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直接影响并推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和演进.
关 键 词：丛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到底应该从何时开始,一直有争议,从晚清、1922年、1949年或者别的什么时候.也许以一些事件作为时间的起始点具备的意义仅仅为了方便,因为任何事物的开始一定都有一个朦胧的萌芽期.但一度很流行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指称的这一学科的特征,确实将之与古典文学区分开来,并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血肉相连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伴随着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而从那时开始,这便是个长期困扰着作家、批评家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到底在哪里?历史终究是历史,任谁也无法改写.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直接影响并推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既年轻又不年轻的学科的发展和演进.从创刊到今天,三十五年来的蹒跚曲折,几乎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过的路的一个缩影.
《丛刊》创办的初衷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阵地,以利交流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强调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1}《丛刊》同仁们的问题意识清晰明确,不仅指出了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与研究任务,而且明确提出了刊物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份单科性的学术刊物,《丛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注重本门学科的评论工作,把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的探讨放在重要的位置.”{2}《丛刊》的历任主编：第一任王瑶；第二任樊骏；第三任吴福辉、钱理群；第四任吴福辉、温儒敏；第五任吴义勤、温儒敏,无论几次濒于“心肌梗塞”（王瑶语）,始终秉承丛刊的“持重”“拓荒,创新”{3}的刊物理念,引领着一个学科从偏狭隘的格局走向开放的局面.
《丛刊》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大力地促进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理论的反思、调整和建设；推进热点问题的研究和开展；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建立起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首先是理论的反思、调整并付诸研究实践.《丛刊》可贵之处之一是反思与建设并行.既有对过去学界以及《丛刊》阶段性的及时反思,又有对未来研究任务的前瞻性预期.如前十年有王瑶的《蹒跚十年》、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第二个十年樊骏的《〈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下）》等.第一任主编王瑶在回顾《丛刊》十年的总结中动情地写道：“十年来,它经历了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由窒息到复苏、由重新评价历史现象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对新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追求与探索、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创新等,可以说它是反映了这一学科在新时期的前进步伐的.”{4}由于被称为“第二革命史”的现代文学与中国特殊时期社会现实的紧密关联,建国后学界长期笼罩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氛围,以相对单一的标准剪切芜杂的文学生态,自觉或不自觉地遮蔽了原本多样的现代文学创作局面.《丛刊》以所开设栏目与择取的论文的方式,对这一倾向做了反思和调整.提倡并鼓励更多自由的研究角度：无论是社会历史分析还是审美分析,力图更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而“研究述评”“书评”栏目的设置,则是《丛刊》始终把握学科发展动向、梳理研究内在脉络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推进热点问题的研究和开展.随着学界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范式的一阵阵浪潮的相互影响,《丛刊》见证了一阵阵的热点,从开始出现到最后衰退.吊诡的是,原先的挣脱意识形态回到文学本身,但现实社会渗透在文学中,文学研究也曾强有力地影响着现实,吴福辉便指出：“在当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每一重要突破,其最终结果都指向了某种现实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5}之后对
“文学周边”如出版、编辑、期刊、报纸副刊、稿费制度、大学文学教育、跨学科角度等的剖析研究,地域研究、叙事学、阐释学、文化研究、性别视角、跨媒介研究等新观点、新视角不断进入,现代文学的生态历史、发展历程得以更清晰的呈现.而每一个热点的背后,都代表着至少一种认识文学史的观念或文学评价标准的流行.樊骏便认为：“回顾过去的忽略和迷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如今对于这些课题所做的认真思考和系统探索,逐步形成一个个新的热点,都是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6}比如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以及1988年由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提出的“重写文学史”,还有诸如沈从文、钱钟书、萧红和张爱玲的成为研究热点.
再次是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史料与研究并进是学术研究的理想状态,虽然这种状态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尚且不易,但对于一个以支撑学科建设为己任的刊物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特别是处于中国特殊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这里更意味着原先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概念）.因为隶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文学馆,可以说《丛刊》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文学馆的作家手稿、作品版本、作家个人捐赠等,不但为人们展现了鲜活的历史记忆,还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根据需要或计划随时增设的有关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思潮、社团资料的栏目,则充分体现出来刊物的史料与研究并行宗旨.而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建立了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交流平台,如关注境外、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只是指现代汉族文学,且是主流的文学.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丛刊》明显鼓励扩大这个汉族精英圈,以《丛刊》为平台,搭建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华人现代文学研究平台,并通过研讨会、访问的方式创造交流机会,拿来或输出相关的研究者咨询.并且丛刊所提倡虽未一直贯彻下来的“争鸣”,其倡导的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毕竟也激起过思想的浪花,使学科充满思辨&# 30340;活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丛刊》的困境.《丛刊》从最初的季刊创刊号3万册印数,1989年的2750册,到1999年只剩下1400册印数.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让刚从意识形态的卷裹中挣脱出来的现代文学,又马上落入了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不再强烈地彼此影响也意味着不再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趋势从1980年代的之后,几乎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现代文学经历了“边缘化”“古典化”“书斋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正式成了学院里的人们的事儿.
2005年,《丛刊》改成双月刊,2011年改成月刊.在2011年调整的目标中明确指出,一是扩大了容量,而是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因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
“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和研究的深入.{7}也许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始终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研究与市场需求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扩招之后,现代文学学科队伍明显扩大,相应地研究成果数量急剧上涨,也可以说观点和思想的交流速度和覆盖面加大；另一方面,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活跃与繁荣,是从主动争取市场还是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也许应该留给历史来评判.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这又是一次生动的体现.
对一份凝聚着大部分现代文学学者心血和期冀的刊物来说,在原有的学科历史框架（如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问题）有所松动之后,是否也应随着时局而做出相应调整,如何调整,显然也是个复杂的问题.{8}
{1}{2}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第1页,第14页.
{3}唐：《祝贺与希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4}王瑶：《蹒跚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第23页.
{5}吴福辉、邵宁宁：《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27页.
{6}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第279页.
{7}吴义勤、温儒敏：《改版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第1页.
{8}如丁帆便提出了关于“扩容”“方法”“争鸣”问题.丁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几点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第7―9页.
作者：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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