“能人”的岳父家拜年,拎着水果和茶叶,直到1988年老人去世.“能人”则早已出国,做起了赈卖中国家具的生意.
作为“80后”的第一批人,陈伟无疑是幸运的.不用像同龄人那样搬着凳子到邻居家蹭电视看.虽然这种幸运也极其有限,那台电视机是黑白的,而且只有3个频道：一套、二套和北京台.
在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这样一台电视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国家颁布的电视机行业技术考核标准中,一台售价五百元左右的国产黑白电视机只要能看1000小时不出故障,就算合格.没有哪家工厂能量产彩色电视机,都是采取手工焊接方式一台台“敲”出来的.同一家工厂制造的同一个型号的电视机,每一台的图像、色彩等视觉效果都不一样,人的高矮胖瘦都不同.
在短缺经济时代下,消费品供不应求.1979年,福建省进口了10万台日立彩色电视机,全部一售而空.而福建当时全省一年只能生产5万台电视机,全是黑白的.
迅速进入中国家庭的日立,正好赶上了八十年代初引进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这些港产经典从此和日立联系在一起.广告语“日立牌是HITACHI”,伴随着这些电视剧,一时脍炙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电视剧多带有民族情结,其中不乏反日情绪.播放它们的电视机却大多为日本血统.代表这个血统的,不仅是日立,还有索尼、松下、东芝、三洋,它们都在八十年代初期抢滩中国,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确,通过交易,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商机.
1980年12月13日,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在福州组建一家电视机工厂,名为“福建一日立”,日立公司出技术、没备,中方出厂房、辅助设备,总投资为360万元.日方股份占48％.
这是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也是第一家中外合资家电企业.其组建的艰难波折可想而知,关于这家工厂该不该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从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
“当时有些老领导坚决不同意,我也能理解.毕竟,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等”
唐文合那时候还是一个车间主任,远没有后来“董事长”、“总经理”、“全国劳动模范”之类的光环.作为当时福建电子设备厂的一名工程师,他被派至福日电视机厂担任总装配车问主任.“当时跟中国谈的不光有日立,还有索尼,还有一家什么来着,一共是三家.”
为何最后成功的是日立很简单.日立很爽快,承诺技术转让、帮助出口,专利费收取得还比较少――每台1000日元,约合当时的一百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厂里的工人很多都是大学生,学技术非常怏,”唐文合回忆,厂里的工人月薪当时仅35元,他的月薪是70元左右.“但只有上了日本人的流水线没备,我们才能摆脱作坊式的手工生产”
福日当时生产“福日”、“日立”两种品牌的电视机.一台“日立”彩电成本约600元,市场在一千元左右.只要出厂,马上一售而空.它可以承诺看1万小时不出现故障.
1982年,福日电视机厂已发展为年产20万台彩电、18万台黑白电视的国内第一家大厂,利润丰厚.
在这一年,唐文合本人就抱回家一台“日立”彩电,仅600元.那是一台经过极限测试的电视机,经受过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上100摄氏度的瞬间温差,按规定是不能对外出售的,只能以成本价处理给内部职工.“其实你们外行不明白,这样一台电视机是质量最好的.”
触发55位厂长集体上书
到1986年,唐文合已成为福日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减少付给日立公司的专利费.
“我跟日本人讲：凭什么一直收我们每台1000日元的专利费你们提供的技术都是那么多年前的,价值也随着时间削弱.爱迪生发明电灯伟大不但是他那个电灯在现在也是得被淘汰的.,”唐文合不无得意地回忆,最后日本人同意了,专利费下一年便减了50％,再一年减到了25％.
与“福日”同时,北京的“牡丹”,南京的“熊猫”,上海的“金星”先后引进了彩电生产线,并称为中国彩电行业的“四朵”.唐文合本人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称号.
日立与中国的合作,作用不止于此.
1984年3月,福建省55家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结果成了“诉苦会”.原因就在于：当时福日电视机厂的总经理发言,介绍了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和可观效益.
“他从前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确实很有能力,可我们自认为不比他差到哪去.”一位参会的厂长不服气地说：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止他们如何大展拳脚
经过讨论,与会的福建经委副主任起草了一封《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以55名厂长的名义直接送到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项南看后批示：直接在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请给我们“松绑”》引发了长达数月的跟踪报道,并被《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