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对于土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障碍.本文对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研究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综述.
关 键 词 ：土地资源 约束 经济增长 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Stieglitz（1974）研究了自然资本（即自然资源）怎样限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并认为技术进步和人造资本可以对自然资本进行替代,这种替代有利于减弱自然资本的限制；Nordhaus（1992）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将自然资源作为变量,纳入到索洛模型中,构建了有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与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比较,测算出美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得出在能源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要比在能源充足的情况下要低的结论；Bruvoll、Glomsroda、Vennen（1999）使用动态的CGE模型,来模拟由于环境阻尼引起的挪威福利的损失情况；并认为环境阻尼是环境约束而使社会所付出的社会成本；Romer（2001）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并建立了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考察了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阻力；Copeland和Taylor（2003）分别分析了土地和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认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程度,提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土地来促进经济增长；Brock和Taylor（2004）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四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经济增长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研究较少,大部分都停留在对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讨论上,而进一步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限制程度的大小的研究很少.
二、国内文献综述
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关于概念的综述
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是采用“增长尾效”、“增长阻尼”或者是“增长阻力”,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学者们在翻译“Growth drag”时,采用了不同的词语罢了.薛俊波（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雷鸣（2007）、庞亮（2010）、王家庭（2010）等均使用了“增长尾效”这一词；杨杨（2008）、曾伟（2012）、万永坤等（2012）等均使用了“增长阻尼”这一词；王学渊等（2008）、李文杰等（2010）、李娟等（2011）均使用了“增长阻力”这一词.这些词只是在叫法上不同,它们的内涵都是一致的,都表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导致经济增长降低的现象,在数值上等于“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
然而,杨杨（2007）认为,用“阻尼”一词比用“尾效”一词更贴切,因为“尾效” 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毕的作用,其在后续阶段还会继续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了杨杨的研究成果,将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定义为“增长阻尼”.
(二)关于增长模型的综述
在模型的使用上,专家学者们也持不一样的观点,增长模型的采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使用索洛模型的变形形式作为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有些学者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或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余江（2006）利用该模型,考查了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且假定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率为一常数；段东平（2010）、王伟同（2012）分别将水土资源和能源纳入C―D生产函数中,测算了水土资源和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
谢书玲等（2005）、万永坤等（2012）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引入C―D生产函数中,分别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和北京市经济的“增长尾效”或“增长阻尼”.
有些学者专门将土地资源作为变量,纳入C―D生产函数中,分析并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薛俊波（2004）、崔云（2007）、曹中强（2008）、葛杨等（2010）、李文杰等（2010）分别研究了不同区域的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杨杨等（2007）、罗黎平（2011）、万永坤等（2012）认为土地资源的增长率并不为零,而是为一常数.其中,杨杨等（2007）、万永坤等（2012）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未利用土地会被逐渐的利用,导致土地增长率并不为零；罗黎平（2011）认为由于土地的虚拟增长和土地的集约利用,导致土地的增长率不为零.
2、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或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作为增长模型,测算土地对经济的“增长阻尼”
杨杨（2008）采用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土地资源对中国各省市经济的“增长阻尼”；李娟（2011）基于多要素二级CES生产函数分别构建了有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和无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测算出土地资源的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力；张琳等（2011）、曾伟（2012）分别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和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
3.使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的“增长尾效”
王海建（1999）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将耗竭性资源纳入模型中,构建了R&D增长模型,但缺乏实证分析；于渤等（2006）将能源耗竭和污染治理纳入模型,构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模型；杨新梅（2010）在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水土资源要素,利用汉米尔顿函数,并根据增长尾效的概念,测算出中部地区水土资源的“尾效”；刘耀林等（2011）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源环境作为变量,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并依据平衡增长解求出资源环境的“增长尾效”. 4、增长模型综述小结
由上述增长模型综述可知,增长模型主要来源于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以及内生增长模型的变形.其中,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都假定技术为外生,且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此外,内生增长模型重在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重在考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关于变量含义界定的综述
在研究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关系的时候,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物质资本）、社会从业人员（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数量.在前三个变量中,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但对于土地资源数量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谢书玲等（2005）将耕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土地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刘雄兵（2010）将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对武汉市经济的“增长尾效”；
李娟等（2011）、万永坤等（2012）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张琳（2011）采用已经利用了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杨杨（2008）则是采用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数量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薛俊波等（2004）、余江（2006）、崔云（2007）、曹中强（2008）、聂华林等（2011）将耕地、林业用地面积和可利用草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刘耀彬、陈斐（2007）将耕地面积、林业用地面积、可利用草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表示土地资源总量；李文杰等（2008）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作为土地资源数量的总和；段东平等（2010）将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园地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庞亮（2010）选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投入量.
众多学者之所以会对土地资源总量的界定持不同观点,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对土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糊不清以及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认为,只要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有作用或者有影响,都可以将其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本文将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总量作为模型的变量.
三、关于研究展望的综述
薛俊波（2004）认为他测算的结果更适用于第一产业的情况,而将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草地三者之和代替整个土地资源的数量较为粗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杨杨（2008）认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应分别考虑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作用；曹中强（2008）认为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作用要比土地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大,因此,应分别计算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阻力；罗黎平（2011）虽然提出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会导致土地增长率不再为零,但是没有用实证分析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增长率.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展望来看,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特别是不同的土地资源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另外,从学者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缺乏理论上的统一认识,才导致各学者的分析结果迥异.另外,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甚至还会出现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伪命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土地资源根本不存在对经济的约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