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按：导演宁才说：“我要拍这部影片的原因是,1986年我在锡林郭勒草原拍电影时看到那里水草丰美,景色如画,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等我再来到这片草原时,看到草原退化严重,心里很难过.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我清楚地记得,看电影那天,来自阿拉善草原的蒙古族才女娜仁花坐在我的身旁.几乎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她都在啜泣.我完全理解她.与锡林郭勒草原相比,她的家乡阿拉善草原的局面,更加严峻.
现在,当我们看过卡梅隆的《阿凡达》,当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受到雾霾袭击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更深的感触.
尽管电影《季风中的马》在艺术处理和导演手法方面存在许许多多的缺憾,却仍然用电影语言勾勒出一幅当代社会“文明（civilization）扫荡文化（culture）”的图景,却仍然让我这样一个曾亲眼看着一个鲜活的文化被碾碎在文明的推土机下的人,感到心底的颤抖,却仍然让我那已经几乎麻木的心,又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刺痛.
我于1967年下乡到位于中蒙边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1978年通过参加高考离开生产队,在牧区生活了11年,其间一直没有离开牧业.
我下乡时的额仁高比公社距离旗政府所在地（县城）150公里,距离锡林浩特市（地区首府）400公里,属于全内蒙古最闭塞、最落后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古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东乌珠穆沁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而额仁高比公社又是几乎唯一一个较完整地保持了老东乌旗特点的公社.或者说,它是全内蒙古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现代文明侵袭的公社.
11年中,我亲眼目睹了千年历史铸就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绚丽多彩,亲身经历了草原上那种无忧无虑、节奏缓慢的生活,亲身感受了草原牧民那种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平和心态,直接体验了草原人的民风淳朴和心地单纯,直接受惠于草原牧民的宽广心胸和悲悯情怀.
从北京到草原,11年后又从草原回到北京,巨大的反差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被“市场原则”主导的现代生活与被“快乐原则”主导的草原生活,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作为一名马倌,我经常为了寻找丢失的马匹而外出,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那时,我并没有在身上带钱的习惯,总是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喝到哪儿,住到哪儿,玩到哪儿.一年夏天,一个年轻的“马父亲”（公马,我们称为“儿马”）在蚊子的袭击下,带着自己的家族二十几匹马跑丢了.我带着轮流换骑的两匹马,一路寻访,最后从几百里以外的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扎鲁特旗将这些马找了回来,往返行程十多天,一路吃喝玩乐,身上却没有一分钱.
我到内蒙古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蒙文发音是“浑耐额很阿莫日贵”）.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本能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她在方方面面给予我许多呵护和照顾.
在我们大队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60几户、200多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非常丰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69年冬天的大雪灾.我们大队所在的额仁草原（即小说《狼图腾》中所说的“额仑草原”）,是全内蒙古最好的天然草场之一.在这场雪灾中,南部一些旗县的牲畜几乎死绝.额仁草原以自己宽广的胸怀迎接了来自东乌旗其他公社的牧民和牲畜,迎接了来自阿巴嘎旗和东苏旗的牧民和牲畜.尽管这一年冬天我们大队的牲畜最后因为草场被吃光而死掉了一半,牧民们并没有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而将前来避灾的客人拒之门外,不仅没有拒之门外,而且为这些难得一聚的远方朋友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不同公社、不同旗县的牧民们,在额仁草原上举行了一场长达月余的“冬季那达慕”,度过了一个狂欢节式的冬天.牧民们这种“快乐胜于财富”的心态,那些生活在市场原则支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
近年来,经常有旅游者深入草原腹地,也有人在旅游归来后对草原的景色赞叹不已.这些赞叹并不能抹平我内心深处的伤感.我清楚地知道,我曾经见到过的内蒙古草原景观,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已经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那些绵延数里、数以千计的成群黄羊,那些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旱獭,那些雨后突然成片冒出的白蘑菇,已经永远地消失了.那种“身无分文、走州过县、吃喝玩乐”的人文景观,那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风人情,已经成为远去的回忆.
今天,“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人类关切的问题.既然动物和植物需要“多样性”,“文化”就不需要“多样性”吗?人类已经认识到,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能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那么,对“文化多样性”破坏的结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