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十大金融事件

编者按：2011年,金融危机的阴霾似是退去,但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却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在阴晴不定中继续前行,相比前几年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不确定性”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基本背景和基调.作为全球经济的“定海神针”,美国市场复苏疲软,二次衰退的担忧甚嚣尘上,债务上限的不断提高,预示美国经济未来恢复的不确定性和难度不减.抱团取暖、共度危机的欧盟各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淖,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甚至危及欧洲各国“结盟”的基石,欧元区未来前景充满变数.其他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和发展势头超越欧美,相对发展速度领跑主要大国,但通胀伴生,依然侵蚀其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而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更为其发展之路平添更多脆弱色彩.

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更可谓多波多折.在全年抗通胀的大主题下,实体经济发展中“质”与“量”的调整更显微妙与艺术,结构调整依然在摸索,继续在推进.金融领域上演多场惊险大戏,巨量地方政府债务陆续到期、房价下行测试冲击商业银行、人民币升值惯性急转直下、温州“跑路”几乎倒逼货币政策等,这些事件在对国内经济金融健康运行“围追堵截”的同时,暗示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针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或许可以“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2011年年底,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陆续“换帅”.市场对履新的各位“新掌门”寄予厚望,期盼来年可在金融市场重拾“牛市”,一吐胸中块垒.总结过去,继往开来,《银行家》甄选“2011年中国十大金融事件”,铭刻中国金融发展历程,望与广大读者一起,在2012年迈步从头,谱写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新的篇章!

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换帅”

2011年10月29日,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体发布公告,宣布各自机构“换帅”的消息,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分别成为上述三大机构的新掌门人.外界将此轮金融人事调整称为中国金融业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而上一轮规模较大的人事调整还是在2002～2003年,彼时,银监会新设,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大幕即将拉启,证券业股权分置改革亦“箭在弦上”.时至今日,“一行三会”的“掌门人”已呈多年稳定格局.

事实上,2011年有关“一行三会”换帅的消息一直被广泛谈论,种种猜测不绝于耳.对本次人事调整的种种揣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与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本年临近退休,二是涉及我国金融改革的取向、安排以及“十八大”后中国金融发展的基调问题.当然,人们对金融人事变动格外关注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人事任免历来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此,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新掌门人的就位,使两大国有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帅位出现空缺.新的监管领导履新一个月后,原央行纪委书记王洪章和原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分别出任建行、农行的党委书记.一般而言,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均为一人兼任,两位党委书记要成为两行董事长,还需董事会选举.

此轮金融人事调整虽余波未尽,但仍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典型特点：一是继任者都有多部门、多岗位从业经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新任领导者均具有央行副行长的从业经历,并担任过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部分还当过地方“父母官”.二是,人员任命体现了“交流”意图,表现为宏观管理部门与微观经营主体的相互交流,以及商业银行间的相互交流.三是个人操守成为考察的重点.四是上市机构的领导人更替仍然沿用了以往先任命、再履行相应程序的步骤.人事问题仍然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中的一块“铁板”.

无论如何,我们关注人事更替,其实更关注的是人事更替后的政策和市场效果.适度的调整和交流,可以进一步推动改革向有益方向继续前进,一些“前任”未能推动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改革,或许可藉由新的领导者的出现,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推力.尤其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2011年,无论从央行的宏观管理,“三会”的行业监管,还是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方面出发,适时的人事调整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此次“三会”领导人履新后,首要任务仍是保证国内金融业的稳定、健康发展,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调结构、促发展、保民生”的大局.为此,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中国金融监管应更多地体现综合性和全面性.三位新任领导人共同的央行工作背景,将有助于未来“一行三会”在金融监管综合性、协同性上的提升.其次,金融改革仍应继续向纵深推进,以改革促发展.此外,金融监管还应更注重承接性和延续性,三位领导者继任后,如何承上启下,开辟新局,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无论如何,此轮金融人事变动的影响仍然持续.机构调整后的职位空缺,以及部分金融机构及管理层机构现任负责人的相继到龄,预示着近期内金融机构领导者更替,仍将在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人民银行等机构中继续进行.金融体系的高管队伍将迎来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这些“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将焕发出何种“风采”,我们拭目以待.

（陶艳艳）

存款准备金率三年首下调

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之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将由21.5%的历史高位回落至21%,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则降至17.5%.这是自2010初以来,准备金率连续12次上调后的首次下调,意义非同凡响.纵观此前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无疑成为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转折点.

2011年上半年,国内物价水平高企,央行创纪录地实施“一月一调”的严格准备金政策.结果是“猛于虎”的货币政策立刻发威,CPI从7月份最高的6.5%逐月回落到11月份的4.2%.但是矫枉过正,“抗通胀”的代价是经济增长动力凸显不足,一方面,GDP增速从一季度的9.7%下滑到二季度的9.5%,进而到三季度的9.1%,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另一方面,11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为49%,环比回落1.4个百分点.一般而言,PMI高于50%反映出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衰退.如果货币政策放松力度不够,PMI将继续回落,中国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有四种组合.一般来说,高增长往往伴随高通胀,经济衰退则意味着通货紧缩,二者存在正向关系.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滞涨”给各国敲响了警钟.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前些年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发展时期,但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和美国经济形势阴晴不定的国际背景下,出口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国内需求形势也不容乐观.在信贷总量从2009年的9.6万亿元回落到2011年的7.5万亿元后,央行大幅收缩流动性,直接导致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河山的中小企业“失血过多”,而银行在存贷比日均不得高过75%的监管要求下,在优先保证“铁公基”和“国有”项目前提下,对中小企业亦“难为无米之炊”.政府主导下的融资市场“风声鹤唳”,而民间金融活动却风声水起,无约束的融资活动直接推动了民间借贷利率的疯涨.中小企业面对正规金融无钱贷而民间金融,生存空间日益变窄.与实体经济逐渐疲软相伴随的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停滞不前,这反映为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这些都预示着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在“欣喜”地看到通胀之势掉头向下之时,也付出了经济增长下滑的重大代价,经济衰退似是越来越近.

作为央行调控政策三大“法宝”之一的存款准备金,因其作用力度过于巨大、政府干预程度过于强烈,一直被市场化国家视为“烫手山芋”而往往束之高阁.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却屡试不爽、乐此不疲.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仍需计划手段作为解决经济增长的“尚方宝剑”.本次使用准备金率下调工具而没有选择利率手段来刺激经济,正是因为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式”商业银行,较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效果更为明显.既然如此,则央行通过开启存款准备金率之门,能否达到“抗通胀”和“稳增长”的和谐共处,值得商榷.

实际上,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频繁使用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货币发行渠道主要是通过外汇占款,这是由结售汇体制决定的.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以国内实体资源换取大量外币,央行以等量人民币换取外币,如不采取上调准备金率的措施,则将造成市场上人民币流动性的泛滥.因此,以“计划”的一个工具去弥补另一个计划工具的不足,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依靠低附加值的产业模式维持经济增长似乎渐行渐远,劳动力成本上升,周边国家更加廉价的成本,已对中国30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构成严峻挑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高附加值模式才是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1年10月,我国外汇占款净减少248.92亿元人民币,这是2007年12月以来单月外汇占款的首次下降.这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外汇占款的减少将直接减少基础货币数量,并通过乘数效应减少货币供应量,此时,以巨大的机会成本“沉睡”在央行的宝贵资金终于可以被释放出来并作用于实体经济.金融改革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而货币政策的被动性调节也将得到纠正.环顾发达国家,又有谁有如此之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实体经济模式的转变注定了货币政策的整体转向.本次准备金率下调初步估计可以释放约4000亿元人民币流动性,伴随后期的不断下调,庞大的资金释放将更加显著.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合理配置这些资源.在利率管制的今天,资金的角色“黯然失色”,而政府配置资金的功能面临极大考验.首先,总结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动力之源,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因此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加强信贷支持,是用好资金的关键所在.如果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有企业,效果将大打折扣.其次,要继续满足之前因金融危机而投资兴建的“铁工基”在建和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最后,要支持“为民和惠民工程”.在此方面我们的历史欠债太多,尤其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解除很大部分居民的后顾之忧,直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内生增长,经济或自然驶入正常轨道.同时,对外贸易失衡也将得到改善,准备金率恢复原位,货币政策“抗通胀”的针对性更强,“稳增长”作用将更加明显,从而进一步为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化改革铺平道路.

（郭江山）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新进展

2011年11月25日,中日领导人同意两国加强金融市场合作,鼓励两国间的金融交易,将主要在促进人民币与日元在两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支持发展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市场、支持人民币和日元债券市场健康发展、鼓励私营部门在海外市场发展人民币和日元计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中,特别提到,要便利人民币与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日本向中国大陆进行人民币直接投资；日本企业在和其他海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中国大陆试点发行人民币债券；日本政府投资中国政府债券的有关申请程序正在报批之中.此举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合作和支持.

近年来,为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和减少汇率风险、促进区域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启动.自2008年12月以来,为促进区域金融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央行等14家央行或货币管理当局,签订了共计13007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定,其中,2011年新签或续签的本币互换协定达九个.2009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在2011年8月底扩展到全国.2011年11月10日,人民银行还与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签署了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协议.2011年1月,人民银行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可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10月,人民银行发布了《外资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境外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人民币来华投资,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直接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结算业务.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200亿元人民币的国债,促进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12月16日,《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RQFII）的出台,意味着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正式开闸.2011年9月,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此前,已有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等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此外,人民币对外币的直接挂牌交易不断扩大.11月28日起,在国家外汇交易中心新增人民币与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的交易.此外,在云南还开办了与老挝基普、泰国泰铢的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在我国贸易结算、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业务及不同国家央行间业务中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人民币目前尚不是自由可兑换货币,上述进展主要发生在我国与周边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小型发达经济体间.在两个经贸关系紧密的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之间,相关金融合作协定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双边经贸投资活动规模巨大,相应交易活动人民币的使用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大大提升.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冲破复杂而微妙的两国政治关系的羁绊,成为提升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支点.近年来,日本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始终抱有非常复杂的心态,而愿意通过双边金融合作来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说明日本终于明白无视人民币国际化整体趋势只会损失更多的机会.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外汇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将越来越快.

（欧明刚）

股市暴跌不止,十年裹足不前

2011年12月15日,上证指数报收2180点,相对年内最高的3062点,跌幅近30%,击穿了投资者2200点的心理防线,处于2001年6月22日收盘价2251点的下方.从股指水平来看,中国股市一夜间似乎回到了十年前,好像“人类”也无法阻止中国股市的下跌.当然不可否认,中国股市也曾辉煌过,于2007年10月创下过6124点的“令人敬仰”的股市巅峰,但那已成为中国股市泡沫的标志,成为投资者心中永远的痛.

中国股市十年零增长,颠覆了“股市是经济晴雨表”的经典教科书理论,因为十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8%以上的快速增长,续写着中国经济的奇迹.GDP增幅高达3.8倍,股市居然毫无建树.从流动性来看,十年间中国货币供应量M2由9万亿元上升至84万亿元,增加了近八倍,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是全球流动性最充足的国家,但中国股市为什么暴跌不止?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股市十年间保持了其“赌场”的“优良”传统,投资者参加了一场“负和博弈”的游戏.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股市累计分红7500亿元,而投资者缴纳的印花税却超过5300亿元,如再加上交易费,投资者总体上十年间从股市未得到任何回报,即中国股市不具投资价值.

第二,股市非流通股大规模解禁使股市面临巨大抛压,股市缺乏上涨动力.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股市流通市值1.5万亿元,2011年流通市值已高达19万亿元,十年增长超过了十倍.2011年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使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部分是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抛售解禁股、解决融资问题成为主要选择,这导致了股市的持续下跌.

第三,中国房地产市场“黄金十年”分流了股市大量资金.与股市暴跌不止相反,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持续攀升,北京房价十年来涨幅超过八倍.炒房的财富效应远远在炒股之上,仅2006年以来房地产销售收入就超过16万亿元,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总量可能超过20万亿元,导致大量资金流出股市.

第四,银行巨额理财产品的发行使大量资金由基金、股市流入银行,抑制了机构投资者和散户的投资规模.近年来,为规避利率管制对银行负债的不利影响,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发行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在基金净值多为发行价八折的难堪时期,银行理财产品5%以上的稳定收益更受投资者青睐.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超过八万亿元,使基金发行面临巨大压力,削弱了稳定股市的力量.不过,基金从来没履行过稳定股市的职能,也没能成为价值投资的标杆.痛定思痛的散户撤离股市,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不过,在中国股市极度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过度悲观.从技术视角来看,中国股市已处于相对底部,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蓝筹股的投资价值正在显现,但期待股市短期内重拾升势也不太现实.

（刘明彦）

中国房地产到达拐点

2011年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70个重点城市商品房的网签信息,共计49个城市的房价环比出现下降,比10月份猛增15个城市,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均出现不同程度降幅.包括四个一线城市在内的绝大多数重点观察城市房价的环比下降,使早在一个月前新华社关于房价拐点已现的判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至此,长达近两年,也是史上周期最长的房地产紧缩调控终于有所斩获.

房价拐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信号明确、力度空前且持续一贯的调控和监管措施.自2009年以来,政府“控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增长”的政策信号之明确即不言而喻,而“三限”,即“限购”、“限价”、“限贷”足可表明,本轮房地产调控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一次,也是支撑房价拐点到来的头号“功臣”.从2011年11月的房价环比来看,在70个城市中,实施限购的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均降0.35%,其中实施限购的40个城市房价环比均降0.23%,非限购的30个城市房价环比均降0.13%.“限贷”则使银行房贷成为减少对房地产企业输血的第一主力,其中,国内贷款自2011年6月份以来累计同比增幅连续走缓,从6.8%降至1%；个人按揭贷款则从同年2月份开始累计同比负增长.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源则相反,如2011年各月份的自筹资金累计同比基本保持升势,增幅在20%以上,最高增幅达34%.利用外资则在大多数月份保持了50%以上的增幅.正是由于银行房贷的大幅收缩,使2011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虽继续保持增势,但增幅相对2010年和2009年大幅收窄10～20个百分点.从政策的可持续性来看,与以往的几轮调控政策相比,本轮紧缩政策虽偶有小的波动,但总过程持续一贯,具有明显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特点,打破了房贷调控政策总是“短命”的历史,也使那些死顶硬抗、期待政策转暖的房地产企业和住房投机客逐步改变预期,房价也因此逐步松动并最终触及拐点.

房价拐点出现的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市场供求、保障房等.但基本的判断应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一个政策市场,要把房价“拉下马”主要还需看政府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由此,要判断房价的进一步走势,一方面,要看政府的政策走向,刚刚闭幕的经济工作会议已就房地产市场给出调控意见：坚持既定的政策不动摇,力促房价理性回归.此举显然意在巩固艰难获得的调控和监管成果,避免重蹈2008年底政策松动引发2009年房价“歇斯底里”式狂涨的覆辙.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因靠环比数字得来的拐点面临其他指标的“抵制”.首先,同比显示的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尽管涨幅收窄但依然上涨；其次,房地产企业投资依然维持在29%的高位；最后,三线城市的房价领涨,非限购城市的涨幅明显高于限购城市.

不管怎样,政府在2012年继续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已经明确,2012年的房价继续下行应不成问题.成为问题的倒是,房价的底线在哪里?备受质疑的中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结果是――不惧高达50%的降幅.而某些房地产商则预测2012年春节过后政府将实施“救市”,理由诸如开发商维持不下去,地方政府也束手无策,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也生存堪忧等.而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即使房价下降50%,甚至更多,也依然只能望房兴叹.

笔者希望,决策者更多地从住房的消费属性和房地产的民生导向去研判房价的底线在哪里.也不妨换一种思维视角,既然房价降50%甚至更多,商品住房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还不如多想些点子,多开辟些渠道,尽可能增加普通老百姓买得起也住得起的房子,如保障房、合作建房、自建房等.

笔者相信,一旦中国住房建设和消费能做到“多条腿走路”,所谓房价及其拐点将不再成为“万众瞩目”的话题.

（付强 李冰）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受阻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带给全球银行业一片萧瑟,但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经营却“一骑红尘”,业绩风景独好.其中,作为中国银行业近年来正在崛起、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商行,更在这一时期迎来了自身经营扩张的黄金时期.2009年4月,监管层本着促进中小商业银行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增强银行服务辐射功能的初衷,由银监会下发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限制.在此情况下,一些对政策敏感的城商行在2009年当年便抓住扩张良机,当年即有27家银行设立36家分行,而2010年更有45家银行设立了59家分行和1家代表处.而在2009年前,全国城商行全部分行不过92家,仅2009～2010年两年城商行设立的分行数量便超过之前城商行分行数量的总和.

因此,2011年初,业界普遍预计城商行将延续之前两年迅猛的跨区域经营步伐.然而2011年3月,王岐山副总理在“”期间指出城商行发展中的不足――“小银行往大银行发展的势头不减,很多银行都在往大搞,有‘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金融机构自身亟待解决结构性问题.城商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要立足当地,合理布局,规范运作,避免片面求大和跨区域盲目扩张,在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下更大功夫”.这使得之前跨区域经营迅猛的城商行于2011年停下脚步,城商行跨区域新开分支机构数量几近为零.

客观来说,城商行在2008年和2009年的迅猛扩张基本遵循“更名――注资――扩张――上市”的步伐,其跨区域经营扩张的路径通常为――由省内到省外设立分行,甚至到国外设立代表处.这一高速扩张也使得城商行整体获得了高速增长,在国内银行业整体规模中所占的比重持续增加.截至2010年末,城商行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达到78525.6亿元和73703.3亿元,在中国银行业整体规模中的占比,也由2008年的两项均为6.6%提升为两项均为8.3%,增速也明显快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一些优质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不良率等抗风险能力指标也明显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而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优质城商行的盈利指标更是优于一些股份制银行.作为服务中小企业重要金融力量的城商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愈发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城商行伴随自身的发展壮大,其通过设立村镇银行变相跨区域经营,积极发展新业务,试水保险市场、消费金融公司,逐渐成为我国银行业拓展新型业务的重要力量.

高速发展的跨区域经营在为城商行带来各种优势和好处的同时,一些城商行自身人才储备不足,研究能力、信息科技能力相对较弱等也逐渐暴露出来.而2011年初,齐鲁银行曝出的亿元欺诈大案更是城商行高速扩张中隐藏风险的一次爆发,使得以监管部分重新审视城商行这一中国银行业重要群体高速扩张中的各类风险,从而有了王岐山副总理在“”期间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研判.

但也应看到,尽管城商行设立分行的传统跨区域经营模式在2011年几近停滞,但从城商行仍可设立村镇银行这一城商行变相的跨区域经营模式,城商行的引资以及相互间的各类注资都仍在推进,而城商行的上市之路也在重新酝酿开启.由此可见,对城商行整体公司治理状况以及经营和业务发展现状,仍持肯定态度,只是更加强调城商行应专注服务本地市场,关注快速发展中的各类风险.在未来,城商行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王大威）

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逆转

2011年11月底,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影响,人民币汇率呈现大幅波动态势.从11月30日到12月15日,尽管人民银行通过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干预,试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即期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依然连续12个交易日盘中触及跌停.其中,2011年12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价为6.3738,按照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3421元,再考虑到设定的0.5%的上下波动幅度,当天人民币汇价再次触及日交易区间下限,并表现为“跌停价”.人民币出现罕见的贬值态势,逆转了此前人民币单边对美元升值的势头,市场各方大感意外.

人民币汇率连续“跌停”,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担忧.市场的普遍看法是,鉴于欧美债务危机升级,经济复苏缓慢,大量资金从亚洲新兴市场回流到欧美市场自救,中国经济发展中外需拉动的因素弱化.由于对外贸易顺差减少,加之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中国经济面临增速回落的概率进一步加大,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看法趋于强化.这反映在汇市交易中,即为大量机构看淡人民币汇率交易盘,引发人民币走软态势.回顾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发展过程,鉴于欧美等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人民币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实际表现为单边不断升值.此番人民币连续跌停,逆转了此前持续升值的势头,既改变了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不禁让人担心人民币将步入贬值周期,进而引发国际资本快速流出,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对中国这样一个仍需借助资本积累发展经济的经济体而言,这或许并非好事.

本质上,一国汇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即贸易顺差高低和货币实际购买力情况.我国的贸易顺差在今后一段时间仍会持续,货币实际购买力在海外也在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国内通胀回落及日本将购买中国国债消息的释放,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需求继续提升.因此,总体来看,今后人民币可能将继续表现为升值走强预期.但实际上,国内并不希望人民币一直升值,当然也不希望其一直贬值,最佳的选择是使人民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合理波动.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也释放出政策信号,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将加强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已经达到或非常接近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应更为关注的是,有关部门应切实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通过有关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在上下波动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真正使人民币进入随市场双向波动的时代.从而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市场调节下的合理均衡,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

（王光宇）

地方债发行试点：摸着“锋利”的石头过河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至今仍无救治良策,在笔者看来,如若评选欧洲地区年度汉字,则非“债”字莫属.由于体制和传统原因,欧美国家政府习惯依靠债务手段筹措资金.我国传统上讲究量入为出,不愿过多借债,政府亦不愿过分借债.但时至今日,这种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在借债问题上越来越“敢想敢做”.近两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陡然突出,随着偿债高峰期的日益临近,今明两年,地方政府如何筹措偿债资金、偿还债务成为亟待解决的最大难题,如若出现地方政府债务的大面积违约,后果如何,无法想象.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占21.8%,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占15.58%.高达近10.7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7%,蕴含的风险十分巨大.而进一步的权威预测显示,2011年和2012年两年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将占总债务规模的43%左右,总额约4.6万亿元,而第二个还款高峰期将在2016年到2018年到来,其他年份到期的债务约占14%～17%.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形式和内容发生改变,传统的地方“土地财政”不断吃紧,过分依赖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很难满足债务到期偿还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不断到期的地方债务,同时,也为优化财税体制,缓解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不利局面,减轻政府财政压力,2011年11月底,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地进行自主发行地方债的试点.作为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的重大“试水”,率先发债的上海、广东两地发行的地方债受到市场热捧,在资金认购方面,四期地方债均超过三倍的认购倍数.地方债受到热捧,市场对其购买热情甚至超过国债,反映出市场对试点地区经济运行的乐观预期.

作为财税体制的重大变动,地方债自主发行意味着承销和招标的具体细则性做法由地方政府决定,具体方法由各省自己探索和规定.至此,从1995年开始《预算法》规定的地方政府不得列赤字的现状变成了历史.目前,地方政府发债由财政部,债券到期后,由财政部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再向财政部偿还相关款项,这也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地方债发行试点的诸多优势之后,仍需看到,此次地方债试点还只是介于发行和完全自主发行之间的过渡形式.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理论上应满足“项目自主、发债规模自主、用途自定、偿债自负”的要求.事实上,此次地方自行发债很可能是“额度不变、项目不变、发债资金用途不变”.有分析即指出,此次试点省发行地方债的自主性仍不够强,没有充分发挥出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此次试点,离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债还有一定距离.此外,地方政府试点自行发行债券,还本付息由财政部,这和财政部发行的地方债差别并不大.

地方债的发行推广在目前诸多条件不健全或不具备情况下,仍可能存在较大风险.例如,地方债的偿还由财政提供担保,可能诱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增加债务危机的风险；试点地区地方发债还钱的路径尚不明确,筹集资金的用途、偿还来源、具体责任人等都无明确落实,债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地方自身监督机制尚不健全,仍需严格的风险防范和监督机制等.

由此来看,此次地方债发行试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是对财税体制改革调整的探索.由于此次试点发债总量不大,对地方债务、资金量的影响甚微,缓解地方财政的作用不大,制度探索层面的意义更为突出.尤其是,此次试点地区都是经济发达、金融市场发育相对成熟、信息相对透明的发达地区,而更多的国内其他地区与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甚大,其发行的债务恐很难受到市场的同样“热捧”,地方债试点的意义可能再遭折扣.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道路充满坎坷,此次发行试点同样不是“坦途”,仍存在诸多变数,甚至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在摸索的过程中,仍要坚持挺过一个又一个“锋利”石头.

（黄鸿星）

村镇银行准入门槛提高

伴随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机构离农”和“资金离农”成为潮流之一,留守县域及乡村的银行分支机构越来越少,呈现出典型的金融排斥特征.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银监会于2006年底出台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引导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关于“低门槛”待遇.自2007年诞生之日起,村镇银行被寄于厚望,在三类机构中,成立数量最多,政策支持力度最大.2009年7月29日,银监会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全国35个省份(西藏除外)、计划单列市共计划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占总量的79%.如今,三年工作安排时间已满,计划虽只完成一半,但“独好”村镇银行的局面十分明显.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1年6月,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615家,其中仅村镇银行就组建了536家（2011年5月末数据）,占总数的87%.

关于银监会收权.针对2009年的村镇银行工作计划,笔者曾以《千家村镇银行规划面临三大金融难题》为题,指出计划实施的困难所在：金融俘获导致发展目标偏差,金融支农遭遇主发起人瓶颈,三重金融排异导致村镇银行可持续性难题.如今不幸看到计划搁浅,上述担心变为现实.2011年7月末,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村镇银行主发起行要按照集约化发展、地域适当集中的原则,规模化、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同时,《通知》要求回收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权,完善村镇银行挂钩政策.这一政策被解读为银监会收权,村镇银行准入门槛提高,代表了2006年底“低门槛、严监管”的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原则开始发生转变.

关于核准权上收.《通知》的一个显著改变,就是对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方式做出了调整,由之前的银监会指标管理、银监局确定主发起行和地点并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调整为由银监会确定主发起行及设立数量、地点,由银监局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银监会指出,在村镇银行培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村镇银行是新生事物,社会认知度不高,吸收存款的难度较大,贷款发放又受到规模控制,资金结算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外部经营环境亟待改善；部分主发起行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地域跨度大,管理半径长,协调和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核准方式的调整有利于遴选优质主发起行,减少组建村镇银行的协调成本,更好地实现规模化、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

仅就资金来源而言,村镇银行的布局仅仅是一个个的“点”,既没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状”的规模经济优势,也没有社区金融组织“块状”的范围经济优势,诞生伊始就面临着流动性困境.试点刚开始时,曾有《贷款排着队、存款难进门,村镇银行闹“钱荒”》的报道,在村镇银行的五年发展历程中,一直面临流动性困境.

回望2006年底以来的农村金融新政,似乎又由终点回到了起点.只有重新认识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逻辑,着手解决农村金融需求方的金融排斥和供给方的金融排异问题,才能期望一个普惠金融新局面的出现.

（周立）

温州“跑路”风波与民间借贷乱象

素有“借贷之城”之称的温州因其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达、金融生态优良,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温州模式也被全国多地追逐和仿效.然而自2011年3月起,温州上百家民营企业的老板陆续失踪,特别是“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掀起了一股“跑路”风潮.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统计,2011年以来有约100家中小企业出险,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区域上主要集中在温州市区,行业分布上以传统的鞋服、不锈钢等为主.

事实上,我国的中小企业倒闭现象长期存在,2011年尤为明显.表面来看,起因主要是个别企业由于经济环境不佳、经营管理不善而出现的资金链断裂.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折射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以及以盛行为代表的民间借贷乱象.据调查,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为5分至1毛.“5分利”相当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部分年利率甚至高达180%.以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为例,其2010年眼镜业务销售收入2.7亿元,但企业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民间12亿元,月息则高达2000多万元.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借助民间借贷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借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小企业选择了这种“古老而”的方式?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2011年全球经济尚未回暖,欧美主要国家一直未能走出债务危机泥潭,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外部需求持续下降.而原材料、用工成本,以及人民币汇率不断上涨,给以制造业、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生存压力.

从政策环境上看,为应对通货膨胀,防范资产泡沫,自2010年1月起,央行已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事实上形成了紧缩的货币环境.2011年,全社会融资总量减少,银行利率高企,实体经济普遍感觉信贷供应偏紧和资金周转困难.

从金融体系上看,传统的金融体系难以充分吸纳和转化逐利的民间资本.而金融机构偏爱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现象长期存在.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原因,很难符合银行对客户的要求,出现信贷无门的融资难困境.

从转型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目前,国家已提出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持续增长能力的战略规划,而企业在转型升级上的投入较大,且作用不能立刻显现,亟需大量资金支持.

从企业自身来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在2008～2010年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许多企业盲目扩张.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投机需求增强,转向“炒房”、“炒煤”、“炒蒜”,最后演变成“炒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如今形势转变,资金缺口立即显现.

在以上多重压力下,企业为了寻找出路,将目光转向民间融资渠道,而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又拉高了民间金融的借贷成本.一方面,虽然能解企业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但过高的融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在民间借贷上缺乏有效的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难以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企业主外逃.

一时间,各大媒体对“温州风波”竞相报道,引起各方热议.有人担心中国民营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将出现大规模爆发,甚至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或“中国式金融风暴”.也有人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到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关键时期,出现一批经营不善、难以适应转型需求的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短期阵痛在所难免.

而此次温州的风潮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1年10月亲赴绍兴、温州等地深入考察,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形势,稳定金融形势,同时为治理温州危机开出了“药方”.同时,强调,与2008年面临金融危机严峻挑战时不同,目前全国经济形势是好的,温州经济的基本面也是好的,如果少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会很快稳定.

总体上,的讲话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政银企积极开展合作,温州金融形势已总体趋稳,部分跑路的温州老板已经回国,勇敢地面对挫折,承担责任,努力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算是让此次沸沸扬扬的“跑路风波”告一段落.但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整治民间借贷乱象,依然任重道远.

（刘明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