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发生在世界最美海滩的悲剧
兰佩杜萨就像是从意大利西西里掉落的一块岛屿,从地理位置上它更接近非洲大陆.这里仿佛一个移民检查站,各种各样的人群都簇拥在一起——疲惫不堪的旅者、不名一文的穷人、逃离故土的难民,以及绝望无助、遭遇风浪的水手——都来到兰佩杜萨,寻求自由.
在该岛崎岖不平的南部海岸上,耸立着一具现代雕塑.一块竖起的石板上,雕琢了一扇门,它被庄严地称作是“通往欧洲的南大门”.炎炎夏日,这个坐落在晶莹剔透、湛蓝色海洋上的小岛就成了避暑胜地.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可从罗马来到此处.一些好事者将这里的一处海滩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之一.走过一条两侧长满百里香、马哲兰和茴香的崎岖长路,就能来到海边.鹰隼掠过头顶,飞过柔软的白色沙滩；海龟慢腾腾地爬上岸来产卵,海豚和鲸鱼也竞相在这里戏耍游玩.沙滩旁是一片海湾,四周环绕着悬崖峭壁,也就是在这个地方,10月3日晚,那艘破旧的渔船,满载着疲惫不堪的乘客,烧尽了燃料,就此停滞不前了.
正常情况下,他们也不期待能行驶这么远的距离.一般而言,意大利海岸警卫队会在海上追踪和拦截这些船只,将它们转移到城镇的一个小港口.这些船只通常也会通过卫星或短波无线电进行联系.本是一条习以为常的老路,这次却出了意外.没有人拨打,也没有人注意到雷达显示屏上闪动的一个标示着载有500多名乘客的渔船小点.渔船开始往山崖飘去,某人点燃了一张毛毯,想要呼救,希望岸上的人能够看到光亮.船上的乘客早已疲惫不堪、心神不宁,他们已经如此接近心中的“自由天堂”,可突然窜起的火苗令他们集体惊慌,不约而同地朝船的另一侧躲避.船体摇晃起来,失去平衡,最终倾翻在海里,368名非洲人溺水而亡.
善良的岛民
兰佩杜萨的市长茱茜·尼科利尼正要赶往罗马,和总理面谈这次难民溺亡事件.她浑身弥漫着烟草的味道,充满了紧张和焦虑,神情中流露出不被倾听的沮丧.她说：“过去15年来,我们每周都在接受难民.他们本身没有犯错,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意大利政府对沉船事件冷漠的反应令尼科利尼异常愤怒.“提供400具棺木又有何用?”她说,“如今,如何安置幸存者才更重要.我们的泪水,不只是为死者,更是为生者而流.”
兰佩杜萨岛人和逃到这里的难民之间保持着一种令人称奇的关系.居民们真正关心这些难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祝愿他们过得更好.兰佩杜萨人是一群心地善良的少见的欧洲人.面对死去的难民,如此多的尸体,当地人自发把他们打捞上来,把这些无名无姓、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埋在自己先辈的坟墓旁,为他们树起一个个标着数字的十字架,旁边有鲜花作伴.
无辜的难民
然而,这并不是意大利所能理解的情感.当那些幸存者被带上海岸并登记完名字之后,他们被汽车运往城郊的一个难民营.营地在一条狭窄的山谷里,有几栋两层高的宿舍,一幢行政楼,周围竖立着铁丝网.佩戴和警棍的意大利士兵看守着大门,防暴负责巡逻工作.每一间宿舍里都拥挤不堪,床位之间几乎难以插脚；整个空间散发着垃圾和汗臭的气味；没有食堂,难民们都蹲在地上或坐在床上吃饭；平均100个女性共用一个厕所.
营地没有下水道,也没有自来水,只有运输车每天从海水净化厂运来的有限淡水.这儿的设施本来只是为200名难民、居住时间不超过48小时的情况设计的,而现在有超过700人居住在此处,很多人已经滞留了一个多月.
被困在此处的非洲人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却只能漫无目的地等待.这是我所见过的组织最为腐败、管理最为糟糕的难民营,条件甚至不及叙利亚人在约旦、苏丹人在乍得,或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北部的难民营.
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一群来自厄立特里亚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此时也身在这个营地,他们无所事事地在宿舍床上躺着,玩打火机、抽烟卷儿,向我讲述他们如何来到这里.一个叫纳特尼尔·海勒的青年仔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是一个秀气、英俊的男孩,一脸灿烂的笑容,英语说得还算可以.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海勒是为了逃离军队,才离开祖国.
根据厄立特里亚政府的政策,所有15岁到50岁的男性都必须应征入伍.一个人可能会终其一生穿着军装,等待一场战争或一次政变,每月只有不到20美元的薪水.入伍五年后,海勒从部队逃跑,穿过国境线,进入苏丹,一路靠打工养活自己,最后逃到了新成立的南苏丹共和国首都朱巴,在那里做了两年的劳力.后来,他向贩支付了一笔费用,让他们带自己穿越撒哈拉,辗转来到利比亚境内.几经周折,他终于登上了一艘通往兰佩杜萨的渔船,船却不幸沉没了——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从家乡到此处,海勒花了四年时间,六千美元,别的幸存者也证实了这个数字.
海勒想成为一位土木工程师,想要到挪威或瑞典实现自己的梦想.提及自己的理想时,他腼腆地笑了,流露出羞赧和乐观的神情,就像是向外人吐露了自己暗恋女孩的名字.瑞典接纳了很多逃离兵役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但是想要到瑞典,就必须申请政治避难.挪威是营地里最受欢迎的国家,很多非洲人都把其当作是一个充满自由、机遇和安全的国度.一些人也提到了英国,也许因为他们会讲英语,也可能是出于对我这个英国记者的礼貌.
这些旅程的危险程度要远远超过攀登山峰或者极地探险.踏上这些旅程的是一些世界上最贫困的人们.他们背井离乡,辞别了自己的故土和家人,知道很可能一去不返,此生再也不会相见.父母们省吃俭用,将孩子送往他乡,心知肚明可能从此再也不会得到儿女的半点消息.
冷漠的欧洲人
几年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可以直接将难民船拖回的黎波里.这项极不道德的协议没有引起任何一个欧洲人的异议.沉船事件后,有着右翼政治倾向、因通过立法确保意大利政府高官享受司法豁免权而“名声大扬”的内政部长安杰利诺·阿尔法诺主张为这桩悲剧举办国葬,葬礼的举行地点正是他的家乡和选区,其政治目的昭然纸上.他甚至不允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死者的家属和朋友参加葬礼,也不允许将他们的棺木运输过来.与之对比,他倒是邀请了厄立特里亚的政府官员前来.于是,这场闹剧般的葬礼上既没有死者也没有哀悼者,只不过为一个个政客提供了上镜的场合,也隐喻了整个欧洲地区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非洲邻居之间的关系.兰佩杜萨的居民对此深感羞愧和不安.在这片崎岖不平的小岛上,他们与幸存者以及那些寻求政治庇护的人自行为死者举行了追悼仪式,为每一个溺亡的人栽种了一棵小树.被救者和拯救人
穆罕默德依然处于愤怒之中.他那厄立特里亚人特有的清秀面孔因悲伤、震惊和愤怒拧成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愁容.他向我讲述了那天晚上海湾中发生的一切.他的英语断断续续,但是表达清晰,他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翻译.
“当所有的人都转移到船的一侧时,整艘船很快就沉没了.”他说,“新闻上讲,我们故意点燃了渔船,这是不对的.人们从船上跌落下来,滑到水里.他们紧抓着彼此的身体,抱着别人的腿,踩在别人身上,我不得不把人群推开.情景非常恐怖,到处都是哭喊的声音.”他停了下来,沉默中仿佛又听到了那可怕的嘈杂.“整整五个小时,海里到处是哭喊声、尖叫声；整整五个小时,我们游啊游啊,父母在水中举起自己的孩子直到再也支撑不住,虽然能看到远处的灯光,可是没人前来救助.水很冷,我们全身都麻木了.人们在黑暗中说, ‘我再也坚持不住了,请告诉我的家人.’然后将村庄的名字告诉了我.你知道连续游五个小时有多么困难吗?几乎无休无止,如果坚持不了,便会淹死在水里.其间,来了一艘船,接着又来了两艘,尽管看到了我们,但却都漠然离开了.一艘船就从我们旁边驶过,径直离去.什么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穆罕默德顿了顿,注视着我,仿佛在等待我的答复.那些船只的身份至今不明,灾难的整个过程里,没有人向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打或发紧急求救信息.最终,一个兰佩杜萨渔民将穆罕默德从水中救起.他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好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56岁的科斯坦蒂诺是兰佩杜萨的一位建筑工人.他拥有一艘游艇,那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他和几个朋友一起驾船到海上钓鱼,刚好与海岸警卫队同时到达出事海湾,发现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他一共拯救了12位幸存者.“我发现一个女孩儿的尸体,突然看到她的手在动.她的身上全是柴油,由于特别滑,几乎很难把她拉到船上等我用清水清洗了她的面部,她还活着,是那天最后一条被挽救的生命.”
科斯坦蒂诺被这个女孩儿的遭遇深深触动.他到医院里探望她,得悉她的名字叫琳姆.他给了她一些钱和一部手机,并通知她的父母她还活着.由于肺部损伤,琳姆被转移到了西西里的一家医院,可在那里她偷偷溜走了,消失在离散于欧洲大陆的难民群中.消失前,她曾请求科斯坦蒂诺帮她最后一个忙.她的朋友,一个与她一起流亡的女孩儿,不幸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她请求科斯坦蒂诺确认,哀悼仪式不会遗漏这个女孩儿的名字.科斯坦蒂诺将那棵纪念这个女孩儿的树上的数字拿了下来,换成了她的名字：西格琳达.
此时,科斯坦蒂诺和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起,两个人都沉浸在那天夜晚难以解脱的恐惧,和无法释怀的悲伤之中——一具具尸体漂浮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旁.科斯坦蒂诺非常后悔,他说：“那天我们本约好六点半去钓鱼,但是我迟到了,直到七点半才到达钓鱼的地方.我不断地想,如果我那天按时出发,能多拯救多少条生命啊!”
兰佩杜萨人之所以如此善良,关爱这些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份善心,更是因为兰佩杜萨人认识这些可怜的人,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当作难以解决的问题,看作是侵扰我们边境的瘟疫,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他们的面孔.如果这些可怜的人敲响我们的大门,哀求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也会坚定的认为,他们理应得到保护,理应有机会成为医生、工程师、护士、记者.但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因为我们选择背对他们转身离去,我们才会对此不闻不问,认为虽然这一切很悲伤,但却不是属于我们的悲伤.
[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