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 ：巴金 《随想录》 《再思录》 《怀念二叔》
摘 要 ：巴金的《再思录》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但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怀念二叔》是巴金晚年转向的标志,是他投向现实的最后一瞥.
巴金《怀念二叔》一文作于1991年,是他晚年后《随想录》阶段的创作；最初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收人作者最后一个集子《再思录》.
《随想录》于1986年完成后,巴金依然关注着社会现实,并有意续写随想.作为与巴金晚年经常过往的老友,黄裳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巴金当时的情况说：“巴先生还好,我七天前去看过他,他什么都知道,包括风言风语.但他总觉得弄不出什么花样来,还是很平静的.等有新华社记者来访,他则以已停笔谢绝了发言.”(1987)“巴公仍如常.前天去看他,仍注意时局近事,这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确是不容易的.”(1987)“巴公很好,西湖归来重了几斤,精神也好,他说要写随想录续集,我当然加以鼓动,可见神气不错,还替他买了一部《左传》,说是要查一个典故云.”(1989)对于现实中的“风言风语”、“时局近事”,巴金不但难于释怀,而且简直是忧思满胸,精神稍好便要续写随想,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后《随想录》写作中,仍以个人经验反思历史,通过历史反思尽可能参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现实风云.
《再思录》是巴金《随想录》之后所有文字的总汇,它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如反思“”、怀念师友、回顾(总结)写作道路等.但与《随想录》不同的是,《再思录》对现实的思考更趋隐晦,同时,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也就是将《无题集》开始的对托尔斯泰晚年道德困境的思考引向深入.
1986年始,巴金着手整理编辑《巴金全集》,作为对写作生涯的总结,他写作了一批“解释旧作”的序跋；同时,由于已步入迟暮之秋,加之很多早年的师友相继离去,他又写下了多篇长短不一、充满人生总结味道的师友杂忆.1981年6月,巴金曾在《(序跋集)再序》中说：“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可以说是作者“总结”的成果,但二者的“总结”又有很大不同,前者借总结干预现实,是战斗的,仍有很多宣传的因素在,后者借总结检讨人生,是为提升人生的境界,宣传的色彩渐次褪去,是真正的充满依恋而又不得不谢幕的总结.遍览《再思录》文本,我们发现,巴金最后一篇带有较多宣传因素的作品是《怀念二叔》.
据文中曾提到托友人黄裳买《春秋左传》一事,并结合上文引述黄裳致友人信可知,巴金写作《怀念二叔》的想法产生于1989年,并且为此做了积极的材料准备.作者在文中深情忆起关于二叔的事,他的脾气、他的辩才、他的室名、他思想的开明,以及从他那里借读《说部丛书》等.文中特别谈到二叔给“我”和三哥讲解《左传》,以及讲解《聊斋席方平》一篇“春秋笔法”时拍案喊出“必讼”二字的情形.作者称自己不但从讲解中窥得文章奥妙,而且由此生发出二叔是他“讲真话”的老师.作者在行文最后似乎不经意引述了《左传》中崔杼的典故：“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作者接着议论道：“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一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等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太史尽死’”这段话中的“太史”正是巴金的自况,而为民族留下历史的“真的记忆”,拒绝对历史真相的无意遗忘,并揭穿有意的简化、遮蔽甚至歪曲(其结果是集体的被强制遗忘),这也正是巴金随想写作目的的夫子自道.“历史是抹杀不了的”,这是试图改写历史如崔杼者流应该明白的道理；“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这是整个民族集体的愿望和呼声,但它又往往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托词；保证历史真相不被抹杀、改写,阻止政治对历史的谋杀,还公众一个清白的历史记忆,这是“太史”(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即使执简以往,杀身殒命,也要前仆后继,讲出真话,记下实事.显然,崔杼的典故并非作者信手拈来,而是有意用之,1989年即买来《左传》查阅这则典故,可见,文章的构思与它紧密相关.通观全文,对典故的生发是这篇怀人散文的重心,而“怀念二叔”似乎成了展开议论的引子.如果说这篇随想有总结和宣传两种命意,那么,宣传的目的显然超过了对自我人格的探源式回溯,“必讼”与“必书”虽然是巴金得自于早年熏陶的人格精神,但它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现实意义,不但借此重申了讲真话的话题,而且触及了面对当政者的残暴,知识者如何自处与处世的问题.在这里,作者追求的自我形象不再是“”中只求自保的苟活者,也不再是“”后痛苦的反思者,而是历史记忆的执著而忠实的守护者,不畏强权恪尽职责的知识者.当然,作者的追求也是他对知识者群体的期许：一个知识分子要在岗位上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在做人、治学(写文章)中坚守“有骨气”的精神品格.毫无疑问,巴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绝非仅仅为了怀人说古,高扬古代士人的不屈气节,他的思考有着无法言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是对知识者人文责任的痛切呼唤.
从1978年12月写成《谈(望乡)》,到1998年底1999年初修改、续写《怀念振铎》一文止,巴金“”后的写作,也是他最后阶段的写作,前后持续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中,他完成了《随想录》和由他人编订的《再思录》,反思“”是两部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直到最后一篇随想《怀念振铎》仍复如此.但在《再思录》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却止于《怀念二叔》,此篇之后不再有直接谈论或者间接指向现实症候的作品,而此篇之前这类作品也为数寥寥.陈思和先生在《读(怀念振铎)》一文中曾说：“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曾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怀念振铎》正是作者人生和文学生涯“总结计划”的一部分,是继《怀念从文》后的第二篇此类作品.该文从1989年春动笔,“但不久社会风波动荡,他写了两千多字,再无心写下去,稿子被搁置一边.”而此时,作者虽搁置了《怀念振铎》,却积极地为写作《怀念二叔》查找典故,我想他是在“怀念二叔”中找到了介入板荡时局的切入点.显然,这篇随想是巴金晚年有意将写作由现实介入转向往事回顾之后,在时局刺激下对现实的再次眷顾.《怀念二叔》中有对历史细节的生动记述,回忆中作者感情深挚绵长,但那并非心平气和的现实关怀 又时时牵扯他从回忆中探出头来,向现实投去难以割舍的最后一瞥.但从总体看,《再思录》的主要部分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由《随想录》延续而来的对“”的反思自《怀念二叔》之后,也只能融入人生总结之中而失去了叙述的主体地位,作者的思考由对意识形态对抗的关注转向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整个社会想象力的建构.
体现在《再思录》中的作者的思想转折与1989年后中国思想文化状况不谋而合.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称：“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1989年这个喧哗与骚动的年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冷战结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终结了.这一巨变给中国国内思想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以资本主义为假想敌的部分变得毫无意义,思想文化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危害力量,于是,国内的意识形态宣传则集中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它对知识者自由思想的压抑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减弱.与此相对应,知识者以启蒙的方式对意识形态压抑的隐性对抗也日见式微.这首先因为压抑本身在减弱,并且在方式上趋于隐蔽,处身无物之阵或者准“无的放矢”情境的结果必然是行为动力的逐步衰竭；其次,1989年的动荡不能不给知识者的启蒙热情以深的影响；再次,在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知识生产裂变为商业化和专业化两种取向,知识者或者径直以知识易米,或者自甘以知识生产为业,知识生产的价值追求只能位居次要,甚至无从谈起.汪晖在描述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状况时说：“1989年以后,国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等职业化的进程和学院化的取向逐渐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从基本的方面看,80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知识转向主要表现在知识界的知识兴趣由热衷西方思潮的价值移植向热衷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转变,由“西学”而所谓“国学”复兴,由“西化”而阐扬反对文化中心(殖民)主义的“本土化”.当然,巴金已没有精力或没有兴趣对当时的思想文化走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写作.在《再思录》中,他基本放弃了意识形态对抗性的话语实践,这一点暗合于上述的十年代思想文化转向.但是,必须指出,他并未放弃知识者的启蒙立场,他的启蒙追求与当时的去启蒙思潮有着很大不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巴金在《再思录》写作中似乎远离了现实问题,专心做着个人的总结,但实际上是对现实更深层次的介入.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引文分别自黄裳1987年4月14日致杨苡信、1987年7月20日致姜德明信、1989年12月12日致杨苡信,见《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第150页、第114页.
②巴金：《(序跋集)再序》,《随想录》(合订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4页.
③巴金：《怀念二叔》,《再思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④《怀念振铎》一文动笔于1989年春,到1999年初虽经修改、续写,但终未竟稿.参见陈思和《读(怀念振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
⑤陈思和：《读(怀念振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
⑥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第42页.
⑦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