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在“牢不可破”时期,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通话,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条变成了死线,再无人使用.
1969年3月21日晚8时,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对方问道.
“是啊!请问您找谁?”话务员反问道.
对方说：“请接主席的,我要同他通话.”
话务员感到奇怪：竟然要找我们的伟大领袖,遂问道：“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方答道.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每天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柯西金,当即以严厉的言辞斥责道：“你是修正主义者,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讲话,我不给你接.”
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这话火气更大,大声向柯西金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你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嗦的!”说完,“啪”的一声,挂断了.
康生当时还表扬话务员,说是政治觉悟高.周恩来后来得知此事,批评话务员无组织纪律,不报告擅自拒绝通话是错误的.
那时的苏联领导人,在对与中国交战的问题上分成“鹰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同中国立即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他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重要敌人是美国,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又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向中国开战,势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柯西金的要求下,经勃列日涅夫同意,才出现了刚开始的那段对话内容.
正是由于这个,柯西金转变成了主战派.苏联领导层一致决定,发动一场毁灭中国核基地的大规模的核战争.
无巧不成书.3月22日零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叶里扎维金紧急约见外交部有关人员,而此时叶还不知道柯西金已经遭到拒绝.
叶说：“我受柯西金同志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同进行联系,是否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用同周恩来同志谈话.”
外交部人员当即表示,将立即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我们两党是没有关系了,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不能拒绝联系.”接着,他又说,“我们本不愿意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我们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随后,由乔冠华和李连庆当场起草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总理在报告和备忘录上批上“即准备谈判”几个字,并让秘书通知当时在礼宾室工作的王海容,马上送给审阅.
不一会,批示同意.
乔、李二人回到外交部已经天亮.李连庆立即通知苏联叶里扎维金来外交部,当面向他宣读了备忘录：“从目前的中苏关系来说,通过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就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这样,尽管当时中苏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没有立即停止,但是部分外交人员的挽救工作和周总理的英明决策,促成了以后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谈,从而避免了中苏间的一场战争.
摘自《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