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一回,诺贝尔文学奖出结果前一周,我恰巧在巴黎参加法国电视二台著名的‘新书对话’（Apostrophes）节目,主持人毕沃（Bernard Pivot）没放过追问机会：‘我知道瑞典学院很多事都是高度机密,但请你告诉我,这次到底是哪5位作家进入决选名单?’我的回应是,‘如果我告诉你了,我就别想回斯德哥尔摩了.’”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端坐在瑞典学院会议室专属于他的第16把椅子上,笑盈盈地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则小故事,并一再强调——“It's very very secret!”
1981年进入学院的谢尔已是老院士了,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他将专访定在5月10日（周四）下午3点,两小时后,他和其他院士就在这个地方讨论候选者名单——每周四下午5点开18院士的例会传统,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86年创立学院开始,至今已坚持了226年.
对全世界多数文学工作者而言,瑞典学院是一方神秘之地,甚至还散发着某种神圣气息.古老的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有七百多年历史的老城,紧邻诺贝尔博物馆,外面就是游人如织的露天广场.拐入鹅卵石小路,推开学院图书馆的厚重大门,一下便隔绝了室外喧嚣：肃穆沉静中,只听见那台仅容3人的木质旧电梯在老楼里上下的声音.
和这电梯一样颇有年头的,是18位终身任职的院士,他们精通英、法、德多门语言,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及专业语言学家.谢尔戏称,“我们这个俱乐部,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
曾考虑提名鲁迅,但被拒绝
会议室里,白色长桌边围着18把扶手镶金的蓝椅子,通常18位院士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中国人熟悉的汉学家马悦然,就坐在谢尔斜对面的第5把椅子上.
长桌一端有个托盘,盘中两只银杯,其中插有一支鹅毛笔.另一端的精美铜罐,是院士们的小“箱”,他们把意见——通常是“同意”或“不同意”——写在纸上,放进这个罐子,所有人投完票,打开罐子点票,多数人同意才算通过.
据谢尔介绍：“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二十来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
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近10 年来,你们特别关注的亚洲作家有哪些?”
“我们十分关注,但我不能给你任何作家的名字,即使是这200个提名同样是秘密,我只能向你保证,每位优秀作家都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您怎么看村上春树?他不仅在日本很红,现在可谓畅销全球.”
“是的,他在这里很有名,大部分作品被译成了瑞典语.不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了瑞典语,要知道,‘我们这个俱乐部’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日本文学,我有自己喜爱的中国作家,但不能告诉你名字,因为很可能与被提名者重合,那我就破规矩了.”
早在1986年瑞典学院建立200周年时,谢尔就出版了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情况的著作（中文版译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此次接受专访,他递给记者一本近年刚出版的英文小册子,这是他与院士斯图阿伦（Sture Allén）合著的《诺贝尔文学奖简介》（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能找到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至于书里没提的内容,那我也不能多说了.”
小册子里的“全球分配”这一章,有3位已故中国作家被提及：“1930年代前,瑞典学院并没收到多少来自亚洲国家的提名,学院自身也没发展起相应的报告系统（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的提名来自英国,且基于其本人的英译作品）.直到1936年学院谨慎地迈了一步,曾考虑提名中国作家鲁迅,但结果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尝试出现一则‘插曲’：鲁迅不仅拒绝了提名,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过多久,鲁迅去世.随后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准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等（此外,沈从文曾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
北岛就像特朗斯特罗姆的远亲
“院士里最有名的亚德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经常有些奇怪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但什么叫落后?出产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虽有院士对亚洲文学存在偏见,但谢尔表示,“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远自《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这位老院士是位诗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与同情,生动地呈现于《焚书》、《西安兵马俑》等诗作中.
《焚书》的创作基于谢尔对李贽其人其作的认识,“我曾读过一本讨论李贽的法文书,他所处的明朝,差不多是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代,李在当时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但他身上担子太重,要养活一家三十多口人,阻力重重,最终成了被压迫被禁止的受害者.我读他的作品,欣赏他的思想,我诗中‘写作时我轻跃如野兔/出击如猎鹰’,‘在头发的最尖端/他们再次立起庙宇’等意象都是受其作品的启发,我想借李贽在《焚书》中的思想说出：‘不要人云亦云/请怀疑我说的一切.’”
1980年代,谢尔曾两次造访中国,“见过艾青、丁玲、王蒙等多位中国老作家,1982年在上海和巴金聊了一个多小时,两年前（2010年11月）还参加了安徽黄山的诗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