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在6月份统计数据出炉后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一方面PPI连续16个月下降,另一方面CPI又环比上涨0.6个百分点,但人们可以从投资、进出口、消费支出、用电增长率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中得到的初步印象,那就是：在美欧日等经济体挣扎走出衰退危机时,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向由指导思想、战略选择和政策搭配失当等混合因素形成的经济下滑通道.这个下滑通道是一个国民财富损失的通道,是一个可能使方方面面矛盾激化的通道,当然,也有可能是使十八大经济开局给人留下不甚成功印象的通道.所以,我个人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较为悲观,希望能调整形势判断,把重新确定政策组合、改善宏观调控、遏止经济下滑当成当前的首要工作任务.
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也很难将年经济增速提高至3%以上,因此,它们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朝思暮想的议题就是如何能让GDP额外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和中国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反,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几乎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使GDP年度增速达9%以上,这种经济奇迹也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中国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过热,而不会发生趋冷的问题.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最大的问题是投资过旺、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保难题,因此我们就要从遏制投资、鼓励消费、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并在货币环境上保持一个微紧的态势以促使结构性改革在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内生性积极作用,总之上述这些就是新一届政府的基本判断和政策思路,这种判断和对策思路从逻辑上说无懈可击,但能否经受经济运行实践的检验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情景假设：假设1,如果外需不能依靠,即出口这驾马车已不能指望怎么办?假设2,国内消费需求始终不温不火,根本无力担当三驾马车中的主力角色?假设3,我们过去始终在压制地方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如果在某个时刻,即使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没有了投资热情怎么办?
上述三种情形,目前已出现至少两种,如果三种情形都出现了,中国经济就会彻底失速.从中国经济总量上说,每年年度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我们就会损失5000多亿的社会财富.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之所以保持了执政下的超稳定社会政治结构,经济高增长大幅提升了国民福祉是根本原因.如果经济年度增速出现低于7%的情况,人们就会觉得生活大不如前,方方面面的矛盾都会激化,国家经济管理就会遇到许多新的难题.
当然,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肯定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这样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即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调结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从中国经济运行经验看,调结构不能指望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靠微观自调节机制产生存量变动现象去自动实现,一般情况下,要靠增量调节来解决,因此,调结构的最佳宏观政策环境是货币政策定向宽松,财税政策定向积极.具体说就是货币政策对那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货币信贷需求给予特殊支持；财政税收政策对体现结构调整的行业、产业和企业给予财政资源倾斜和税收优惠.
中国经济存量的最突出问题是过剩产能的处理利用问题,一般情况下,过剩产能可分为“结构性过剩产能”和“周期性过剩产能”,前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过剩产能,后者是由短期政策变化和需缩导致的过剩产能.显然,在对结构性过剩产能采取存量压缩的前提下,对周期性过剩产能应当采取补救性利用方案,例如对房地产打压背景下的钢材水泥建材等行业的周期性过剩产能可采取大力支持保障房、廉租房、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政策措施进行替代性利用.产能过剩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环境和生态破坏的主要责任也应由地方政府承担,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多年来科学发展的精神得不到落实?中国是个遍地官迷的国家,是一个不把货币当成一般等价物而仅把行政级别当成一般等价物的国家,因此,凡事只要不和“乌纱帽机制”挂起钩来,就不能得到解决.本届政府应当将干部考评升迁制度与经济增长质量与环保等指标挂起钩来,将之制度化、机制化,这样地方政府的行为就会容易矫正得多.
中国是一个爱的国家,统计数字掺水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各地方GDP增长数字掺水率可达30%,如果这种判断大体准确,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GDP年增长7%时,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5%左右,所以,在有利于调结构和提升增长质量的前提下,经济增速能高则高些才是最佳政策着眼点.
为扭转经济下滑趋势,眼下宏观经济政策亟待调整,考虑到2008年4万亿计划曾遭到诸多非议,财政政策可不采取大动作,暂根据情况恰当进行税收优惠部署例如对小微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科技企业实施减免税待遇等,调整的重点是货币政策.
首先是货币调节方向要修正,2013年年初制定M2增长13%与2012年比较实质是宣告货币紧缩——尽管名义上说同上年一样,仍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若干年来美欧日都在定量宽松,我们也犯不着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我敢断言：即使什么实际动作都不采取,只要银行宣布“将稳健货币政策改变为定向宽松政策”,股票市场、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部门的信心将会立马得到提升并连带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
其次是银行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如果觉得全部取消有困难,可以先放开对农发行等三个政策性银行、主营业务比重达70%以上的涉农信贷机构、小微金融服务业务占比达50%左右的银行等类机构的规模管理,让这些机构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可贷资金能力自行决定年度放贷数额,取消这类机构的贷款指标控制也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定向宽松”的具体内容.
再次,适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眼下20%的存款准备金率太高,央行仅这一项货币控制量就达21万多亿,这么多钱锁在央行抽屉里不进入流通、3.4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大都在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援发达国家经济建设,而实体经济中的“三农”领域、民营科技及小微企业存在严重的资金可得性问题,许多企业要靠借过日子,我国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如此之低、金融体系管理能力如此之差,这实在让人痛心不已.存款准备金率每下降0.5个百分点就会有5000多亿货币进入流通,由此可见降存准率是解决银行钱荒的根本之道.从理论上说,银行是银行的银行就是为商业银行服务的,我们的央行为什么不能在满足商业银行合理需求方面做点实际工作呢?
最后,我重申一下本人上述建议的合理性.从上世纪的历次金融危机到2008年度全球金融海啸,各个危机卷入国家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凝结到一点：都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本世纪金融业比重在各国经济中占比很大的经济结构背景下,货币政策似乎更具决定性意义.有人可能会担心：中国M2/GDP至2012年年底已达1.88,至6月底M2总量已达105.45万亿元,还要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会不会造成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高通货膨胀?我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印度、巴西M2/GDP比中国低很多,但CPI水准却是中国的两倍以上,香港M2/GDP一直远高于内地但物价一直很稳定,所以,我们不必为M2总量世界第一发愁,货币政策当紧则紧,当松则松,一切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需要为前提.PPI连续16个月下跌实际就是通货紧缩的前兆,而CPI短期微升通常是气候原因导致的短期供给波动所致.从长远看,中国应当关注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特别是农业和制造业基本面的发展态势,货币金融财政税收,举凡这些工具都应当为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服务,如果实体经济运行出现明显困难又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不是我们的政策工具运用不当就是这些工具运用人的能力不行,二者必居其一.我对决策层的个人能力深信不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调整形势判断和下决心调控工具组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