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的挚友盛澄华先生

盛澄华先生是父亲辛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时的好友,他俩是同龄人.2012年父亲和澄华伯伯一起迎来他们的百岁诞辰.在这样的日子里,让我更加怀念这位具有浪漫情怀、才华横溢的父执.在我们家,他也是父亲最经常提到的名字,有关他的个性和轶事,我们少年时代就耳熟能详,常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六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去旅游,遵照父亲的嘱咐去拜访澄华伯伯.他很热情,关切地问起父亲的情况,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不仅因为他家和我家一样有许多书,他悉心研究的法国大作家纪德的全集整齐地排列在书橱里,更是因为见到了这位父亲在家常挂念的才子挚友.只是发现我见到的他已无父亲描述中那种当年的潇洒倜傥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消瘦衰弱的痕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澄华伯伯离世二十多年后,晚年的父亲还惦念着好友的儿子们,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信寄到他们的母亲韩惠连教授工作的外交学院,没想到被退回,也就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父亲不无惆怅.尽管父亲与澄华伯伯是好朋友,但在他们夫妻离异这一变故中,父亲始终同情的是惠连姨,对好友颇有微辞.他常会感叹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位职业女性独自把五个儿子抚养培育成人并坚持出色的教学工作.在父亲去世一年以后,2005年通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魏东君,我又与他们联系上了,父亲和澄华伯伯在天之灵知道了一定都会很高兴.我把为父亲写的传记《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寄给了当时九十三岁的惠连姨和盛氏兄弟,不久收到惠连姨的来信和寄赠的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使我对澄华伯伯当年留学的生涯、在国外与父亲及其他友人的交往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另外还读到友人提及澄华的文字有杨绛姨的《我们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作者、后去香港的作家徐讦先生的《盛澄华》,以及澄华的学生唐祈、李升恒等先生的追忆文章等,也让我更多地了解、认识了澄华伯伯的一生.

一、

盛澄华是浙江萧山人,生于1912年,父亲比他略小几个月.大学时代他俩加上同班同学孙晋三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校园里有“三剑客”之美称.孙晋三出身于牧师家庭,英文极好.盛澄华第二外语法文学得好,最早在美国人温德教授的课上得知纪德大名,以后喜读纪德的作品,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开始关注这位法国现代作家,并撰写介绍文章.父亲幼年读私塾,中文功底扎实,尽管自十岁起学英文,但对两位好友的外语能力仍很推崇.

他们都爱好文学,课余大量读书.当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大学生们爱读的作品.澄华读后激动不已,更是身体力行,加入了模仿维特的行列,身穿黄背心,脚蹬长统靴,这样的装束在大学里成为一道可观的风景.更有一些失恋的男生,仿佛也经历了维特式的感情波折,为此寻死觅活.所以在父亲眼里澄华是位浪漫才子,他有反叛的个性,在家事中也可见一斑.暑假期间他回老家萧山,他家在当地很富有,也颇有名.当他得知家族中发生的一些丑事后,怒不可遏,拿起墨笔,在雪白的粉墙上连写一串黑色大字和惊叹号：“无耻！无耻！无耻！”然后把笔一扔,打道回校.

他们仨曾想办个杂志,起名为《取火者》,暗指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但当时校内学生会中政治派别争斗激烈,往往是左派轮流坐庄,他们拟办刊物的那年正好执掌大权,从刊物的名字就嗅出什么,不同意他们办刊,结果只好作罢.他们三人中澄华最活跃,自己办不成刊物,就参加《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他最早主编文艺栏目,在他之后是哲学系擅写文学批评的李长之任该栏目的主编,再后来由父亲接替主持这一栏目.

1935年他们在清华大学毕业,澄华立刻去法国留学,晋三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父亲则留在北平,任教于贝满和艺文两所中学.澄华到法国后首先给父亲写信,告知一路上的情景及到达巴黎后的近况；过了四五天后才将平安抵达的信函寄回老家.结果萧山老家的回信经杭州转上海转北平转西伯利亚,最后澄华在巴黎收到,可过了三个星期,还迟迟不见邮路更近在北平的父亲来信.因此写信埋怨好友把他给忘了；同时提到父亲离别时的承诺一要从他们的通信中锻炼自己的恒心,结果却未兑现,让他颇为失望.其实,父亲并没有忘记他,澄华一路写成的《海上随笔》寄到北平《晨报》副刊发表,父亲将他的文章一篇篇收集起来,然后寄至巴黎,但因澄华搬家,没有收到.于是父亲又将自己每次多买的留存好友文章的八份报纸再次寄去.父亲总是很留意友人在报上的文章,生怕他们看不到,会热心地寄去,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但他却懒于写信,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反而落笔困难,在他当时的日记里,他记录了好友的来信,一边忏悔,一边仍在拖延.直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会一鼓作气写长长的回信加以弥补.

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有各自的目标和选择.澄华在巴黎就不读学位,不考文凭,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纪德.当时纪德还健在,在法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占有文坛领袖的地位.由他创办的《新法兰西评论》聚集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如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瓦雷里、克劳岱尔等都是撰稿人或是由该杂志推出成名的.澄华就近研究他,与他交往,阅读、翻译他的作品,碰到问题或疑惑就写信请教,纪德欣赏这位年轻人的见解,也常用书信答复他.纪德若在巴黎,澄华会打给他,要求上门面谈,纪德则尽可能地安排时间与他见面.如此,既有书信往返,又有亲炙风采交谈的机会,澄华认为这样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才是最重要的,有所专长才是学习的目的,比面面俱到地读学位有意思得多.

二、

澄华早在第一封信里就劝父亲赶快准备到英国去读书,路过巴黎一定要到他那里停留一下――“我等着你！”同时在信尾写道：“朋友,心地放坚些！别做什么事都那么犹豫.”看来到底是老同学,还是很了解父亲的性格.毕业后一年很快过去了,父亲这里还是没什么动静.远在法国的澄华耐不住接二连三地来信催促他.原来,父亲打算教两年书,取得一些实际经验,并对中国社会的需求有进一步了解之后,再考虑出国学习.但国内的局势已经越来越动荡不安,日本侵略者加紧磨刀霍霍.他若再不行动,也许就不出去了.在澄华不断的函牍催促下,他终于写下告别他留恋的北平古城的诗句――“从此不再是贝什的珠泪／遗落在此城中”(《垂死的城》),于1936年夏,在朱光潜教授的建议和荐引下,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父亲的目的地是英国,必须走海路才能到达.他从上海坐船先到意大利,然后到法国,在巴黎他多停留了几天,为的是与好友相聚.异国他乡两人重逢,都兴奋异常.父亲记得就借宿在澄华居住的学生小公寓里.那时的拉丁区不是富人居住之所在,而是穷艺术家、留学生相对集中的地方.澄华住三楼,房间不大,盥洗设备还不如父亲在天津老家的卫生间.父亲发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还是很清苦而简朴的,平时连手纸都不买,而是把前一天看过的《巴黎晚 报》裁成方块,权作草纸使用.吃饭也随便得很,有一顿没一顿的,有时到外面的小饭馆吃,有时自己在家里弄点东西打发一顿.父亲感到很新奇.澄华常请父亲去住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菜肴价钱低廉,但法国人讲究生活情调,再小的餐馆也和大饭店一样,餐桌上放着小瓶红葡萄酒,免费供应,作为饭前开胃酒.餐厅里有那种走街串巷的乐师两三人,拉弹着提琴、吉他或手风琴,在餐桌旁为客人演奏助兴.琴声悠扬,一曲终了,客人给些小钱,他们又去别处弹拉.澄华竭尽地主之谊,每天陪着父亲出去游览.卢浮宫里历代艺术珍品琳琅满目,各类沙龙画展上新画派层出不穷.印象派马奈、德加、塞尚、雷诺阿、凡高、高更的名画,让父亲大开眼界.父亲尤其酷爱莫奈的《日出印象》、《睡莲》等,色彩点画的运用,光线明暗的交错,朦胧诗意的画面让他感到似曾相识,与他追求的现代诗境有着某种相通,让他品味再三.在巴黎大街上、卢森堡公园里有着各种雕像栩栩如生.难忘卢梭雕像的风采,而罗丹震撼人心的雕塑艺术也是父亲所喜爱的.澄华又领他去巴黎的墓地走走,那里静谧安宁,绿荫幽幽,更像是目不暇接的文化花园,墓碑上的名字让他感到亲切,有他青少年时代就已“神交”的作家,如波德莱尔、莫泊桑、巴尔扎克、大仲马等等,在翻译或阅读他们作品时就与他们对话过,此时在他们的长眠之地再次“相见”,仿佛心贴得更近了.澄华还带他去音乐厅欣赏德彪西的现代音乐,让父亲耳目一新.他意识到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这些人类艺术实际是息息相通的.现代诗所体现的官能交感在音乐、绘画中也凸现出来,这也让父亲想起在国内阅读李商隐、龚定庵作品时的相似感受.

和澄华好友一样,父亲也不看重学位,尽管他去爱丁堡大学原是想拿硕士学位的,但因学校规定,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还必须修完他最不喜欢的数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想与其浪费时间、精力和钱财读自己厌烦的课程,还不如不要学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挑自己感兴趣的文学、历史、哲学等课程旁听,如长诗《荒原》的作者艾略特到爱丁堡大学接受博士荣誉学位时,父亲就没有放过聆听他讲授《莎士比亚专题》的机会.而业余时间则主要是自己看书和写诗,这样读得自由,写得开心,倒也得其所哉.

1937年学校放春假,澄华又来信邀请父亲再访巴黎.父亲如约而去.他又一次徜徉在画苑、博物馆、音乐厅、公园等地,再次加深了对十九世纪后半叶印象派绘画和现代音乐的手法和风格的理解.有时他也和澄华一起研读纪德作品.对小说《伪币制造者》父亲感到尽管结构新奇,但读之别扭,不太能接受,好友之间常有一番争论.但对《地粮》、《新粮》等作品则满心喜欢,文体优美并充满诗意,令他心折,尤其终生难忘纪德的名言――“我思,我信,我感觉,故我在.”澄华也曾约他同去拜访纪德,可惜纪德外出旅行而未能如愿.因此他主要还是从纪德的作品中认识这位当时影响极大的法国作家,也在澄华的研究、翻译和言谈中加深了对纪德的理解,同时在法国文学的氛围中,感受文学青年对这位现代文豪的敬仰之情.

两次巴黎之行及留学生涯大大丰富了父亲对西方古典文学,尤其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认知,丰沛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刺激激活了他的创作,他写下一系列的异域诗篇.其中《孩子》一诗更是与澄华直接相关.澄华曾约他一起去地中海游玩,说那里的风景美极了,父亲因故未能成行.但收到澄华寄自法国芒东旅游胜地的来信,生动地描写了那片有名的蔚蓝海岸以及岸上许多柠檬树挂满果实的景象,引得父亲浮想联翩,仿佛身临其境,想象出一种情境,并注入了哲理.因此,父亲认为“如果说我的诗路历程与印象主义的绘画和音乐有所关连,那么,正是这两次巴黎之行旅为我赢得了丰硕的收获,这也就和我与澄华亲密的友谊分不开了.”

三、

父亲对我说起过,有一次和澄华在巴黎街头散步,曾与清华学长钱锺书杨绛夫妇不期而遇,当时只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但未多作交往.他觉得澄华看重作家研究,专攻纪德作品,不像一般留学生惟学位文凭是问,这点与锺书看重真才实学地研究学问是相一致的.父亲与锺书杨绛夫妇有较多交往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所以他有诗云：“花城邂逅游仙侣,歇浦留连欲曙天”,并注明“花城指巴黎,歇浦即上海”.其实,澄华与锺书杨绛夫妇比父亲更早有往来.在清华大学,澄华与杨绛及另一位后来也留法的李玮都是学习第二外语法语的同学,早就相识.锺书和杨绛1936年假期到日内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前后曾去巴黎,当时就托澄华帮他们在巴黎大学办好注册入学手续.次年8月,澄华在巴黎火车站接他们,然后送他们至他已找好的公寓安顿下来.在巴黎的同学有时也有聚会,锺书杨绛带着他们未满周岁的女儿到李玮家,遇见澄华和他的“意中人”H小姐(即韩惠连),杨绛的印象是“年轻貌美”.她在《我们仨》中回忆道：“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而锺书对学位的看法在《我们仨》里也有记录：“锺书通过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释.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等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在巴黎,澄华还与其他友人交往.徐讦也是其中的一位.徐讦年长澄华四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修心理学.1936年到法国留学,在巴黎认识澄华.后来他俩一起搬到了大学城,他住比利时馆,澄华住瑞士馆,两人时相往来.徐讦回忆――“盛澄华则是我很亲密的朋友”,“我们几乎三天两头都在一起.一同吃饭、一同听音乐会、一同参观画展、一同看戏,也一同打乒乓.”出国之前徐讦不仅读哲学和心理学,受时代的影响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并相信之.他发现澄华的文艺修养深于他,法文也比他好,但关于哲学书或马克思的书读得不多,且笃信纪德,往往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再谈从苏联归来》的观点看待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俩常有激烈的争论,但不仅没伤感情,反而更促进他们之间的友谊.他感到奇怪的是,后来他的“思想慢慢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中蜕脱出来”,五十年代初去了香港；而澄华在以后则“成为最尖端的纪德的否定者了”.也许正是所处的时代社会使然1937年中国抗战军兴,徐讦在1938年离开法国回到孤岛上海,本想在法国“读书的计划,完全放弃,以后就从事写作”.不久接到澄华和惠连结婚的喜柬,并回信祝贺.他后来赴重庆,在抗战期间成为小说畅销于大后方的作家.而他的作品中也正因为有哲学心理学内涵的积淀,即使写抗日题材的潜伏、间谍,也不同寻常.

澄华与惠连能够相识,以至最后喜结良缘,正是徐讦无意中做了介绍人.因为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徐讦约上澄华同去看望韩惠连的.当时惠连住在巴黎大学城的美国馆.1936年12 月,宿舍服务员通知她有两位中国同学来看她.她下得楼来,却不认识这两位男士.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说他叫徐讦,北大哲学系的,比她早毕业,但在学校里就知道她是法文系的两颗明珠之一,同时向她介绍了另一位同来者――盛澄华,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在巴黎研究大作家纪德的著作.徐讦很健谈,聊起不少北大的往事,澄华在一旁插不上话.惠连不愿怠慢客人,就问他学英文为何来法国,他回答道,法语是他的第二外语,是她们北大法语系主任梁宗岱先生所教,从梁教授那里学到许多法国文学的知识,所以下决心到法国来深入学习.那天惠连请他们在大学城的食堂吃了一顿晚餐,之后握手道别.在惠连的印象中,他们谈吐纯朴亲切,不事夸张.徐讦的穿着相当随意,不拘小节.澄华则身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戴着金边眼镜,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面目非常清秀,看上去很有年轻学者的风度.不过,惠连并不想频繁往来,因为她要抓紧时间读书,一心准备拿到专业文凭.没想到学校放假的圣诞夜那天,澄华单独来约她外出,去观赏法国节日夜晚的热闹景象.他们在街上逛逛,到教堂坐坐,还去咖啡馆聊起家常.由此两人开始交往.后来澄华几乎每天晚餐都去邀她同往,也就渐渐熟悉起来,并很快坠入爱河.即便如此,他们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读书学习用功上.

四、

在国外父亲与澄华还有一次相聚,那是1938年春.澄华想多学些知识,打算到爱丁堡大学进修半年,父亲为他办好了入学手续,并安排好住处.澄华很满意,他一到爱丁堡,立刻就可以去大学听课了.在爱丁堡进修期间,盛、韩两位暂时分别的恋人互相思念,澄华在报平安之后的第二封信里就向惠连求婚,第三封信就请她在暑假去爱丁堡与他结婚.惠连立刻回信拒绝了,因为她还从来没向家里提到过有一位男友,更没介绍过他的情况,所以在没得到父母的应允之前,是不可能在国外结婚的.这时澄华显露了他的性格：热情、大胆、执着、知难而进.出于强烈的爱,他瞒着惠连直接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详细介绍他的家庭情况和自己的学历,谈了他的性格、爱好和为人,表白了求婚的诚意.这封信写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感动了惠连的老父亲.惠连的父亲反而写信责怪女儿事先不告诉家里这些情况,经过全家的讨论,赞成他俩在国外结婚,当然,澄华也得到未来老丈人的回信,允诺他的求婚请求.受澄华的影响,惠连也不再以追求文凭为目的,而是为自己作好回国做教师的打算而发愤利用巴黎大学的优越条件,多学欧洲文化史方面的知识,希望具备这方面的专长.

是年6月中旬课程一结束,惠连就启程去英国,先坐火车到法国加菜,再坐轮船到伦敦.澄华已等在那里了,两人一起坐长途汽车抵达爱丁堡.父亲把他们接到了他的住处.惠连回忆道：“王先生胖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忠厚诚恳的好好先生.一进门,他很细心地招呼我去卫生间梳洗,然后请我到小客厅休息喝茶.他对我讲早已替我们租好了一套住处,房间也都收拾干净了,但今天已经太晚,他让我们两人都暂时在他那里住下,勉强休息一宿.”惠连感到安排得热情而合理.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他们去看房子,租的是一室一厅的房子,有小卫生间和小厨房.所有房间的家具都很简朴实用.惠连没想到像“辛笛先生这样一个未婚男子为别人怎么会想得如此周到”.就在那天,他们坐在小客厅里,父亲又为他俩的婚事开始热心地筹划.建议写喜帖分寄给国内外的亲朋好友告知一下；以后再为在法国的较亲密的同学举办一个茶话会即可.澄华惠连也赞同父亲的看法――“咱们是中国人,这个帖子还是用中文写好.”于是父亲自告奋勇地为他们拟写了一个中文稿,不久惠连在日内瓦国际图书馆工作的同学据此印制了精美的中文喜帖寄来,也就是徐讦后来在上海收到的喜柬.

父亲还记得,当时在美国公费留学的晋三也利用假期来他这里,“三剑客”在英伦又碰头了,老同学相见,有聊不完的话题：谈论毕业后各自的情况,不同地域的海外见闻,互相打听来自祖国的消息,还满怀温馨地回忆起他们早天的《取火者》,还有他们毕业论文所写的外国作家,澄华的纪德、晋三的劳伦斯、辛笛的哈代,以及现在所从事的文学研究课题等等.当然,看着澄华已经结婚,尽管父亲心中已有母亲徐文绮年轻的倩影,但他和晋三都还没有进入正式恋爱的状态,三人谈论的话题自然也涉及男女感情问题,当然此时惠连并不在场.澄华――这位当年少年维特的模仿者、现在的已婚人,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问他昔日的两位同窗：“你们知道,恋人是如何接吻的吗”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不仅不知道,而且还想不明白,“鼻子对鼻子的,怎么吻得到呢”澄华作为过来人十分老到地教他们,“两人的脸稍侧一下,成个斜十字,鼻子错开,不就吻到了”边说边还伸出左右手的食指斜着相对以作示范,那两位才恍然大悟,一阵嘻嘻哈哈,认为倒也是经验之谈.

澄华和惠连尽管成家了,但他俩在国内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饭菜,“于是,澄华跟着辛笛到市场去,学着买些蔬菜、面包、黄油、于酪、熏鱼、肉肠之类.我们就用这些原料拼凑着做成了午餐和晚餐.”有趣的是,在我们做子女的眼里自理能力最差的父亲在惠连的回忆中居然是“做饭的水平要比我们强些,做出的花样也要多些”.婚后,惠连看到“白天,澄华和辛笛各自在家中钻研他们自己的课题,有时他们也会去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有时也会去爱丁堡大学听课,那里实行一年三个学期的教学制式,可能是天气非常凉爽吧,在夏季学校也安排一个学期来授课”,这与法国的大学每年两个学期不一样.他们“都忙于学习和研究”,她就请澄华在爱丁堡大学借了一些巴尔扎克、左拉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在家阅读.在爱丁堡,惠连住了一个多月,薄毛衣一直穿在身上,那里的夏季让她感到过于凉爽了,那么可想而知冬天就更不用说了.难怪父亲前一年在爱丁堡写下的诗《门外》,落款正是――“一九三七年冬在一个阴寒多雨而草长青的地方”,正是苏格兰爱丁堡冬天的景象.

1938年8月底,澄华结束了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习和研究,夫妻俩一起返回了巴黎.此时锺书杨绛已带着女儿启程回国.父亲原本还想去法国进修,并与开始写信交往的母亲商量,邀她也去法国留学,两人约好在巴黎见面.那时母亲早已在“七七事变”之初就中断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历史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后在上海考入海关工作.但在信件的长途往返之中,二次大战已迫在眉睫,不仅母亲未能成行,连父亲也在1939年大战爆发之前与留英好友戴镏龄一起匆匆离开了英国,经新加坡回到上海.同年11月澄华惠连带着在法国出生的长子也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五、

父亲回到上海即与我母亲家的长辈见面,然后去天津奔其母丧,再返回上海,由郑振铎等分别介绍入暨南、光华两大学任教,开设“莎士比亚”和“英美诗歌”等课程.1940年与母亲结婚.太平洋事变后,父亲因家累没有随大学内迁,而 入银行任职员.澄华夫妇也是先回到上海,与亲友团聚.以后澄华去了陕西城固,然后惠连带着儿子历尽千辛万苦赶去与他会合.只见他穿着黑色长袍,留着山羊胡子,高兴地张开双手来迎接他们,那好像天主教神父的模样把惠连吓了一跳.原来澄华长途跋涉来到城固,车子在山路上转弯的时候把他的行李甩掉了,他只好在当地做了这一身衣服,而留须则表示对妻子的贞洁.抗战期间他们到城固,是因为好友晋三正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教,他介绍他们夫妇俩也都到这里来教书.这所大学是在“七七事变”后由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先后迁到陕西城固,临时组建成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澄华在英语系教书,惠连讲授“法语”和“欧洲文化史”.当时在西北联大读书的学生、后来与父亲也有颇多交往,并被称作“九叶诗人”之一的唐祈在《诗歌回忆片断》一文中有两段写到澄华是他特别感激的可敬的老师：

盛澄华先生那时才二十九岁,为了回祖国参加抗战,刚从法国巴黎回国,他讲授《英诗》、《法国现代文学》等课程.他对法国作家纪德、诗人艾吕雅、阿拉贡都有精湛的研究.我经常在课外到他家向先生请教,他对欧美前期现代主义既有深刻的分析研究,对后期又有敏锐的感受,对法国浪漫主义的得失利弊也多有阐发,启发我们从比较、分析、鉴别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看法.我所尝试的中国式的十四行诗,他在内容、形式、音韵、结构等等方面,都耐心给予指导,使我慢慢探索到它完全有可能移植(经过改造)成为中国新诗的形式之一.后来我运用这个形式写了不少西北十四行诗.

盛先生对自己写作和翻译都认真严肃,他教会了我：一、为了完整地表现进步的丰富的思想和认识,需要丰富多样的形式,也需要高度的艺术技巧.二、诗歌创作要在艺术方面起点作用,要提出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没有创新,诗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三、应当终生禁止自己写得马虎、草率.这三点和我相约彼此遵守.我以先生的教言作了座右铭.这也许就是后虽然不停地写、却发表得特别少的原因之一吧,当然,自己对作品总是感到不满意则是更大的原因.

以后澄华夫妇又接受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英语系主任梁宗岱的邀请,去那里任教.澄华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翻译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此时徐讦也在重庆,住在姚家巷,他曾去复旦大学探望过澄华几次,而澄华若进城就在徐讦的小书房里打地铺,老朋友相逢,是有很多可谈的.巧的是晋三在重庆正编办杂志《时与潮文艺》,主要介绍欧美现代文学,澄华的文章《忆纪德》发表在1943年3月《时与潮文艺》的创刊号上,那原是他于1942年11月在陕西城固写下的《地粮》译序,发表时有所删节.其实《地粮》的翻译早在1937年他还在法国的时候就完成了.

抗战胜利了,大后方的人们纷纷回上海.1946年澄华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接着惠连一人带着四个孩子一路艰辛地来到上海与丈夫团聚.他们与一些老朋友又联系上了.晋三也到复旦教书,父亲仍在上海金城银行工作,三位好朋友又在上海见面了.澄华惠连也曾受邀去锺书杨绛家做客,估计就在那时澄华将自己翻译出版的两书《伪币制造者》和《地粮》送给两位学长.我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看到这两册书,扉页都写有：“中书季康兄正之澄华卅五年五月”,即1946年5月赠给锺书杨绛的.《伪币制造者》是重庆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2月版；《地粮》是重庆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6月版.两书上都盖有两个章印：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藏书、上海图书馆藏书.看来先由合众图书馆,后归人上海图书馆.

在此期间,澄华曾为本校教授洪深所掩护的学生领袖被军警逮捕而仗义执言,并领头发起,得到响应.第二天师生罢课,接受报刊的采访、发表声明,迫使当局放了人.当然,在校内他也受到了压力,他还到我们中南新村的家里避住了一些时日.不久他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聘书,于是举家搬到了北平.在教书之余他整理了有关纪德的书稿,在出版前记中提到：“这书出版,友人中得助于辛笛兄的地方最多,此外佩弦先生也一直鼓励我完成这工作.”前记写于1948年8月21日.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一年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也收有他在1947年11月撰写的《介绍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纪德》一文.

父亲当时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与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浞等创办具有流派特色的诗刊《中国新诗》,该刊以森林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父亲就把澄华多年研究纪德的心血结晶《纪德研究》书稿推荐给杭约赫,建议由森林出版社出版.1948年8月《中国新诗》第三集封底印有森林出版社的新书预告：

《夜读书记》(读书记)辛笛著,印刷中；

《复活的土地》(长诗)杭约赫著,印刷中；

《纪德研究》(论文集)盛澄华著,印刷中；

《浴》(日记抄)盛澄华著,印刷中.

到1948年9月,在《中国新诗》第四集封底以及《诗创造》第二年的第二三四辑(1948年8－10月)封底又以星群出版社的名义在论著栏目刊有：《夜读书记》辛笛著,即出；《纪德研究》盛澄华著,即出；在诗集栏目有：《复活的土地》即出.但日记抄《浴》未见列入任何栏目.1948年10月《中国新诗》第五集封底森林出版社的新书预告中,《浴》又出现了.此后《中国新诗》和《诗创造》,连同出版这两份诗刊及书籍的森林出版社和星群出版社都被查封.所幸的是《纪德研究》仍得以问世,版权页上写着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12月出版；父亲的《夜读书记》同年同月却是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杭约赫的长诗《复活的土地》系1949年3月仍以上海森林出版社名义出版.惟有那本《浴》至今未见踪影.徐讦以前倒是看到过澄华一直没发表过的散文,认为“他的散文多是抒写他个人在生活上的体验与深沉机敏的一些感想”,并希望他这样的文字能够出书.

那时尽管北平还没有解放,但清华园里已洋溢着解放的气息,澄华也积极投入其中,对未来充满乐观,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还借书回来给惠连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新主义论》等.也许正因为如此,唐祈在回忆中曾提及,当时他在上海森林出版社,澄华要求他“把已排印的翻译的纪德小说、自己的散文集《浴》烧毁,可见他对自己思想要求的严格,和对文学的严肃态度”.看来,唐祈把《纪德研究》误记为翻译的纪德小说了.要求烧毁排印中的书这件事父亲没有说起过.唐祈也没说那本“印刷中”的《浴》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也许在出版社被查封时与其他书籍一起被毁掉了

六、

澄华的与新时代十分合拍.1949年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教授,轰动整个清华园.他穿上灰军装,打着绑腿,脚着黑布鞋白袜子,一副军人模样,随工作团到武汉接收武汉大学,直到患了肺 病才回到北京.以后中国全盘学习苏联,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大学从此成为理工科大学,澄华也就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惠连也参加了工作,先在外国语学校教书,后来又到外交学院任教,成为法语系教授.不幸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澄华提出离婚,于是惠连带着五个孩子独立生活.澄华后来又再婚了.父亲得知他们离婚的消息非常吃惊而惋惜,他们在爱丁堡结婚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么理想的一对怎么说离就离了！五十年代后期父亲带着儿子到北京天津等地去看望亲友,与澄华见面时还是没忍住,不客气地数落了老友,但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以后澄华若有一点稿费就会请孩子们出去吃顿好饭,在当时粮食蔬菜肉类匮乏的年代给他们增加些营养.他还曾投昆明湖未遂,听说下到湖里后,想到惠连和孩子们的痛苦和困难,又从水中爬上了岸,只是不肯吃饭、不肯见人,惠连深知他一时想不开是会走极端的.结果领导还是请惠连去劝慰他一番.他表示以后绝不再做那种糊涂事了,让北大的员工在颐和园找了他半夜,他感到很惭愧.

澄华的学生李升恒在《追忆盛澄华教授》一文中提到他当时的深刻印象,“盛先生个子不高,面孔很尖而消瘦,戴一副眼镜,四十岁上下,胡茬子满嘴.”给他们上课时正是1958年受到大字报批判,“说什么他不肯上课,只想研究,写论文,这样好多拿稿费.”但他们接触下来,发现盛教授上课“采取座谈方式,全班十来个学生同他坐在一起,像聊天似的,启发式的教学,大家觉得收获颇大.”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好起来.1960年他们北大西语系的高年级学生下放到十三陵泰陵大队劳动锻炼,系主任冯至先生和盛澄华先生与他们两个学生同住一户贫下中农家里,每天学生为房东家挑水,两位老师也合抬一桶水,磕磕绊绊抬到家,一桶水也就晃成了半桶多一点了.学生不让他们去抬水,但他们说劳动锻炼不能代替.老教授们在农村里主要干积肥的活儿.每人提着一个粪筐,拿着一把小铲子,见到路边任何人畜粪肥都要捡到筐里,然后倒到生产队的肥堆上,有时为了多捡粪,看到牛在牛圈外拉屎拉尿,他们会勇敢地冲上前,不怕牛粪牛尿溅脏了裤脚鞋袜.

到了“”期间,北京大学的师生更是大多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染上了血吸虫病,有的累死他乡.澄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第四个儿子在参加了追悼会后赶到母亲下放的江西上高县,系外交部的五七干校,他告诉母亲：“父亲来到鲤鱼洲后,一直和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挑河泥,拦湖造田,一起睡在铺着稻草的帐篷里.他从未觉察自己患有心脏病,这次上午去湖边劳动,在中午回去休息的路上感到有些不舒服,就直接到医务室去了.据说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后,他感到更不舒服,不到半小时人就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北京大学对他的评价是不错的,认为他思想要求进步,工作积极,教学有方,是一位很有成绩的教授.”这位孜孜不倦悉心研究纪德全部作品的专家,这位写有一千三百十三页研究笔记、翻译纪德不少作品的教授学者,就这样在1970年9月20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七岁.

八十年代李升恒在巴黎遇到梁宗岱先生之弟梁宗亨先生,梁得知李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打听起澄华的情况,原来三十年代在巴黎留学时他和澄华曾同住过一室,得知澄华遭遇后,感叹道：这样一个好人,这样用功的一位学者,怎么竟会落得如此遭遇！

父亲并不知道澄华最后日子的具体情况.“”造成全国陷入抄家批斗的疯狂之中,父亲所有的藏书都在抄家之后被卡车装走,原先手头保存的一本《纪德研究》也下落不明,南北友人更是不敢互通音讯.直到七十年代初,局势有所松动,父亲与友人锺书、镏龄悄悄用旧体诗唱和.正是从戴镏龄――一同留学爱丁堡大学的老友、广州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那里得知澄华已于前一年即1970年去世的消息.为此,父亲写下七绝两首表达自己的伤悼,1979年又从澄华在北京大学的同事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因此父亲后来又作了补记：

故旧共悼亡友盛澄华往事

秋九月得镏龄自羊城来书,惊悉澄华竞于年前已作古人,为之愀然良久,然终无泪可挥矣.

一从岭外羽书驰,报我梅开喜可知.

但惜故人乘鹤去,墓前宿草已离离.

何期一别即黄泉,未尽文才为舛偏.

回首少年维特梦(注1),欲挥无泪洒尊前(注2).

注1：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注2：苏东坡诗有云：“存亡惯见浑无泪”.

一九七一年九月

补记：窗友萧山盛子澄华生前为海内研究法国文豪纪德的有数名家之一,抗战期间在大后方译有《地粮》、《伪币制造者》、《日尼微》等作品,胜利后并将论文多篇辑成《纪德研究》一书.兹北京大学陈占元兄过沪,承再告澄华已于一九七年秋病殁.回忆我辈同在少年时代酷爱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而尔后澄华治学之余则身体力行,理智不能胜情,往往偏颇任性,遂终不免于坎坷,思之不禁怆然无已.

一九七九年三月

镏龄接信后也和诗两首,共同悼念他也相识的友人――《悼澄华、步辛笛原韵》：

水木清华誓别离,从戎革命汉皋池.

何因重作湖边隐(注),翻向虫鱼认故知

注：指北京大学未名湖.

话到伤心日影偏,坠欢难拾泪如泉！

荒唐歌德欺人甚,“烦恼”还如世纪前！(注)

注：爱情是永恒主题之一.

也就在澄华逝世之后,父亲曾接到诗人何其芳的来信,告诉他在北京东安市场中原书店内见到纪德亲笔签名赠送澄华的全套《纪德全集》,何其芳希望父亲能尽快将之买下保存.无奈终因南北相隔太远,且父亲仅拿生活费,一时无力购买而鞭长莫及,不久这套书就被有识之士买走了,让父亲遗憾不已.而纪德写给澄华的十三封亲笔信也从此失落了.

七

“”之后父亲在归还的书中仍未见《纪德研究》.父亲去看望巴金老人时,曾谈起纪德的文艺观和道德观,也提到澄华的《纪德研究》一书,巴金认为罗曼罗兰更对我们的脾胃,是中国人更能接受的作家.但他把父亲的惦念放在心上,不久他在整理自己曾被封存的书籍时发现有一本《纪德研究》,是他哥哥的藏书,上面盖有“尧林图书馆印”,于是转赠给父亲留念,让父亲十分感谢.

父亲晚年怀念故人的心绪益重,正好我从书店买回张若名女教授所著《纪德的态度》一书,这是她1930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澄华在1948年初写的《纪德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到她的这篇法文博士论文,她可称为国内研究纪德的第一人.她于1931年回国,曾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后调往云南大学,1958年在教师思想改造“交心”运动中不堪忍受迫害,投河自尽,后获平反.由张若名的书引发父亲又重读《纪德研究》,终于在1996年写出了他埋藏在心里很久很久的文章《忆盛澄华和纪德》.在文中他提到盛澄华对纪德的研究和他的专著,并“希望有一天能把它重印出版,以飨读者.”

正因为有了这本《纪德研究》,也就有了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职的魏东借去打印,想争取重印出版的后话.而这本赠书翻阅得几乎散了架,内收入澄华自1934年至1948年1月这十五年间研究纪德的论文九篇,其中一篇《试论纪德》原是《伪币制造者》的译者序,长达一百十八页,注释有一百零一个.他的这些论文既有对纪德及其作品精当的评价和细致分析,又有以著名杂志《新法兰西评论》为中心纵横剖论近三十年法国现代文艺潮流的走向,还有很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即纪德与作者交往的信札十余封,另还列出纪德作品年表(且以星号标明当时已有的中译本)等.研究论文能写得如此视野开阔,文字流畅,没有学究气,是真正热爱纪德、心中又有读者的学者所撰,材料翔实,内容丰赡,可读又耐读,很能吸引人.现在这本散了页的书连同父亲所有的藏书都已遵父亲的嘱咐,捐赠给巴金倡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兄妹几人都见过澄华伯伯,大家先后分别去北京之前,父亲就会关照去看看他的老朋友.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和父亲推崇的其他老友钱锺书伯伯、萧乾伯伯等一样,他们在八十年代之前好像都不太为一般人所知,而澄华伯伯潜心研究的纪德在中国更是不大被提及,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几乎没见过纪德作品出版,外国文学教科书里对这位法国现代作家的介绍也是很简单的.原来因为纪德曾应斯大林邀请访苏,回法国之后写有《从苏联归来》一书等,在赞美之余也直接指出了苏联社会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被苏联看作是对他们的“背叛”.而罗曼罗兰之前也受邀访苏,并有文字记录,以赞美肯定维护为主,也有某些含蓄的批评,但要求日记封存五十年以后再发表,他在苏联和中国的遭遇与纪德大不相同.当然,对一般读者而言,正如巴金伯伯所说的原因,罗曼-罗兰更适合中国人的脾胃.《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奋斗精神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而《伪币制造者》新颖的叙事形式则不太为以前的中国读者所适应.从国外回来的友人告知,热爱外国文学的美国年轻人在书店里看见纪德日记都会如获至宝地赶紧买下,他们深知纪德的价值.

除了研究之外,澄华伯伯的勤奋也表现在他的翻译上.他翻译纪德的作品有《伪币制造者》、《地粮》、《日尼微》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及再版,其后还译有《幻航》、《忆王尔德》、《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等.他曾应弟弟之约,为《儿童报》的小朋友读者翻译了《世界儿童文库》十集,由中国儿童书店1950年出版.他还自学俄语,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法国文学”条目全文译成中文,以《法国文学简史》的书名出版.以后他还翻译了《司汤达生平》、《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漂亮朋友》等.我在上海图书馆查到藏有他翻译的书籍目录(含不同版本)有二十四种,其实还是不全.他此生没有完成的最大遗憾就是想写一本以他家族史为背景的小说和编写一本欧洲文学史.若他能挺过厄运,健康地活到新时期,相信他的家族’史小说一定能表达他鲜明热烈的憎爱情仇,而在他构想中的这部欧洲文学史,纪德应该、也能够占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十年代纪德作品的译本开始重新在中国露面,新世纪以来,纪德更是受到中国出版界的关注,有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纪德文集》,二十余家出版社重版或重译了纪德作品单行本或选本,而盛译版的作品也有选人其中的.

如今,只要想起澄华伯伯,我的眼前仿佛就会出现他不同时期的形象：青年时代维特式的黄背心黑长靴、留学时的金丝边眼镜和西装革履、抗战时期的黑色长袍和山羊胡子、1949年的白袜黑鞋绑腿和灰军装、五六十年代的胡子拉碴和消瘦脸庞、下放锻炼时捡粪肥的模样、“”期间肩挑河泥的身影等正是二十世纪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短暂一生的写照.

2012年的清明时节正好纪念澄华伯伯和父亲的百岁冥寿.他俩一定在天堂聚首,欣喜地注目于《纪德研究》(现名《盛澄华谈纪德》)在六十四年后重新问世,这是澄华伯伯和惠连姨一段姻缘的最好见证,也是他和父亲真挚友谊在人间的延续.

谨以此文怀念父亲的挚友盛澄华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