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社会主义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实际是在德国产生的,它成为俾斯麦王朝道路统一普鲁士的一体两面.它在德国造成了反康德的另一面：集体价值至上,国家主义占压倒优势.

6月底,阿登纳基金会邀请六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重点考察“社会市场经济”.我们飞抵法兰克福之后的第一站,是立刻转机去汉堡,参观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100年前俾斯麦晚年栖息的庄园及其墓地.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冷僻的地方来?事后回首,反而感谢德国朋友这一善意：如欲考察“社会市场经济”,确实应该从这里开始.

1871年普法之战,是俾斯麦王朝战争的巅峰.俾斯麦看准时机,力劝普王登基,由国王而皇帝,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弗里德里希斯鲁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一幅油画,描绘登基的情景：诸邦小王拔出长剑,欢声雷动；威廉一世站在凡尔赛宫的台阶上,位置最高,却偏于左侧；占据画面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着白色戎装,长靴及膝,绶带过肩,双目逼人.当时,德意志正经历从中世纪共同体向现代工业国转轨的急剧动荡,工潮汹涌,街头冲突此起彼伏.党从教会爱护教民的基督精神出发,首先提出保护劳工的主张；社会党信奉阶级斗争,自然是推波助澜；俾斯麦出身贵族,大家长爱惜子民的古代遗风使他厌恶资本主义.三者合一,促使俾斯麦回国后立刻推行他铁血政策的另一面：向右打击天主教党,向左打击社会党,却把双方保护劳工主张收归他名下.在他执政最后时期,签署了6000余条法令,从工伤保护到医疗保险,事无巨细,全由王朝强令推行.有人说,国家提倡的工人福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俾斯麦则朝后看：“这对我无所谓,我称它是立法范围内的实际的基督主义.”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就这样产生,它确实在马克思的故乡出现,却成为俾斯麦王朝道路统一普鲁士的一体两面.

列宁曾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分为两类：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他据以分类的是土地如何分化,却没有注意到俾斯麦的王朝福利,其实它比土地更能说明什么是普鲁士道路.“王朝社会主义”的历史结果,大致可看到三点：

第一,社会福利大大提高劳动力,迫使德国工业向新兴科技索要生产力.50年内,德国科技拔得欧洲头筹,工业起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实体,有实力向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国挑战.

第二,社会福利从王朝而来,共同体大家长成为近代德意志的国家认同.依赖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共同义务压倒个人竞争与责任,几乎成全民共识.这个欧洲大陆的优秀民族,最为理性者曾拥有康德,而最不理性者,则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为什么会有后者?答案之一,就在福利国家造成了反康德的另一面：集体价值至上,国家主义占压倒优势.

第三,王朝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前身,两者夹击,挤垮了魏玛共和.后者之所以短命,除了执政者举措失当,更为普遍的原因,是当时的政体“有宪政而无宪政者”.民众并不认同市场经济,却把1929年大萧条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法西斯以“国家社会主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民众记忆中,“王朝”与“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变动的是“王朝”,不变的是“社会主义”,而且自上而下.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以割断历史为能事.如果只读中国书,几乎看不出从王朝社会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是水到渠成,一脉相承.汉语不断以“纳粹”简称法西斯,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法西斯只是凶神恶煞,其实“纳粹”的全称很温柔,也很民粹――“国家社会主义”,更能揭示这一潮流的内蕴.“国家社会主义”早在希特勒之前,俾斯麦就曾使用.在他的视野里,劳工是另一支应该爱护的军队,故而1891年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曾这样说：“既然军队士兵残废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崭露头角.”

以后的历史乃至今天的现实,都被俾斯麦说中.老欧洲总是追逐国家社会主义,法国学得最起劲,而且“被大众承认”.以至到今天,法国人把二战以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解释成戴高乐主义的样子：这是美国道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本以此为名的法国书,近年来正在中国文人中热烈议论.我或许有机会反驳法国人的一厢情愿,并尝试回答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此前我先建议,汉语是否能尽快恢复“纳粹”原名?“国家社会主义”,这六个字很要紧,最好不要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