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精确”

中国人比较擅长那些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东西,从孔、孟、老、庄那时就是这样,而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科学试验了.

中国人经常嘲笑欧美的主妇人“笨”,因为她们每次做饭都要用天平来仔细称量盐、糖和其他佐料,而中国人,不论是高级厨师,还是普通农妇,则很随意地用勺子加肉眼就能解决.其实这不是笨巧之分,而是蕴含着一个是否追求“精确”的问题.
中国人的忽视精确,一直为西方人所诟病,美国作家斯密斯早在1894年出的一本书《中国人的德行》里,就谈到了中国人“忽视精确”的毛病.他曾在中国生活了22年,是个“中国通”.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在中国问路程,有人说七八里,有人说五六里,不知哪个更准确,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问年龄,他会说快三十了,五十多了,七八十了.你到底没弄清他的准确年龄,“在中国,很难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问时间.他会说是一袋烟工夫、一顿饭工夫,究竟折合多少分钟,你就猜去吧.
当然,中国人自己对此也有反省,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就对中国人最爱用的差不多、大概其、估约莫几个词深恶痛绝,为此他写了一篇《差不多先生传》,风靡一时.可毕竟是积重难返,靠一两篇文章根本不可能改变国人“忽视精确”的弊端.
原来以中国为师的日本,早先也是忽视精确的,后来转向师法欧美,便开始追求精确了――你看日本生产的电器、汽车,不仅各项指标十分精确,外观也非常精致.就连日常生活,他们也很追求精确.一个中国留学生给日本餐馆打工,老板要求他每个盘子刷七遍,他却以中国人的习惯思路来行事,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就偷工减料.老板发现后就把他辞退了.他还牢骚满腹：刷七遍与刷三遍四遍有什么区别,我还给你节省水了呢！
斯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化学分子式的教育.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确性的.”中国人比较擅长那些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东西,从孔、孟、老、庄那时就是这样,而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科学试验了.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密的数学基础上的,所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靠计算起家的科学巨匠不可能诞生在中国,以精确、权威的数字为支撑的诺贝尔科学奖也很难花落中国.
当然,近年来国人在追求精确性上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今,媒体上每天都在发布各种统计数字,每个基层干部都能说出一大串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数字,各个单位的总结报告都被一大堆数字所充斥.即便是灾难统计,也由过去的“损失惨重,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模糊说法,变成了现在的精确到每一个具体人.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每天滚动公布最新的遇难者和失踪者数字.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也是追求“精确”的结果,时间的衔接、场次的安排、音乐光电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而被张艺谋称为“最大遗憾”的事即舞蹈家刘岩在彩排时被摔成高位截瘫.就是相互配合得不够精确所致,本来该接她的另一个平台车晚到了一秒钟,这就追成了悲剧的发生,使她至今还坐在轮椅上.
最不幸的是,我们在追求精确的同时,“伪精确”也应运而生.当人们刚开始有了数字概念,就又有人在统计的数字上大量、掺水,欺上瞒下,最形象的说法就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个事情仿佛也早被斯密斯料到了,他在书中说：“首先,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纪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上当,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提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这倒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我们在追求精确方面进步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