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茱莉亚·普热塔凯维奇（JuliaPrzetakiewicz）的履历令人羡慕：她拥有一所英国知名大学的硕士学位,有着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曾在五个国家暂居,并掌握四门语言.不幸的是,她在香港找工作时因普通话受限,而香港一向以对外籍人士持开放态度而著称.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贸易和金融枢纽城市,长期以来吸引了很多寻求机遇的欧美人士.两地的现代基础设施、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医疗体制,以及对讲英语的工作者持有的开放态度,使得它们长期以来备受外籍人士的青睐,全球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很多西方人对本国的动荡局势深感失望,转而投身亚洲寻找机会.
倒退5年,来到香港、新加坡甚至是上海寻求机遇的、有工作经验的外籍人士,都有很大机会找到一份白领工作.但现在很多人发现找工作越来越难了.这一切归咎于用工成本压力、优先聘用本地有资质的人员,以及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转换.
普热塔凯维奇说：“2009年我来香港的时候,找工作是相当容易的.”当时,她谋求到一个商业领袖论坛的经理职位,该论坛旨在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现在,仅仅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问题是不够的,事实上,每个人都被要求说普通话.”
今年年初,她决心在香港找一份新工作,但是经历了几次工作面试后,拥有波兰和加拿大国籍的普热塔凯维奇最终决定离开香港,另寻出路.普热塔凯维奇的遭遇并非孤例.事实上,很多西方人发现,尽管很多行业拥有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亚洲的就业市场已不如往日那样欢迎西方人了.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初来亚洲的外籍人士也不可能轻易获得一份工作,除非他们有着极受欢迎的工作技能.
哈德逊（Hudson）招聘公司驻新加坡办事处的执行总经理安德鲁·汤姆琪（AndrewTomich）表示,该公司处理的招聘要求中近60%都要求普通话,而在5年前,这一比率仅为30%；作为通往中国内地的跳板,香港要求讲普通话或广东话的工作所占比例也已飙升至80%.
专注白领工作招聘的瀚纳仕（Hays）在亚洲地区的运营主管克里斯汀·赖特（ChristineWright）称,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瀚纳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中,外籍人士仅获得5%,而一年前该比率为11%.
在成本方面,雇佣外籍人士意味着成本上升——需要支付额外的安家费,或是子女的入学费.此外,很多公司也日益渴望雇佣那些不会短时间内就离开的员工.大量去国外工作或学习的亚裔年轻人现在回国了,他们热诚、掌握多语种,拥有海外经历和教育——他们极其符合雇主的要求.
在过去的20年间,很多发展中的亚洲地区已经从蓝领制造业基地发展成汽车及工业设备等消费品的生产地.这一转变促成了公司与当地消费者、供应商及商业合作伙伴间直接互动的更大需求.在同一时期,各公司与区域内部的国家——经常涉及中国——而不是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更为密切,这些转变大大刺激了对有着当地语言技能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需求.10年前,跨国公司派遣外籍人士到亚洲工作,安排翻译员帮助他们与当地人交流是可行的,而且是相当常见的,现在这种方法不再可行.
最终,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改变了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经营方式.经济学人企业网络（EconomistCorporateNetwork）最近的一次报道显示,很多公司曾经将亚洲与香港、新加坡割裂开来,将亚洲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单位.而现在,他们逐渐开始将亚太地区管理单位划分成更小、更易管理的模块进行经营,尤其是中国市场,已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需要一个独立的管理团队.这一结构演变增加了某些特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职位数量,使了解当地文化和语言变得更为重要.
汤姆琪表示,招聘需求的转变可从“职业角色类型”中直接感受出来,比如,当今一个驻新加坡的工程师可能要和中国的供应商直接沟通——而这在10年前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具体的招聘需求因行业和工作而不同,并非所有岗位和雇主都对语言技能或多年的亚洲工作背景有要求.
一位被巴黎的法国银行解除交易商职位的法国人,在2012年10月来到了香港,他说：“几乎所有工作都标明‘要求普通话’,有时也要求广东话.”他在奢侈品零售行业工作的妻子有着相似的经历：参加了很多面试,但是因为缺乏与中国消费者沟通所需的语言技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工作机会.
这位法国人很难找到身份认同,就像很多外国人一样,他在香港只有一张旅游签证,是不允许他在这个城市工作的.他无奈地说：“我们来这儿是因为觉得这里的市场就业会比欧洲容易,周围到处都是工作；可惜他们只招中国人.”
汤姆琪表示：“欧美人在亚洲的就业前景也并非一片黯淡,也有很多工作机会——只是他们可能要灵活选择行业和职位,收入方面也得降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