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清初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勇士一路过关斩将,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作为旗人是特权阶层的王朝,清朝从政治到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体现出优待旗人的色彩,特别是其生计方面,经历了入关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到入关后由国家供养、不事工商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旗人享受锦衣玉食,国家钱粮同时,又为后来其生计困难的出现埋下祸根.特别是清代中叶后,旗人人口数量的倍增,加之其不谋职业,披甲兵额有限等因素,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渐严重化,成为清中期皇帝们急于解决,却无良策的难题.最为重要的是旗人生计问题的严重化给当时的政局和为政者的决策以及施政方针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嘉庆朝时期尤为明显,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探寻此问题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关 键 词]清代；中期；旗人；生计
清康熙三十年以后,国家基本无战事,百姓俱享太平,社会安定,到处一片富足繁荣的景象.在这安定有序的环境里,人口滋生甚繁,“岁不下亿万”(2).以至乾隆中后期,国家在平定边疆叛乱的同时,还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时至嘉庆时期,旗人生计的日趋恶化的势头已无法扭转,虽然嘉庆帝为此“宵旰筹思,无时或释.”(3),采取了诸如迁移闲散宗室、拉林屯垦、扩大养育兵名额等措施,但都因收效甚微、或靡费银两、或执行不力而宣告失败.本文以清代中期入手,试从旗人生计困难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当时时局的影响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管窥一豹.
一、清中期旗人生计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为官者,衣襟简朴,终日奔波,尚食温饱,一旦去官,落魄不已
旗人为官者,虽有朝廷的俸银和恩赐,但仍然过着衣衫简朴,为生计奔波的生活,一旦辞职或被罢官,其生计往往捉襟见肘.清人何刚德在其《春明梦录》就记载“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4),还如“乾嘉年间有某制府者,八旗人也.盛时,童仆姬待服饰饮食玩好之物,穷尽奢侈,日费不赀,及和珅败,制府亦牵累罢官,数年后穷寠不堪,遂至乞食市上.”(5)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出,清中后期,旗人中任官者,其生计问题也较为严重.
(二)为民者,自谋职业,省吃俭用,勉强度日,一朝落难,流浪街头
旗人中,寻常民众占大多数,他们的生计虽然有政府的救济,但是在漕粮不济或饥荒灾年时,其生活惨不忍睹.面对这样的窘形,他们常常不顾国家的禁令,自谋职业,如驻粤八旗中的旗人萧茂清“幼丧母,事父朝升,晨起执炊,俟父饭毕,即入市卖浆,日得钱百数十以给养.”(6),又如汉军镶白旗人朱廷光“少孤,家贫,佣工以养母,后以营运渐至富,分恤宗党无少吝.”(7).由此观之,旗人中积极主动者自谋生路,省吃俭用,或为工、或为教、或为商,解决了一时温饱问题,但是这样自食其力的旗人毕竟只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旗人仍无所事事,靠政府救济,一朝落难,流落街头,乞食为生.
(三)为兵者,军纪废弛,酗酒滋事,虽身披兵甲,却有失士兵之责
八旗是清朝的主力部队,入关之初,他们“弓马技勇,均属优长.”(8)为满洲入主中原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但由于政府的恩养和娇惯,清中叶以后,旗人已无“俗尚淳良,咸臻朴茂.”(9)的传统作风,相反是其“风气日渐浇薄,居恒在家,率皆不务弓马正业,徒以游惰骄奢,愈趋愈下.其不肖者,动辄于歌场酒肆,恣意游荡,并或设局聚诸,稍有睚眦,即逞忿持刃相向,以致将国家养赡衣食之资,尽成荡废,生计日形其艰.”(10).同时,京师“各处栅栏之设,并不按时启闭,虽有若无,夜闲铃铎无闻,更鼓不应,遇有酗酒斗殴之人,官兵不甚过问.”(11)京师八旗尚且如此,散居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不习骑射,武备废弛,甚至有弃武从文的现象,嘉庆时期,嘉庆帝就有“驻防八旗,竞思以文艺进身,转置骑射于不问,必致抛荒本业,流为文弱,渐失旧风.”(12)的忧虑,随后上谕各省驻防八旗要“以练习骑射为本务”(13).由此观之,旗人中披甲为兵者,虽然有政府的饷银和资助,清中叶后,其生计也困难重重.
二、清中期旗人生计问题对政局的影响
(一)打破政府对旗人的种种限制,一定程度上动摇旗人的“国本”地位
清入关后,为政者制定许多优待和限制旗人的政策.然而,随着旗人生计问题的出现并迅速严重化,清中叶后,许多旗人突破身份、居住地等限制,自谋职业,或迁居异地,来维持生计.对此,政府颇为无奈,甚至在政策上屈服.如居住地的变化,京师外任官员的子弟本应留住京城,然而随着其生计的恶化,皇帝默许了家属跟随外任官员前往外任地的居住.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旗人纷纷放下“身为国本,区于平民”的身价,外出经营,自食其力,进一步打破了清王朝对旗人身份的限制,以至清末,旗人中保留满人“传统作风”者已十无二三.
(二)削弱清朝的军事力量,加速旗人对本朝政府的离心力
旗人生计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旗人对本朝的向心力,早在乾隆年间,许多旗人因生活拮据,无法生存用逃旗的办法来表达对清朝的不满和厌憎,“乾隆十年,山海关、张家口等驻防八旗,一年之内报逃之案,竟有250余起之多.”(14).最为重要的是旗人生计的恶化,加之其对本朝的不满和厌憎严重削弱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和防御力量,嘉庆十八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虽被镇压,但是给嘉庆帝和在野朝臣很大的震动,一是因为此次行动目标是直捣皇城,且已进入内城.二是在缉拿参加此次起义的人中竟有很多旗人,如宗室海康、庆瑶,旗人曹纶父子,豫王府包衣陈爽等.为此,嘉庆帝很是伤心,在颁御制书豫亲王裕丰获咎事中曰“去秋贼入禁城,非常大变,朕思逆谋已有二三年之久,勾结亦有数百人之多,京城内外官员旗民,竟无一人举首,诚不可解矣,列圣一百七十余年养育深恩,竟无一人念及,朕惟有仰天挥泪而已.”(15).由此观之,清朝中期,一部分旗人已经对大清王室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