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王瑶先生在上海一家医院停止了呼吸.消息传开,震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子,还有外国友人.王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
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县道备村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等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从此开始了他在文学学术园地的耕耘.先搞中古文学研究,以《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奠定了他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转到现代文学上,写出了分为上下两卷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引起轰动.在鲁迅研究上,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瑶先生把学术文章分为四种境界.一曰有口皆碑,成为定论,二曰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三曰虽有偏颇,不乏创见,最不好的是人云亦云,空话连篇.王先生这话,是就所有学术文章说的.笔者认为,成功的学术研究有三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就研究课题说,既是开拓者,又写出“最后的著作”.“最后的著作”,指其研究成果以后没有人能够明显超过,其著作带有为研究对象做“盖棺论定”之意,并非出版物上的“最后”.第二等的境界,是或为开拓者,或写出“最后的著作”,二者取其一,即可达到.第三等的境界,是既非开拓者,其著作尚难视作“最后的著作”,但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先生所说第一种境界“有口皆碑”,我以为就包括了这三种.
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成就,是不能离开这三种境界、特别是前两种的.
一、
王瑶先生走上中古文学研究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跟导师朱自清先生的研究方向有关.朱自清以诗和散文名世,其所作《背影》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脍炙人口,为不朽名篇.一九三一年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第二年返国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王先生一九三四年九月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朱先生正开设《陶渊明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等课程.后来朱先生又要王瑶做他的研究助手.这无疑为王先生选择学术道路预设了条件.
“中古”一语,来自何人,我不知道,但记得刘师培著有《中国中古文学史》,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五十年代中期再版过.所谓“中古”,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时间.那是秦汉以来中国第一个“乱世”,从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时人们最重财阀门第,豪强势力割据一方.对中国士人(即知识分子)来说,那也是一个特殊时期.那一时期,中国士人的自我意识大大苏醒,他们想为国家社稷做事,可是报效无门,国家没有一个权威政府.他们想通过写作表现自我,可是不能畅所欲言.他们要张扬个性,可是受到豪强势力的抑制.豪强势力需要的是为他做事、听命于他的工具式的文人,帮闲或帮忙,可是文人不满足那个地位,那种身份.动乱时代常常会出现许多有才能的人,可是才能不能尽其用.那时的文艺思潮,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他们没有政治地位,说话没有人听,还常常招惹是非.中国的文学,从产生起,几乎一直是政治的附庸,为统治阶级做教化之用,这一特点,即在乱世,也没有多大改变.当时文人和整个社会处在对立状态之中.控制和被控制、要你做工具和不愿充当工具的斗争,贯穿在整个中古时代.文人想挣脱这一命运,可是很难办到,为了求得一个较好的处境,他们采取了种种反抗措施.积极一点的,是进行抗争,结果许多人惨死在豪强势力的屠刀之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消极的反抗,便是以酒陶醉,或隐入山林,“竹林七贤”是这类人的典型,而晋宋之间的陶渊明,更成了“隐逸诗人之宗”(《诗品》).服药,也是抗争之一法,不过还有延长生命的考量.人们的生命意识是跟自我意识同时苏醒的.《文人与酒》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王瑶文集》第1卷,第161页)
这就是中古时代中国文人的基本状况,也正是王瑶先生所要研究的族群.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读过,但没有完全读懂,只记得主要说作家作品,文字极简练,多是四字一句.王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彻底摆脱了前人的框框,更摆脱了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框框,而且他似乎对刘师培此书并不以为意,在后来跟人谈起前人对中古文学的研究来,没有把刘著算在内.他是从全方位展开对中古文学的研究的.首先从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入手,探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然后转入对当时社会思潮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哲学的诠释,观察面由大而小,逐渐把笔墨集中到文人的生活和写作上.他深入到文人的心灵深处,做仔细的解剖.阮籍、嵇康是两个有名人物.《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予世事,遂畅饮为常.”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但“(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王先生引述到此,议论道:“则嵇康也够谨慎的了,但仍不免于祸,一定要像阮嗣宗样地至慎,才能苟免,这处境也真太困难了.”(《王瑶文集》第1卷,第201页)文学是人心灵的表现.只有对人做全面的研究,对整个社会、整个时全面的研究,这样梳理出来的文学,才是真实可信的.这不仅仅是对文学的解读,也是对时代和整个社会的解读.
陶渊明是中古文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王瑶先生用力最多的一位中古诗人,他不仅为陶作编注,而且写了好多篇文章,还有大量笔记.陶渊明的几篇经典作品,如《归园田居》《饮酒二十首》《桃花源诗并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王先生均有鉴赏文字.兹录《归去来兮辞》一则,以见一斑:
此文历代选家评家,备致赞扬之辞,无待赘述.名曰辞,祖尚《楚辞》也.辞以抒怀为主,与赋之重铺陈者异,两汉以来,作者日稀,太史公《屈贾列传》言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知二者递变之迹也.此文较《离骚》简约真实,所言皆切身真境,而语不枯淡,欧阳永叔尊为晋文之冠,是矣.观序,将出仕之经过及痛苦,忠实道出,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初仕为生计所迫,只望一稔即归,而结果仅八十余日,其情可知矣.文中前半述归时之事,后半述归后之情,以田园启始,以乐天结终,将各层逐渐写出.“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活写出脱樊之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游(游,《陶渊明集》作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四句写自然之景色,以兴起以下田园生活之叙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由此之感而引起以下其人生态度之确定.结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人生至此,已与宇宙合一矣.(《王瑶文集》第2卷,第395页)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重版后记》中说到鲁迅有关论述对他的深刻影响:“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刻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等”(《王瑶文集》第1卷,第10页)这样的话,王先生说过不止一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头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等”(《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501页)这一思想确实贯穿在王瑶这本《中古文学史论》里.第一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是写那时政治状况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重要.先说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接着说,在“这些割据的军阀中,有许多即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把文士跟政治联系了起来.文士有几种,一种来自民间,始终保持了民间的本色,一种是文士与权势者合而为一,具有双重身份,曹氏父子是最突出的一例,再一种,是文士而又.前两种是主要的,那一时期所发生的跟文士有关的重大事件,都在这两种人之间.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到许多文士,却不说自己一家,有人说这是曹丕“自谦”,王先生明确指出,不是“自谦”,是“自尊”.“‘建安七子’都是曹氏的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是属于同一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的.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以魏太子之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批评得失的,这自然不便轮到曹氏自己.曹植《与杨德祖书》中,于叙述王粲、陈琳诸文人后,即接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种口气正是《典论论文》的口气.”(《王瑶文集》第1卷,第39页)地位不同,等级森严,正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王先生研究中古文学,是站在当时人类文化背景方面看的,视野开阔,高屋建瓴.《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开头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它的开始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与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一面是‘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一切的观点和理论,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表现或暗示的.如果生硬地给一个批评者以什么主义的头衔,像近代的西洋文学批评家一样,一定会感到不适合的.”(《王瑶文集》第1卷,第105页)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属于语录式,不成系统.成系统的文论著作,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代表作,除曹丕的《典论论文》外,还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如果说《典论论文》是代表汉末以来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应用,则陆机《文赋》正是魏晋玄学的思想表现于文学上的理论.所以大体上说,陆机《文赋》可以代表魏晋人对于文学的一般看法.”(《王瑶文集》第1卷,第86页)对《文心雕龙》和《诗品》,作者以“卓绝一世”作评,说“卓绝一世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皆产生于此时,实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灿烂时期.其中大部分虽仍是继续着魏晋时所提出诸问题的阐发,但显明地已经由略趋详,由疏趋密了等”(《王瑶文集》第1卷,第100页)在《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一文里,作者特别指出:“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正如同中国的哲学,是和当时的政治思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等”(《王瑶文集》第1卷,第107页)
在编注《陶渊明集》上,王先生同样受到鲁迅的影响.范宁先生在《昭琛二三事》写到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陶渊明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范宁在回忆中说:“我们对于作‘见’还是作‘望’,反复商讨论证,觉得晋人胸襟旷达作‘见’似乎好些,但一想到他曾说‘世短意长多,斯人乐久生’,‘亦泉给我饮,园丘足我粮’,传说‘赤黄之水’,‘园丘之粮’,饮吃过后,可以不老长寿,又觉得‘见’当作‘望’等我们为一个字一句话争论不休,耗费精力等解放后,他编注的《陶渊明集》只简单地注明说,‘望南山’一作‘见南山’,非.没有做详细的论证.鲁迅先生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太久了.’原来这个‘飘逸’的形象不是陶渊明的本来面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6页)这里表现了作者对鲁迅的崇敬,也为日后研究鲁迅埋下了伏笔.
尽管受到鲁迅的很大影响――在那个时代,不受鲁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交代的――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仍有他很大的独创性.程千帆在《念昭琛》中说:“等这种效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思路和方法,还有朱佩弦先生‘亲承音旨’式的指导,如作者自己在本书的《重版题记》中所指出的,就使得昭琛的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我们只要拿先于此书的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倒要算好的’刘申叔所撰《中国中古文学史》和后于此书的作者自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中古文学史论》来对照着看,其中的异同得失、消息脉络就不难看出.”用王瑶先生为学术文章所定四境界来看,这部书当得第一境界:“有口皆碑,成为定论.”
二、
王瑶夫人杜女士在《王瑶年表》“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条中写道:“先生对涉及近代文学的《新文学研究》和习作课没有开班表示不满,但对清华的学风是满意的.先生认为应在生活中主动地寻找求知的途径,从自己努力学习中获得知识.”这条记载可能被一些人忽略过去,其实有重要意义.这一条至少表明,王瑶先生对近现代文学更有研究的兴趣.从年表中还可以知道,王瑶先生是很关心所处时代的政治风云的,从上中学起,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学潮,曾两次被捕入狱,一次还上了铁镣.一九三六年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都有评骘.他不是那种“关门读书”的人.这样,王瑶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从中古文学转到现代文学,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王瑶先生转入现代文学研究,更是时代的要求.王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初版自序》中说:“本书是著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等现在坊间还没有这种性质的书,教这门功课的人都感到很吃力,清华添设此课略早,到‘高教会议’以后,著者即不断接到各大学友人的来函,索取讲义或讲授大纲之类,但清华没有印刷讲义设备,著者只自存原稿一份,因此不仅对索取者无法应命,而且写成后也无法送请各方指正,再加修改等现在正是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为了便于同学们的学习和爱好新文学的人们的参考,这书虽然还只能说是一部草稿,著者仍然愿意把它印出来等”(《王瑶文集》第3卷,第30―31页)据范宁先生回忆,王先生在写作时,从学校图书馆,从个人处,找来许多新文学作品,悉数阅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十分勤奋,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花落花开只写作”(《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7页),以致后来学校领导批评他只顾业务,不关心政治.
中国文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即跟政治,跟国家大事密切相关,成了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文学”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学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品种,正如书中所说:“一般说,‘革命文学’并不表示什么新的意义,因为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就表现革命文学的传统,或者说是新主义革命的文学,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因为从开始起,新文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主义的革命思想.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主义的理解是日益清楚而彻底了,但即在开始,那战斗的精神也是鲜明而坚强的.凡是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而且能稍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无论创作或论文,都是思想性和斗争性很强的作品等”(《王瑶文集》第3卷,第96―97页)这样,“‘五四’革命文学传统”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关 键 词 .王先生这部书,可以说是以“‘五四’革命文学传统”为纲,叙述文学的发展过程的.全书除《绪论》外,由四编、二十章构成.第一编写五四文学革命,第二编写“左联十年”,第三编写抗战前期,截至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第四编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间的文学.在每一编,大体先做综合性论述,然后分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块分别论述.
既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跟整个革命事业紧密结合,难以分开,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就不能脱离开中国革命事业的大背景.本书即是这样做的.如在第一编第三章《成长中的小说》中说:“鲁迅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以前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充溢着改革社会的愿望和战斗热情”,“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过当时一般作家的成就”(《王瑶文集》第3卷,第134页).在第二编谈茅盾的小说,说“正是这一变革现实的要求和个人主义灵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他们必然会遇到的悲剧命运.这一矛盾在《蚀》中得到了正确的和具体生动的表现,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得出这一矛盾如不解决,知识分子必将一事无成的正确结论”(《王瑶文集》第3卷,第281页).对茅盾的《子夜》,王先生说:“《子夜》的成功首先是由于作者丰富的经历和见闻,实际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又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有助于揭示作品所概括的广阔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王瑶文集》第3卷,第286页)赵树理是在《讲话》发表以后从抗日根据地崛起的一位作家,是根据地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赵树理在建国以前的作品,都是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天地.作者引用周扬等人对赵树理的评价,分析了赵树理的创作特色和杰出成就.王先生在评述其成就时,强调了“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成功,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是因为他能够比较深入地实践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的缘故”(《王瑶文集》第4卷,第300页).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或说党性立场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各种文学现象,看待作家和作品,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这部《新文学史稿》的最大特色.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文学》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王先生对这段话十分赞赏,说:“鲁迅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他的思想的深度是远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水平的.”(《王瑶文集》第3卷,第204页)但这部《文学史》所论,并不限于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是把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放在重要地位来评价的,只要作品的思想内容健康,就都在王先生的论述之中.事实上,作家对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亲身参加了革命,他是以革命者的身份从事创作的,于革命事业,有的倾向于革命,所描写的也是革命生活的某一方面,但作家自己并未能走进革命队伍里,还有人站在一边观看,却不小心被拉进漩涡中去,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开革命.如对“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作品,中国诗歌会的作品,都做了中肯的评价.巴金的小说,老舍的小说,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先生在书中也都做了充分的论述.在第四编,作者热情赞颂了工农兵诗歌创作活动,是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中第一次论及工农兵创作的.对既不是革命者也非反动派的作家,本书论述不多,这是由时代决定的,责任不在作者.这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史》.
人们都知道,中国文学从诞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亦复如此.新文学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在五四的号声仍在继续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流派,即创造社.对这个流派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王瑶先生从实际出发,高度肯定了创造社成员、特别是郭沫若等人的创作成就和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在肯定了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态度和创作方向的主流”一句之后,王先生接着说:“即作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他们的作品一般地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这主要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样的‘现代中国’,他们‘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因此他们不能没有革命的要求,因此那浪漫主义的情绪就必然会表现为现实的反抗和对理想的憧憬,而那‘理想’又一定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致的.”(《王瑶文集》第3卷,第91页)随后,王先生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一并作为中国“文学态度和创作方法的主流”,说它是“从新文学的开始”就有的.提出我们的创作方法应该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在一九五八年,王瑶先生在这本书中已经说了相似的意思,这表现了他眼光的敏锐.
如同在中古文学研究中重视理论一样,在这部《史稿》中,王瑶先生对理论批评的意义、思想斗争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篇幅来论述,强调新文学是在斗争中成长的.“‘文学革命’的旗子竖起以后,一时并没有人出来反对,旧文人好像‘漠然无睹’或‘不屑与辩’的样子,这使提倡者不免有寂寞之感.”(《王瑶文集》第3卷,第70页)但这是暂时的.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对新文学的种种反对之声就陆续发出来了.先有“刘师培、黄侃等办的《国故》”以及林纾等人对文学革命的几位领袖人物进行谩骂,“一九二二年一月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以胡先、梅光迪、吴宓等为主,写了很多攻击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文章”(《王瑶文集》第3卷,第73页),从此展开了严肃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随着革命的进展和各革命时期任务的不同,这种斗争不断发生,书中都做了具体描绘.“两个口号”之争,王先生是放在《文艺界团结运动》一节论述的.书中说:“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于‘一二九’运动之后,‘西安事变’之前,正当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全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而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际.这时国内阶级关系和党的政策都处于发生重大变动的转折关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产生分歧是并不奇怪的.尽管如此,争论的双方对于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文艺的任务是‘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等重大问题,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等”(《王瑶文集》第3卷,第239页)“两个口号”之争是个敏感问题,王先生的论述策略是正确的,论述内容也是比较适中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王瑶先生这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仅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带有“最后的著作”的性质.时间过去了将近六十年,它的论述,它所做出的大部分结论,在今天,仍然站得住脚.尤其是这部《史稿》的架构,成了从那时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铁打不动的固定模式,没有人能够“突破”它.这部《史稿》在作品和作家分析上、评价上,也为后人做出了范例.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中国比较文学开拓者之一贾植芳说:“一九五二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一部卓然成家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从1950年起,我到高等学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因此,王先生的这部专著,也成为我所欢迎的严肃的学术读物之一.王瑶先生这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而且作为一家之言,它以其开阔的文化视野、翔实丰富的史料、具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见解等特色,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不但受到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好评,普遍地被采用为大专学校的专业教材,而且也引起国外汉学家的瞩目,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期,它就有了日译本.近些年来,我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不少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学者,他们大都是通过王瑶先生的这部专著,开拓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事业.我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成绩卓著的学者.”(《王瑶先生纪念集》,第58―59页)
笔者最初的一点文学知识,这部《史稿》是来源之一.一九五一年笔者上初中二年级,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以群著《文学底基础知识》,利用课余时间,基本上将全书抄了下来,订成一个本子.说基本上,是有些例子没有抄.从那时起,就知道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也就在那个时候,从课堂上学到了鲁迅的《读书杂谈》,他说:“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等”(《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442页)知道了读文学史的重要,于是就期盼着这么一本书出现.一九五二年我因病退学,病好后在故乡当了教员.从报纸上看到王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出版,及时向北京的新华书店邮购回来.以后读文学作品,就按照书中所写,有计划地读,凡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的,便不读,省却了许多麻烦.
三、
王瑶先生在鲁迅研究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者,必须同时用很大精力研究鲁迅.鲁迅不仅吹响了现代文学的第一声号角,而且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中流砥柱,在他逝世以后,他的精神,他所体现的方向,又如影随形地跟文学事业同步前进.他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跟研究鲁迅是同一回事,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正如王先生在《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中所说:“鲁迅,从他的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的,他一面揭发着社会丑恶的一面,一面也表现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战斗热情,在这二者的统一上,不只他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出了当时的作家,就在思想性的强度上也远远走在了当时的前面,当作文化革命的旗帜,三十年来多少进步的作家都是追踪着他的足迹前进的.”(《王瑶文集》第6卷,第89页)
王瑶先生有关鲁迅的论文,收在两本集子里,一本是《鲁迅与中国文学》,一本是《鲁迅作品论集》.
这里着重说三个问题.
在鲁迅思想研究上,自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出版以后,瞿秋白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有关鲁迅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论述,几乎成了鲁迅思想转变的最终结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人们只在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或契机上发生争论.王先生却没有遵照瞿秋白的说法,而说鲁迅前期是革命主义者.王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写的《论〈野草〉》中说:“等我们都为鲁迅先生后期思想的到达共产主义高峰而欢欣,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正是与他所经历的思想矛盾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分不开的,而《野草》一书就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他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给我们预示了那种向前跃进的脉络,这对于我们是尤其珍贵的.由革命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应该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典范等”(《王瑶文集》第6卷,第293页)即他用由革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取代了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过了二十年,一九八一年,王先生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写了《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在这篇文章里,王先生依然用革命主义指称鲁迅,说“鲁迅是从革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有趣的是,王先生没有用瞿秋白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说法,却采取了瞿秋白在同一篇《序言》中说鲁迅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论断.瞿秋白说,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王先生用“清醒的现实主义”解释鲁迅为什么前期是革命主义者,后期是共产主义者,以及他是如何转变的.王先生批判了以下两种错误观点:
鲁迅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贯彻始终的.即从本世纪初他在日本开始独立考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开始,直至逝世,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尽管有变化,有发展,但仍然有其一贯性.长期以来,我们对鲁迅思想的研究都侧重于思想分期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强调了思想的转变和前后期的区别,就较多地重视了其前后期对立的一面(就世界观的范畴而言,这种对立当然是存在的),而忽视了其一贯的精神.“”曾经用被他们歪曲了的鲁迅后期思想来否定鲁迅的前期,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派的思想,已毫无积极作用,这是为其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现在在一些人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只承认鲁迅前期思想的价值,而不愿肯定鲁迅后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显然是一种偏见.鲁迅的思想诚然是有变化,有前期到后期的发展过程,但从前期到后期是一个既有否定又有继承,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运动过程,而不是对前期的彻底否定,我们反而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坚持了前期的革命实践和追求,才导致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当然应该研究和考察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但不应当把前后期思想截然地对立起来,因为这是和鲁迅的思想实际不符合的.他的实事求是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不但是一贯的,而且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他从革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等(《王瑶文集》第6卷,第465―466页)
王先生这种敢于发表个人见解的精神是很值得赞赏的.同时用瞿秋白提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解释鲁迅思想的发展,也是独具匠心的,有很大的说服力.我个人对王先生在鲁迅前期思想上的论述表示赞同,还因为恰巧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我在一九七九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写的《论“五四”时期的鲁迅》中,表示不同意用“进化论”概括前期的鲁迅,而提出“从政治实践上着眼”的评论标准,说:“一个比较恰切的说法,还是革命者,或者说是激进的革命主义者比较好.”这一点,为一些鲁迅研究者看到,一篇综述鲁迅前期思想研究情况的文章说:“有的同志主张评论一个重要思想家应着眼于政治实践,董大中同志发表在《山西师院学报》上的《论‘五四’时期的鲁迅》,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紧接着说:“对上述观点论述得更加明确而充分的,是王瑶先生等”
王瑶先生在鲁迅风格及其来源上,用两句话概括,准确而有力.一是“魏晋文章”,一是“摩罗精神”.前一句来自刘半农赠给鲁迅的联语:“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把这两个人的思想拉到一起,加在鲁迅头上,是不确当的,但说鲁迅的作品是“魏晋文章”,却颇能传神.“魏晋文章”也可以说成“魏晋风骨”.王先生作为一位中古文学专家,对“魏晋风骨”自有精辟见解.比如,“魏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起来,个性比较发展,新颖的反礼教的意见比较多”.比如,魏晋文章有很强烈的论辩色彩,而鲁迅是比较喜欢的.比如,魏晋文章“清峻、通脱”(鲁迅语)的艺术风格,正跟鲁迅相似.王先生说:“没有‘八股’式的规格教条的束缚,思想比较开朗,个性比较鲜明,而表现又要言不烦,简约严明,富有说服力.”(《王瑶文集》第6卷,第159页)还有鲁迅对“这种富有个性和独立见解的‘师心’以遣的议论文的深刻爱好”(《王瑶文集》第6卷,第157页).王先生说:“据冯雪峰同志回忆说,鲁迅晚年‘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所谓‘遭遇’,当然是鲁迅所谓‘专喜和曹操捣乱’,曹操‘借故把他杀了’.而‘态度’却正是孔融的不屈的反抗精神,并且是通过他的讥讽笔调的文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孔融在精神上的共鸣,和他对孔融作品的喜爱.”(《王瑶文集》第6卷,第160页)“‘摩罗’精神”这个概念出自《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里.王先生说:“他把拜伦、雪莱直到裴多菲的这些诗人总名曰‘摩罗诗派’,宗主始于拜伦,因为拜伦的诗确实对欧洲许多国家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等鲁迅用‘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来概括摩罗诗人的精神,他所指的其实就是革命精神,这是同他当时决定选择用文艺来进行战斗的革命道路密切联系的.”(《王瑶文集》第6卷,第193页)“摩罗精神”跟“魏晋文章”(或“魏晋风骨”)统一起来,构成鲁迅独特的战斗风格.
王瑶先生对鲁迅的几部主要作品《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狂人日记》《怀旧》《过客》等,都做了深入分析.这里只说《野草》.《野草》是鲁迅作品中比较难懂的一部,直到今天,人们仍不断提出新的解说,已成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王先生抓住鲁迅在写《野草》“差不多同时”写给许广平信中说自己“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的话作为切入点,我以为比较切合实际.“正确理解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含义的实质,是可以了解鲁迅当时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野草》中作者所解剖、批判的内容的.”(《王瑶文集》第6卷,第269页)王先生说:“《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的‘聪明人’的形象,可以说是最鲜明地勾画出了人道主义者的面貌的,他的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只能为统治者起一种使人安于奴才地位的帮忙作用,而作者则显然是对之采取极端憎恶的批判态度的.”(《王瑶文集》第6卷,第270页)说:“《过客》一篇是最能说明鲁迅先生这时期的感受、矛盾和不断追求的态度的”.(《王瑶文集》第6卷,第279页)说:“由《野草》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鲁迅前期的革命主义思想已使他感到了许多对现实的疑问和思想上的矛盾,革命的前途、动力等问题苦恼着他,他迫切地在探索正确的道路,‘新的战友在哪里呢’他在战斗实践中感到孤独,因而也就产生了与革命主流进一步结合的要求等”(《王瑶文集》第6卷,第288页)《野草》的大部分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笔者在《鲁迅与高长虹》第二章开头说“一九二五年,在鲁迅的生命史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年”,这一年,鲁迅思想上共有四个矛盾.一是在社会上以“女师大事件”为核心的公理与强权的较量中,鲁迅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而跟军阀政府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二是在爱情上“是要生活上的助手还是要事业上的战友的两难处境中做出选择”的矛盾,“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初步形成了跟许广平相濡以沫、共扶艰危的人生关系”.三是“这一年,从鲁迅的内心世界说,又是他由‘五四’时期的大声呐喊,坠入‘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却又不甘于苦闷、彷徨,不得不上下求索、努力寻求新的生路的一个时期.终于,他以写出表现他生命哲学的散文诗《野草》为标志,确定了面向现实、完成理想的人生方向”.第四个矛盾是如何团结更多的人,跟旧社会进行斗争的问题.正因为这一年在鲁迅思想发展上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后来写了《鲁迅日记(一九二五)笺释》,依然是想发掘出鲁迅的真思想、真面目、真感情,书中对《野草》各篇的写作经过做了梳理.可见,《野草》在研究鲁迅的思想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野草》,不能仅仅停止在作品鉴赏上,而必须深入到鲁迅思想的深处.王瑶先生写这篇文章,即以探求思想发展的轨迹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王先生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在那个时候,对《野草》的研究尚处在开拓期,研究《野草》的专著几乎没有.王先生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在王先生的鲁迅研究中,《〈故事新编〉散论》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该文从《故事新编》属什么性质的文体入手,探讨其艺术特色.王先生引用鲁迅大量言论,指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同时以中国传统戏曲――特别是鲁迅幼年时代最喜欢的绍兴戏――中一些丑角常常站在今人立场上指点戏中其他人物的言行,解释《故事新编》中诸如“水利局长”一类现在事物的这种“油滑”现象.王先生说:“戏曲中的丑角都有这种特点,即有时可以脱离剧情和规定的时代环境而表现某些现代性的语言细节,则各剧种都是相同的.为甚么可以如此呢就因为他是丑角,可以油腔滑调,可以插科打诨,谁也不会把丑角的脱离剧情的穿插性的现代语言当作剧情的一部分.”(《王瑶文集》第6卷,第339页)这是很有见地的.用这种传统表现方法诠释鲁迅《故事新编》,即使这一使许多人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得到有力的解释,也使鲁迅这一位文化新军的领袖跟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具有多重意义.
四、
王瑶先生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以上所述.王先生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家,他的职业是教书.从抗战后期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以后,他就走上了课堂执教的道路,一气走下来,将近五十年.先在清华大学,一九五二年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王先生由清华园来到了未名湖畔.这两个地方都是很有名的,青年学子哪个不向往着来到这里就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王先生就带助手,带研究生.“”以后,大学的招生、教学恢复正轨,大学培养硕士、博士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一九七八年三月招考硕士研究生,报名八百人,录取钱理群、赵园、凌宇、陈山、吴福辉、温儒敏、张玫珊七人.一九八一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三名:林基成、朱晓进、郭小聪.同年被评定为首批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当时全国有资格带现代文学博士生的只有三人,另两人为唐和李何林.一九八二年招收博士生两名:温儒敏、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说,国内百分之七十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出于王瑶先生门下.可真是“桃李满天下”.
王瑶先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组织者和积极推动者.一九七九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王先生被选为会长,随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面世,王先生担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至今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也已三十年,这个团体和刊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在组织和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在发表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王先生不仅尽心尽力地组织和推动现代文学研究,而且在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上费尽了心血.王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家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要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就必须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特点来.文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不同于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别的历史科学,这是很清楚的,但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必须(按:此二字排为“没有”,当是手写造成,已纠正过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讲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可以评论一个作家或者分析他的几部作品,文学史虽然也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等”(《王瑶文集》第5卷,第4页)对王先生在文学史理论和学科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钱理群先生写有《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做了全面、深入的介绍.钱文说:“把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这正是王瑶先生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论的核心,也是他的重要理论贡献等在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观中,最重要的是,把一切文学现象都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等”(《王瑶先生纪念集》,第333―335页)这就产生了对历代文学作品是从鉴赏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的问题,两个角度是不相同的.
称王瑶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和组织者、推动者,以及学科建设者,是毫不为过的.
五、
我个人跟王瑶先生之间,除了在鲁迅研究上的一些因缘外,还有过一些交往.
前边说到第一批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现代文学导师,是王瑶、李何林、唐三位.可巧,我跟这三位著名学者都有过通信关系.跟唐通信最早,是1960年前后,到今天已经五十年了.那时我读左联刊物《巴尔底山》,看到一篇题为《米价问题》的杂文,署名LS,而鲁迅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笔名就是LS,那么这个笔名是不是鲁迅的,如果不是鲁迅,又是谁带着这个问题,我写信求教唐先生.唐先生很快复信给我,他很肯定地说:“你所见《巴尔底山》上署名LS的《米价问题》一文,非鲁迅先生所作,LS另有其人.此文也未经过鲁迅先生看过.”唐先生复信已收入《唐文集》.一九七八年前后,我有一个问题向李何林先生请教,他让王得后先生复我.我第一次见王瑶先生,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那年我二十一岁,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王瑶先生受邀来太原访问,太原市教育局召开座谈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我是最小的一个.那时没有说话.给王先生写信,就到一九八一年了.
一九八一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各地都搞纪念活动,山西省委宣传部也组织研究者写论文.那时我在《山西文学》编辑部,跟主编李国涛商量,准备搞一个纪念专辑,主题是鲁迅跟山西的关系.鲁迅没有到过山西(实际上一九二四年赴西安讲学返程途中,曾渡过黄河,在黄河北岸山西的一个小村子做短暂停留,吃过山西的桑椹,议论过山西的“治安”情况),但在文章中多次说到山西,小说中也写到,有闻喜的煮饼,在太谷教书等等.这是因为什么总是有原因的.我想了四个题目,另三个题目都有人写,惟这个总的题目想不到合适人选.我便给王瑶先生写信,希望他来撰稿.这是我跟王先生交往之始.王先生不仅答应写稿,而且按时寄来,这便是收录在《鲁迅作品论集》里的《鲁迅和山西漫笔》.
一九八二年我筹备赵树理学术讨论会,最先想到必须邀请的学者便是王瑶先生和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一则他二人都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二则他二人都是山西人,另外贾植芳先生还编辑出版了赵树理研究资料专集.我的愿望没有落空,二人都来了,这也是他们二人第一次见面,从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开会十多天,我跟二位同乡前辈朝夕相处,谈话很多.会后,二人分别回故乡探亲.
一九八五年创办《批评家》,我又约王瑶先生写了传记,发表于创刊号.
第一次赴王先生府上拜访,记不清日期,但地名记住了.我对地名的记忆是很差的,连自己过去住过的门牌号数都常常忘记,但王先生的住处却始终记着,跟人谈话,不查“路线图”,可以随时说出.最后一次是在那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年代.五月下旬,我和盂县一个年轻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长虹周刊》完毕,天气还早,我说,咱们去看一位大名人.王先生是位很有风趣的人.他常说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用“黑白颠倒”形容他的头发和牙齿.他说:自己的头发该黑的年岁而早白,牙齿不该黑的反倒变得焦黄,这叫做“黑白颠倒”,因糖尿病而必须每天大量喝水,平时又喜欢叼个烟斗抽烟,这叫做“水深火热”.他还有许多“创作”,如“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劝老乡贾植芳“一不要戒烟,二不要戒酒,三不要锻炼”,以“争取长寿”.这些故事已早听说,知道王先生幽默诙谐,跟人容易相处,所以偶尔到北京大学,总要去看他.这天,他正好在家,跟一位从湖南来的学者闲聊.我们进来后,客人走了.他要我坐近些.谈了一个多小时,先生一直抽烟,不断地喝水,的确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既谈生活,也谈学术,还谈其他题目,多跟山西有关.我问他:“你的《新文学史稿》怎么没有写高长虹和狂飙社”他说:“在那个时候,怎么写”的确,在那个时候,高长虹和狂飙社是学术禁区,谁也不会“触”它.他风趣依旧,笑声不断.他似乎在说话上毫无顾忌.当我问他能不能再为《批评家》写篇稿子时,他脱口而出:“还写文章发表出来,人家看到,会说:‘啊呀,这老家伙还没死!’”我心里对他这样说话觉得不好.半年之后,传来王先生在上海逝世的噩耗.我得知消息后,跟《批评家》几个人送挽联一副,向王先生表示了衷心的悼念.我们的挽联是:
王者之作一册史略风范永,
瑶池其畔千树桃李果实垂.
我想,用这两句话概括王瑶先生一生的成就,或者还算适当.
2009年10月4日――10日
董大中: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赵树理评传》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优秀著作奖、首届华北区文艺理论奖,《瓜豆集》获中国新文学学会云岗杯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试论建国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
(策划/责任编辑:续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