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智库的英文是“ThinkTank”.它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专业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国外,智库已经成为国家、企业等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美国就拥有1777家,名列智库十强国家之首,且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
在中国,智库已经受到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智库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相对来说,教育智库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滞后于时代需要,并没有真正成为影响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也没能成为教育创新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目前可以称得上教育智库的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民进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的、开放性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二是北京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三是湖北武汉的长江教育研究院.这些教育智库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和制定的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为例,从2010年年底成立以来,该院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国家领导人提交了46份建议、提案等,其中30多份被采纳.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教育智库的言说平台仍然没有真正建立.
包括教育智库在内的中国智库之所以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我们的决策体系不完备和问责制度的缺失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决策基本上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志进行的,而围绕决策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往往是按照领导意图进行有选择的安排的.有一些决策是当时迫于舆论的压力而出台的,往往在媒体一个负面报道之后,就会马上颁布一个新文件,出台另一个政策.结果,匆匆忙忙出台的政策往往顾此失彼,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
我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最关键的是要按照规律来办,按照决策的科学化、程序化来办,比如应该有论证的程序、听证的程序及小规模试点的程序.中国如此之大,还不能只有一个试点,应该有不同区域、不同代表性的试点,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政策出台以后,能够有比较好的推广.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程序、按照规律办,为什么我们不能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智库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是对上负责的体系,只要按照领导的部署和意见去办,即使错了也有领导扛着.投“上”所好,永远不会有风险,即使决策错了,也不会受到任何追究,这看似负责,其实是不负责.也正是这个原因,教育智库在教育创新过程中始终难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前几天,我收到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汤敏的一个演讲稿：《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其中谈到以数字化制造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教育.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多年前,我就提出应该利用网络技术,建设两个国家平台：一个是国家教育信息资源平台.要把所有的教育信息,如全国每一所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中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全部上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每所学校的照片、视频、学校的介绍、教师的情况等.这样,就可以基本杜绝学校的弄虚作假.二是国家教育资源平台.要把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社会教育的最优秀的课程全部上网,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网络上就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让最优秀的教师成为我们身边最好的教育资源.如果这两个建议早几年被采纳,教育的变革与教育的创新,就可能会使我们的教育更加精彩.
其实,任何教育创新,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思想的创新,而这恰恰是教育智库的优势.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智慧来自民间.民间的教育智库,往往没有利益的牵绊,没有行政的压力,拥有更加超脱的地位和更加自由的思想,也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智慧的教育主张与教育建议.
然而,现在教育智库大多是反向式交流,即教育智库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思考、调查,向教育行政部门报告、提供,至于能否被采用,能否受到关注,还不完全取决于智库本身.所以,大部分智库是没有报酬的,是公益的.长此以往,教育智库的发展乃至生存,都会遇到问题.
所幸的是,大部分教育智库的领导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为名利,不畏风险,只是为了向社会传达一个信号：在这个时代,有一群人执着地相信明天,正在为中国的教育呼喊、思考、努力.
时代正在进步.我坚信,教育智库等其他中国智库,一定能像经济智库一样逐渐受到重视.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一定能够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系民进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编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