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文章摘 要 】
桥梁的修建可分为官修、官督民修与民修三种方式,但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明代前期,官府主修桥梁,费用来源于地方税收.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财政出现了危机,便与民间合修桥梁.晚晴以后,绅商一体,基层社会自治,商会组织承担修建桥梁的任务.
【关 键 词 】
明清桥梁；修建方式；绅商一体；基层自治；商会组织
近些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桥梁的相关问题.明清桥梁社会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但大都依附于地方公共事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桥梁的修建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
官府主修桥梁的方面,张艳芳在《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中分析了明代官府组织力量修葺那些处于驿路干线的桥梁,许多重要的桥梁还要邻近府县的配合才可完成.同时,修建桥梁都要经过上级主管官员的批准.官修桥梁的费用来源于政府出资和官员捐修,维护桥梁的费用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征敛和收税.另外,卫所官兵也承担桥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任务.吴小凤在《明代广西交通建设述略》绍了明代广西的水陆交通得到很大的发展,地方官府十分注重桥梁的建设,修造了许多跨越大江大河的桥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于宝航在《明代路桥修造的组织管理与资金来源》中强调了桥梁修建的主体广泛,皇帝、皇后、尚书、知府、县丞等都参与其中,而国家制度明确规定地方官员负责桥梁的修造,官员修桥大都是出于职责或是仁政的思想,路桥修造的费用分成公帑、自捐、摊派等三类,而摊派就是官府采取命令的手段,强迫百姓出资修建桥梁,官府的主导力量很是强大.
官督民修桥梁的方面,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福建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政府的职能趋于萎缩,便逐渐把修造桥梁等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族集团.王日根在《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中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常常因财政困难而慢慢减少了相应的开支,把兴办桥梁等公共事业的费用推给了义田,义田多是由民间捐助,地方政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趋于间接化.
张俊在《清代两湖地区的桥梁与渡口》中论述了清代民间修建津梁占了主导地位,而绅士和耆民则处于中心地位.民修毕竟是个人行为,需要捐资者的族人、后裔长久地维护.官府仍然起着重要的监督、管理作用,与民修构成了互补性的维修体系.程森在《生态、交通与县际纷争――以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为中心》中注意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协调关系,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是由民间出资的,而官府则是负责管理督修.徐建青在《清前期的公共事业经费》中提及,清代前期民间捐修桥梁的数量增多,民间捐资者主要有商人、士绅、寺僧、家族等.政府非常鼓励此种“善举”,并给予奖励.桥梁的经费来源：动用官帑,民间捐输.衷海燕在《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中突出了清代中田镇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的密切联系,乡绅、望族通过修建桥梁等,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民间主修桥梁方面,郑振满在《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福建省利>研究》中阐述了清代后期福建修建桥梁的经费来自厘金,许多商人成为了绅士,促成了绅商一体化,从而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张仲礼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探究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重要地位,太平天国以后,绅士与政府的关系疏远起来,政府的职责由绅士取而代之.张研等《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以安徽基层社会为视角,19世纪中期及其以后,安徽的基层社会发生转变,上层政权的力量减弱,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大大增强,双重统治格局逐渐演变为基层社会的“单一统治”.王景龙在《晚晴时期湖南慈善事业研究（1840―1911）》中了探讨了湖南的善堂、善会修建桥梁的责任.早期的善堂、善会是官办性质的,太平天国前后,士绅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他们兴办善会,并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仲兆宏在《晚晴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中指出,宗族士绅们主持、出资或募集资金修建地方桥梁,承担了地方官员的某些职能.晚晴常州掌控地方社会,实行地方自治,公共事业由绅办转为商会,商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综上所述,明代前期,修建桥梁以官修为主,并委派专职人员进行维护管理,所需费用来源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卫所官兵在桥梁的修建、捐修以及管理等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中后期及其以后,地方财政出现了危机,便把修建桥梁等公共事务渐渐移交给了民间,设置了义田,商人和士绅的地位有了大大的提高.
清代以后,商人、绅士、家族捐修桥梁的数量越来越多,民间修建桥梁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而官府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监督、管理的作用.晚晴以后,许多商人获得了绅士的身份,绅商成为了一体,逐渐脱离了上层政权的控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官办性质的善堂、善会被士绅兴办的善会所取代,新兴的商会承担起了创办公共事业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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