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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质量,始终是一个值得有关各方花大力气探讨的问题.数年前,华中科技大学周光礼教授在专著《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集中提出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问题,并就此进行了深度分析,以至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教授则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1]
中国在博士生培养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亟待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是患有“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但在体制环境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有博士点的学院以及博导们是否可以认真做些什么,以对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有所推动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可否认,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与理工农医等所涵括的学科,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是存在诸多差异的；但无疑也存在着共通之处.提高培养质量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在这一点上,可说是毫无二致.
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涉及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及考核、平时研习与论文写作、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及研究与写作、论文预答辩及正式答辩等一系列环节.其中,哪一个环节都十分重要.博士生教学是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如果在课程阶段除了授课就别无相应的安排,博士生教学就很容易流为“放羊”或“放养”.而无论是“放羊”还是“放养”,均与疏于指导无本质区别.
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差异甚大.我国无资格考试一说,博士生培养中一般不讲淘汰率.在没有淘汰或基本不淘汰的情况下,如果导师平时疏于指导,博士生的质量实在无法保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加大人才培养“后端”的抽查力度,在博导及授权点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剑,这不能说没有效果（此举的震慑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更为积极的办法是,鼓励和推进博士生培养单位及博导们在人才培养的“前端”增加投入,围绕提升博士生的科研能力这一重要命题,探讨如下问题：确立哪些理念,通过何种路径,如何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从而使这一并不简单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以自己的授权点招收和培养博士生,起步较晚.客观地说,尚缺乏积淀和经验.但近期学院在虚心学习兄弟院校成功经验基础上的某些创新之举,旨在有效提升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值得重视.
自2013年10月始,学院每周举办一次具有沙龙性质的“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已举办25期.这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主要以2013级全体博士研究生为核心志愿者”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则是其25期内容精髓的集成.
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自四面八方的嘉宾,纷纷做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他们的报告可谓异彩纷呈.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作了题为《新闻史研究心得――以〈蜜蜂华报〉研究为例》的学术报告.“程教授从回答‘为什么要研究《蜜蜂华报》而不是别的报纸’为由头,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起,这里面既有导师方汉奇老先生的钦点和期许,也有自己补白新闻史研究的志向和抱负.选题确定后遭到了很多人的不解,在资料搜集中也遇到过不少麻烦,写作过程中曾因领域较新而无法和同行交流,幸好在导师的支持与鼓励下才最终完成了这一论文生产过程.”
时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的张志安教授,作了题为《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的学术报告.他“首先介绍了研究问题的寻找和确认,提出要有辨别真问题和假问题的能力,并从否定性视角出发,从资料搜集、对象、概念、理论和对策等方面去辨析伪问题的种种表现.他强调博士论文写作要注意四个研究层次,即描述、阐释、应用和追问”“在研究方法上,他谈到了田野观察时的入场身份确认、信任关系建立、观察范围选定等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刘海龙副教授,作了题为《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的学术报告.他从“一般的‘宣传’的观念在什么语境下产生?中国的宣传观念如何产生及发展?宣传的支持者如何使之正当化?宣传是否会消失?”等四个问题出发,开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发现,宣传的话语分为日常话语、操作话语、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四个层次；而话语本身又具有文本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等三个维度；关于宣传有两种知识存在着,一是宣传技术的知识,二是将宣传正当化的知识.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夏雨禾教授,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的学术报告.他谈及“‘阿卡普尔科（Acapulco）模型’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四种总结”,而他“尤为关注竞争模式、自然史模式,自发模式和认知图像模式因针对个人议程而未做涉猎.由此形成了自己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三农’议程在《人民日报》总体议程中的地位及变化情况如何?《人民日报》‘三农’的议程构造如何?《人民日报》‘三农’议程中各议题的地位及变化情况如何?”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导李红涛博士,作了题为《国家、单位与知识生产：以中国传播领域学术期刊为中心的考察》的学术报告.他“深度揭示了学术场域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的依附性知识生产,认为：传播学核心期刊在现存单位体制下运作,在学术场域内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多重挤压下,其自主性空间受到抑制,期刊场域呈现出低度自主的特征；借由对传播学核心期刊为主的考察,进而推论出我国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着依附性知识生产这一实践逻辑”.
南台科技大学信息传播系助理教授张煜麟博士,作了题为《野性的媒介创业者――台湾有线电视系统先驱者口述传记研究》的学术报告.他“介绍了台湾传播研究的历时性转向和跨学科趋势,表示博士论文是对硕士期间所做研究的一个延伸,是从口述历史研究切换到口述传记研究的一次尝试,也是自己在跨领域学习后完成的一个初胚.在对台湾有线电视媒体的发展做了简介后,他带领大家一起寻找被遗忘的台湾有线电视系统发展史――共同天线系统的故事,并逐步推导出自己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